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從本書的「幾點說明」即表態：「《紀實與虛構》完全是一個虛構的東西。雖然它所用的材料全是紀實性的。」握有眾多史料出發的作品，文本裡透過身世的追尋，建構主人翁家族的血脈。根據〈王德威的序論：海派作家，又見傳人〉透露文本以兩個路向書寫：「在小說雙數章節虛構家史、神乎其技之際，單數章節卻是一步步的白描一個女作家在上海生長、寫作的細節。」

紀實與虛構之間、幻想與真實之間、歷史與記憶之間，能否有什麼樣的共通性？重建歷史的同時，所依恃的某些記憶片段，是否是真實的？假若有扭曲之嫌(不必然是故意的，而是記憶成為歷史的一部分，可能重新再生，成為新的歷史)，那麼記憶可信與否？選擇性的歷史與未能真切的記憶，構築了全文。

姓氏的存在，代表了家族的存有，確立的自身的定位，不再漂泊無依。「我」經由流動的記憶、漂浮的身世，從文獻中找尋自身的存在感。當「我」追尋身世的同時，也在拼湊記憶，然後化成她所希望的家族傳說。「我」從母系出發，回憶成長，另一方面，卻在父系的血統上，尋找那具有輝煌歷史、具有英雄姿態的祖先，血脈仍舊以父系歸結。這樣的溯源是為了確立什麼？紀實與虛構之間，到底有什麼關聯？又作者和讀者之間，各自扮演了什麼角色？王安憶在作品中娓娓道來。

一、遷徙與流動的身世

「我們在上海這城市裡，就像是個外來戶。」(頁39)「我」以遷徙的身分寄居在這個城市裡。「同志」的身分有了和他人的區分，人際關係在母親的規範下，不可與其他孩子任意嬉戲、在家講普通話，不同於他人用的上海話。「我」是孤獨的、「我」是「外來戶」、「我」是「同志」，我的身分是和別人不一樣的，我們彼此之間擁有距離。是否因為童年的人際關係封鎖反而更滋長了往外發展的衝動？眼看的他人的親屬關係，自家卻封閉沒有親屬往來。直到有一天，「老同學」的出現，赫然發現母親的「孤兒」身分。外婆的墳、外公的棄家，讓「我」不禁意關注起母親的過往。但「回顧往事，畢竟只是一種心情的需要，於我們的現實生活無關。」與「老同學」漸漸疏遠，然後又回到孤獨的狀態。「我」卻在「孤兒院」建築存在，走進母親的歷史裡。母親離開過上海，然後又回到上海。遷徙的過程裡，「我」沒看見母親帶走的過往。而「我」在上海，用片段為過去的母親建構出陳年往事，但這樣的身世是真實的嗎？

「我」和他人的關係，同樣是斷裂、拼湊，西瓜蟲、車前草的存有，伴隨著「我」和張先生的孫女、新搬來的男孩。然後「搬家」遷徙的反覆，人際關係不在那麼需要被經營，但是熟悉的空間就此消失，「我」和過往的自己割裂。身世是流動的，沒有固定的送別習俗，和他人不一樣的孤獨感始終存在。

二、溯源從母系出發

「沒有家族神話，我們都成了孤兒，悽悽惶惶，我們的生命的一頭隱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裏，另一頭隱在迷霧中。」(頁75)姓氏，代表著什麼樣的意義？那是來自於血統、宗族的標誌。「姓氏是標誌家族系統的稱號」(頁77)，沒有了姓氏，在世界上就失了依憑的存在感。幸好，我們還有姓氏。母親一直是家中體現與執行意志的主導者，「長期以來，我一直把母親作為我們家正宗傳代的代表，這其實已經說明了我的追根溯源走上了歧路，是在旁枝錯節上追溯，找的卻是人家的歷史。」(頁47)「我」找尋著母姓「茹」的根源。「我」以母系出發，另一方面，卻尋找男性的祖先，而非從父親之姓來追尋起源，從一開始就走錯了。因為我們以父姓為孩子的命名，而宗族的觀念是來自男性的權力彰顯，家族為男性所建立。

   「我」從「茹草」的波動壯觀，想像祖先的出現，漠北的柔然，成了「我」為家族神話的命名。「我」埋藏在史料中追尋「茹」的根源。我的家族必須具有英雄般的血統，神蹟式的出現，有了木骨閭、社崙、鐵木真的神奇故事。「我」編派了柔然、突厥、蒙古，到罪扁江南的路徑。許多人物不斷地叛變，而後奔走，游牧民族的遷徙不定和「我」的現實生活中的遷徙，流動的感受相似。親屬關係有一種穩定性，母親保有孤兒的習性，不喜歡拜訪親友，與人的關係缺乏穩定，漂泊無根，如同家族史的漂泊，像風中的茹草搖搖擺擺，不知歸向何處。

沒有姓氏，比沒有家族神話更孤獨。弄堂裡，一個文明戲女演員的孩子，沒有父親，「我」戲謔地嘲諷：「你爹呢？」(頁150)後來在小五的中介之下，彼此成了朋友，「父親」成了一個不可被提醒的符號。人與人的相處，需要姓名來稱呼，如果直呼暱稱，不需要姓氏，不倚靠根源行不行？有沒有無法表現這個人的真實存在？姓氏究竟是確定存在的標誌，還是不過是一個虛空的符號？「我是誰家的孩子呀！」(頁173)為這樣的問題解套。「我」必須確知自己的姓氏，繼續探訪根源。

歷史像一截截碎裂的記憶，拼接組合，連綴成一個故事。 

「我要帶你到茹家漊祖墳上去磕頭」(頁225)，「我」來到「茹家漊」，在某一個場域，那像是與生俱來的敏感，「在這一刻裏，我的瞳仁與我曾外祖母的終於合二而一，一百年的時光流逝而去」(頁247)可是「茹家漊」並非一處，第二處的尋訪，讓「我」發現了母親口中的「書香門第」的造假。「茹棻」的政治顯赫，不是自身先人所擁有的，那先前的感應不過是一種情境作用。「我對這家族所有的嚴密推理卻成了一場空：遷徙不存在了，狀元也不復存在了。」(頁253)。「我」一直不願意理會的「墮民」，反而和自身從事箍桶營生的曾外祖父茹繼生連結。

    面對這樣的真實，和最初所建構的英雄式的先祖形象差異甚大，「我」能否接受這樣的先人？還是將真實的故事再重新編派，給予美好的形象？「我」試圖為茹家說解為何會流傳出書香門第的理由。茹家仍然擁有不錯的家世背景，曾外祖父雖早先從事箍桶營生，但是後來自行開業，成了普安街上「茹生記」的老闆，並為兒子娶南方望族龐家的女兒為媳婦。「我外公娶的是南潯龐家的女兒，那天，陪嫁的箱籠擺了有半條普安街。」(頁299)接著，「我」思索家族在普安街的輝煌場面。

    記憶可不可信？還是我們只願意選擇好的來敘述？在無可追溯，沒有絕對答案的源頭，誰不想有好的家世背景，人之常情的念頭無可厚非。然而，這樣所追尋而得的先人事蹟，只是為了聊表自我的安慰？還是其實只是想要確立一個屬於自身家族的傳說，不再有漂泊孤獨之感。能夠大聲說，我是誰家的孩子嗎？假若，「我」真的想要編出家族故事，不就是希望確認自己的定位，讓人家相信，為何要使用「我想」、「我猜想」、「我將盡力去解決」的話語？不正告訴別人編派的事實嗎？事實上，「我」從尋根的追索，是為了消解自身的孤獨感的行動，用一個擁有家族神話的新身份看待自己，其實我並不孤獨。

三、想像與現實重合

    「時間只有當它過去了的時候，才會體現出來，因為它會留下痕跡」(頁36)「我」來到了「天祥里」，看到了樓房上所刻下的數字：「一九二五」，母親出生的年代、「一九二八」，外婆去世的年代。像是為自己的家族紀錄下某個光陰，有專屬的意義。「我」幻想與記憶的種種，一瞬間在此重逢。然而，故事並未止息，「我」依舊回憶過去母親所居住的「十三」號，母親說那是用二十根金條頂下來的。「我」繼續編織想像著，那段光陰裡，在這房子居住者的故事，發生，然後結束。

    母親記憶中的、「我」記憶母親記憶中的、「我」在古書上所見的、「我」在真實中所看見的、「我」願意選擇的和「我」所想像的許多片段，組合成家族的傳說。縱向上溯隋唐魏晉的遠古描繪家族傳說，橫向述說起「我」的生活，然後再拉出「我」的歷史。這樣故事的形成，具有什麼樣的意義？

「我」的書寫「往往是從已知的經驗出發，然後再走得略遠一些。一開始我們不敢太冒險，只敢超出那麼一點點。接著，我們越來越大膽了，渾身的好奇心和冒險心都被激動起來，我們是可走到天邊去了。」(頁260)書寫，是一種前行，無所畏懼。書寫來自某個生命層面的體認，就算是萍水相逢也可以透過文字變成永恆。從自我的抒發，到後來創造世界。「我」創造了某個相逢，「故事已進行大半，只差個結局，我差點就讓這次邂逅成為一段愛情。」(頁264)「我」決定了故事的安排，「我」為「等車」的景象編造了這樣的故事，滿足了人們某種程度的幻想。在可以想像的範圍裡，讓「等車」這常見的事件，變成故事。紀實和虛構之間，距離不一定遙遠，可以經由共通的經驗體會。

「童年往事是因為時間的距離，顯出了意義。」(頁267)。現在的我和過去的我之間，有這樣一段距離。幼年的記憶慢慢湧現，時光倒退，播放著片段的過往。沒有連續，有一點看不清楚，有一些搖晃的光影，帶著不真切，確曾在生命中留下痕跡。「這是事情的真實經過，而我為這緩慢的漸變的過程設計了一個絕妙的細節，這一細節我至今還很為之得意。」(頁268)。以一種陌生又熟悉的際遇，將成長的某個階段故事化。正如將記憶拆解，成為某段時光的重要影像，或許有改造，但是都是為了故事化的構成。

「我總是不斷地和過去的我發生情感的、哲學的、教育的關係。」(頁269)。「我」孤獨地在創作中體認「自我關係」和自我對話，甚至進行與讀者對話。「我」看中著自己的故事，所以將故事書寫完成，但是作者和讀者之間，僅能有的關係是「生產與消費」，「談話關係只是我們一廂情願。」(頁271)。對讀者來說，故事是故事而已，還有其他的意義？固然有些是作者的多慮，但當我「我」去信訪站聽別人的故事，「我」得到，大多數人的經驗都大同小異，於是「我為建設關係找尋到一條新出路，那就是概括化的道路。我將這些普遍的關係經驗加以提煉，經過概括，總結出一個規律，再用以人物與情節來作表述。」(頁273)。普遍的經驗是作者與讀者所共通的。

現實生活中的王安憶，故事中的「我」，也叫王安憶，讀者就此產生了混淆。作者在書前，交代了文本的虛構，解決了這個問題。(但近一步詢問，這樣的說辭，是真實還是虛構？)故事中，現實的「我」和故事中的「我」哪一個是真實的，虛構的或不會比真實的更真實？虛構的人生，有沒有可能讓自己認識另一個更不同的自己？「我」認為建設故事關係是在紙上「造房子」，但「她」卻認為是「拆房子」，其實「她就是我。」，所不同的是，「比如『拆房子那比喻』，就超越了我的認識，是比我更激進的。」(頁281)故事中的「我」在現實定位上是什麼？能否有特殊的意涵？王安憶所透露的思想，是紀實與虛構的錯置，紀實，很可能是虛構的；虛構，很可能是真實的，作者持續和自己對話，追求創作的藝術。

四、結語

    想像與現實的交會的時候，看得清哪一個是真實的嗎？我們或許很難分別出來。在家族傳說的建構，虛構不必然是，「我」的成長，真實不必然是嗎？那有什麼是可以確知的？我們只能探索真實與虛構之間的游移之處。虛構的語言已經滲透到我們的真實生活，語言是不穩定的，混亂著我們。因為後設小說的「現實」就是虛構的，我們可透過適當的閱讀過程來加以理解。讀者的想像在無限延伸之中，經由共通的經驗，對作者傳達的意念作了認識，而作者則繼續實驗，挖掘自身，探索自我，然後書寫故事。

 **圖片來自博客來網路書店**

參考資料：

1.      王安憶：《紀實與虛構》(台北：麥田，1996)

2.      《後設小說――自我意識的小說與實踐》

3.      《張愛玲的文學投影――臺、港、滬三地張派小說研究》，第六章〈上海續集〉

4.      黃錦樹：〈識形態的物質化――論王安憶《紀實與虛構》中的紀實與虛構〉《國文天地》13卷3期

5.      另兩份資料，待查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