前言

    三十年前位於新竹縣尖石鄉的秀巒村裡，住著一群泰雅族人。他們的經濟、民生、教育、宗教信仰，有什麼樣的特殊性？他們的生活被理解過嗎？他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影響了他們生活的哪些面向？這彷若一個陌生的國度，讓我們跟隨古蒙仁的腳步，穿越時空，進入一個未曾探訪的場域與之對話。

一、三十年前的樣貌

    〈黑色的部落―­―秀巒山村透視〉根據《黑色的部落》一書上載，本文刊登於1977年3月23日到5月4日的《中國時報》海外版。又該文顯示，「離開秀巒村將近四個月了」[1]，推測寫作完稿的時間點，可能是1976下半年深入秀巒山村，而後在1977年左右定稿。離2007年的今日，已是三十年前的樣貌了。

二、用推測定位

  「秀巒村位於新竹縣尖石鄉的荒山中，可以說是一個與世遠離的半原始部落」[2]在閱讀〈黑色的部落―­―秀巒山村透視〉文本的時候，筆者看見古蒙仁深入一個我們不曾探訪的地點，為我們描繪了當年的情景。我想像起那民國前二年，李棟山的殺戮事件、泰雅人困苦的生活、落後破敗的屋舍、狩獵的天敵狗熊、香菇所帶來的新經濟、學童的學習情形、兒童嘹亮的歌聲等等，還有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的生活切面。

    報導文學的書寫是希望透過文學的眼和新聞的筆，寫出許多不為人知的面向。但是面對我們所無法觸及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時候，我們很難不用自己的觀點去詮釋我們所描述的對象。

    實際上，我們怎可真正理解他人的生活？我們往往會用自我意識去為對方選擇一個位子，就此定位貼標籤，然後認定別人就是這樣。當然，也並不全然不能用客觀的角度去寫作，但是在看到我們難以理解的生活樣態，像是文本中原住民嗜酒如命，經濟不佳的時候，我們用什麼觀點論述？筆者猜測，原住民生活的困苦，用酒買醉是麻痺自己可能是原因之一。也或者有些長者漫不經心做禮拜，這樣的儀式不一定存有什麼宗教意義，可能是變相的朋友聚會。又或者學童的課業表現不像都市孩子那麼聰明伶俐，可能是學習環境和刺激不同，因而造成的差異。總總的猜測與想像，都是以一個平地的眼光去書寫原住民的生活，因為不能真正明白那背後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在此論述，採取推測的角度，並適時加入身為平地人的我的看法。

三、文明的永夜？

    三十年前的山地物資，透過文本的敘述，大致上可以想見當時困苦的生活。山地的生活本來就不似平地，那麼容易耕種，原住民的更需要與天爭食。因為交通的重大影響，原住民採取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早期鮮少有金錢上的往來。大多倚靠自己的種植和打獵來維持生活。而後因為日據時代和西方宗教的涉入，原住民開始接受教育並且得到經濟上的援助。(這令筆者不僅感慨，和我們身在同一塊土地上的台灣人，在他困頓的年歲，所得到的幫助，不是台在於這一塊土地上的同胞的付出，而是挾帶西方宗教有意識傳播的神職人員。根據很多報導顯示，台灣仍然有些部落是外傳教士的據點。政大孫大川老師表示，當年就是跟一個法國神父學習甲骨文。這種用物資和教育取得原住民信任，並且傳播西方宗教的實例，比比皆是)

    漸式微的狩獵業和持續進行的山田燒墾的農業景觀，到後來種植出品質良好的香菇，都說明了從閉鎖式的經濟型態的轉型，加上道路的開通變成了開放的經濟樣貌，開始與外地的人接觸。

    關於狩獵，我們知道現在狩獵是一種違法的行為，令筆者想起田雅各所寫的〈最後的獵人〉。裡面談到平地人警察對原住民獵人的欺壓，這是歷史上確有的真實情形，用小說寫來，讓人不免為這些生活困苦卻又無能為力的原住民感到同情。

    回到文本討論，泰雅族人的生活困苦，古蒙仁指出和他們喜歡喝酒有關。其中從說道種植香菇帶來的新經濟，有如帶來的新希望。但是當香菇採收換取金錢之後，所面臨的仍舊是困苦的生活。「當他們第二天從小店的土階下醒來(筆者按：指的是喝酒喝的爛醉，睡在土階上)，口袋裏也空了。但他們並不覺得惋惜，屁股拍拍，又回去蹲著啃那又粗又硬的甘薯皮了。」[3]本文先前有談到，因為筆者未能真正了解原住民的思想背景，暫且用自我觀點詮釋之。

    假若這是他們所認定的人生觀的話，那麼經濟上的困乏，又怪得了誰？這也應該不很值得被同情吧！畢竟這樣他所選擇的生活。當然也可能，這樣的生活是他所願意承擔的，他當然也可以很不客氣地說：「我才不需要你的同情！」再次強調，筆者用的是推測和本位思考來論述古蒙仁的書寫。這當然不僅只用在文本討論，看待我們的真實人生也是一樣。

    有些人的生活流離，除了運氣不佳，天意、命定的些許因素之下，我們知道，我們的命運是掌握在自己手裡的。有些人天生積極，而有的則漫不禁心。有的人樂觀開朗，而有個則是怨天尤人。我想，命運固然有某些影響性，但筆者始終相信「路，是人自己走出來的」，不要放棄任何的可能和希望，雖然不一定飛黃騰達，但是我想也不至於流落到悲慘的境地。如果放棄了較為不匱乏的生活，可以看見「文明」的時刻嗎？是不是是自己把自己困在永夜裡，不得翻身？如果是，那別人又能幫上什麼忙呢？

四、走在部落與都市之間

    站在2007年的此刻，筆者看見三十年前的某個場景，串聯起我的某些生活片段，有一種時光錯置的感受。

    約莫是2002或2003年的某個盛夏(那時光久遠，印象已經很模糊了)，筆者與友人拜訪屏東縣某個鄉村，參與婚宴。猶記當日，和五六個原住民孩子談天。那些孩子不過是小學三年級左右，熱情的很，主動與筆者攀談，一點也不怕生。年齡僅有十歲的孩子，和我說起他們的生活。

    孩子告訴我怎麼樣種植鳳梨。孩子說他早上五點就要起床，然後要去田裡幫忙，忙完之後，要自己走路走個半個多小時候學校。我的腦海開始描繪起這些孩子小小的身影，在早晨起床，穿好衣服，走到農田，展開一天的生活。原住民孩子種田的模樣，和都市的孩子看電視打電動的形象對比，總覺得是兩樣的人生。 

    孩子水汪汪的大眼睛，特別是女孩子，看起來水靈極了，年紀小小的就可以看見都市孩子所沒有的特殊美。他們唱起歌，很清脆的嗓音，與生俱來的音質，可見上天的恩賜。很多事情筆者不曾經歷，僅能從書本或是別人的口中得知，這次卻是十歲大的孩子這樣告訴我。他說，他的哥哥是國中生，但是已經沒有唸書了，因為有小孩了，要賺錢養小孩。

    筆者想到，都市的國中生，不就是每天補習，然後在大人說「考上好學校，你就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的謊言之下，繼續用功讀書，考上好學校。事實上，等我們長大，我們必然明白，生活不可能越來越輕鬆，只會越來越辛苦，但是這就是真實的人生，我們不得不面對。而這些原住民孩子，不再接受教育，他們終其一生的生活，很可能就像他們告訴我的，大人愛喝酒，小孩生小孩，或是無能為力任由天災傷害他們辛苦的栽種。

    我常在想，像政大孫大川老師或是前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浦忠成老師，這樣有原住民背景的身分，在大學裡擔任教授的人究竟能有多少？教育到底是重要的，但是如果連基本的生活餵養都困乏的時候，那怎麼樣受教育？

    本文有談到「香菇，給秀巒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財富，也加重了泰雅人的嗜酒習性，使得這些血汗換來的代價在以夜之間狂飲而盡。」[4]又說「山地兒童的智力雖然較低」[5]筆者試著把這兩者連在一起，有沒有可能是因為飲酒的因素，讓家中的經濟陷入困境？如果這個推論是成立的話，那當然更沒有錢接受教育，因而喪失了受教育的機會。

   「山地兒童的智力雖然較低」這一句敘述，我試圖猜想作者看到的原住民學童的樣子。筆者想找用別的說法來詮釋。

    筆者認為，這應該是說「城鄉差距」讓學童所接觸的思考和刺激有所不同，造成了看似智力上的區別。而所謂的智力差別，應該是用同樣的標準來看同樣的學習，但是卻忽略了環境的差異。

    就拿筆者自己的教學經驗而言，台北市東區的孩子在同樣教材的學習上被灌輸的更多，以國語一科而言，就和台北市靠近三重地區的小學生的學習比較起來，題目上確實難上許多。同樣是在台北市，仍然有某些程度上的「城鄉差距」。筆者不是很認同古蒙仁將之說明為智力的高下，我認為這是在於學習的內容和環境的不同，因而引起的差異。

五、結語

    〈黑色的部落―­―秀巒山村透視〉一文，古蒙仁透過文字幫我們留下珍貴的文獻資料，讓我們可以了解三十年前，當時泰雅族人的生活樣貌，讓我們有機會探訪這陌生的國度。

    本文敘述連結了古蒙仁筆下的泰雅族人的生活、飲酒習性和學童教育，比對在筆者生活中所曾經對話過的原住民孩子，試圖想為一些問題找出答案。但是不可否認的，這些都不過是片段的拼接，就算在怎麼連綴，也都是屬於筆者個人的想像。對文本或是對生活的解讀，本來「讀者反應論」就是不盡相同，但是我們可以思考的是，在不同觀點詮釋出的想像和推測，能否有新的發現？或許等待哪天有契機真正觸及原住民的真實生活，與之對話，並能理解對方的思想背景，可能筆者有新的發現也說不定呢！

※參考文獻：

1.古蒙仁：《黑色的部落》(台北：時報文化，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