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獲獎了，中影安息了〉(專題報導) (《幼獅文藝》，2006.4)

                                         採訪者：高淑芬（臺北市立教育大學中文系研究所學生）

早在李安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為國爭光之前，中影文化城悄悄歇業。二月底，沒有人知道，三月上旬，李安將以《斷背山》成為亞洲第一位獲頒奧斯卡的最佳導演。大家記得奧斯卡的光環，卻忘了李安來自台灣這一塊土地，以國片起家。面對衰退的國片市場，如果李安繼續留在台灣，能否有此榮譽？不可得知，倒是眼前的中影文化城，即將沒入歷史，已成事實。

走近中影文化城大門，佈滿灰塵的門上貼著公告，「文化城自九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整修內部，暫停營業，謝絕參觀。」中影文化城，就這樣輕輕告別了嗎？ 

          古早社會，這裡夠味    

進入中影文化城，就像走入時光隧道，帶領我們親近無法再現的古代生活。

中影文化城裡有許多古代建築，可以拍古裝戲劇。古城、員外住宅、酒家、民宅、店舖的設置，充滿懷古之情。偶爾有參觀民眾租借戲服，更加滿足古老生活的想像。除了有海報館與拍攝機器，能夠瞻仰過去輝煌的電影歷史，另外這些古老的建築，更是讓人想多看一眼。民眾三三兩兩而來，帶相機，為了自己跟中影文化城，留下最後的身影。

男子嘴裡念念有詞：「就要關了。」「以前多漂亮呀！」國中大的孩子睜著眼睛，看著爸爸的臉，不明白那是一個怎麼樣的歲月。也有老夫、老妻，牽著手，緩慢散步，回味往日情懷。還有高中學生，穿著可愛的短裙，粉嫩的彩妝與古樸的文化城建築物，形成強烈對比。在歲月的遞嬗裡，總有稚嫩的新生與年老的滄桑相映照。過去陳舊的飄忽記憶，往往只能迷糊感覺，輕柔得彷彿不曾存在。

翻開臺灣電影發展史可知，日據時期，電影是日本人的專利，沒有臺灣人插手的餘地。因此在初期，臺灣的電影發展是相當慢的。

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中影。一九五四年九月一日成立。由一九四七年成立的臺影(臺灣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據說臺影就是接收日本人遺留下的十九家戲院)，與農教(農業教育電視公司)合併。為國民黨政府所有。

          電影風味，政治考慮

一九五四年的《梅崗春回》是中影的第一部戲。一九五六年，歌仔戲沒落，臺語片取而代之。其中，《關山行》，這是港臺合作的第一部作品。政局穩定後，中影新任總經理龔弘提出了「健康寫實」的製作路線。李行一九六三年拍攝的《蚵女》，是臺灣第一部自力攝製的彩色寬螢幕劇情片，也是第一次獲亞洲影展大獎。評價、市場都受好評；帶動國語劇情片的製作水準，同時開拓了臺製國語影片的海外華人市場。《蚵女》屬政策性的「健康寫實」，對蚵民的貧苦生活交代不清楚，生活特色無法突顯，缺乏批判現實的勇氣。

政府為了達到宣政之功，運用電影是常見方法。反共電影，一直是政策電影中的一環。一九六○年代，有《還君明珠雙淚垂》(一九六○年)對匪區困苦的誇大想像。但是到了一九七○年，反共片有了新的革新，轉為間諜懸疑的商業題材，如《突破國際死亡線》(一九七三年)。而《皇天后土》(一九八一年)、《苦戀》(一九八二年)的反共素材處理，衝破了八股的藩籬，深植人心。

同時，一九七○年代，抗日電影與政策結合，激發愛國情操。《英烈千秋》(一九七四年)、《八百壯士》(一九七五年)，都訴說著對國家深厚的情感。

此外，關於「尋根與民族主義電影」，在此時慢慢出現。《源》(一九七九年)，敘述渡海來臺的開墾血淚史，彰顯出奮鬥與開拓勇往直前的精神。

鼓舞人心的勵志與教育電影題材，也是不會缺席的。一九六六年，《我女若蘭》敘述少女小兒麻痺，然而勇敢地面對人生；一九七七年《法網追蹤》，根據社會事件改編而成；適逢中美斷交，一九八四年《那一年我們去看雪》，用合歡山的雪景與國家的困境結合，以主人翁的作為，說明愛國情感。

既然要談到愛國，軍事訓練對青年的重要性，當然也是重要的宣傳方向。例如有：《黃埔軍魂》(一九七八年)、《成功嶺上》(一九七九年)。但是這一波熱潮，在八○年代末期便逐漸消退。

          新新電影，李安在列

八○年代，中影總經理明驥推動小成本的年輕導演電影，為新導演打下基礎，如侯孝賢《兒子的大玩偶》(一九八三年)、楊德昌《海灘的一天》(一九八三年)。中影在小野和吳念真策劃的「新電影」之中，侯孝賢、張毅、楊德昌等人脫穎而出。九○年代，中影又有一波「新新電影」，推出蔡明亮、李安、楊德昌、張艾嘉、林正盛等人的創作。蔡明亮有《青少年哪吒》(一九九二年，獲東京影展銅牌獎)、《愛情萬歲》(一九九四年，獲威尼斯影展金獅獎)；李安有《囍宴》(一九九三年，入圍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這是臺灣電影第一次入圍紀錄)、《飲食男女》(一九九四年，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楊德昌《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一九九一年，獲第三十九屆亞太影展最佳影片獎)；張艾嘉《少女小魚》(一九九五年，入圍金馬獎最佳影片)；林正盛、《美麗在唱歌》(一九九七年，獲坎城影展金棕櫚樹獎)。

國片不斷地獲獎，大放異彩。但是面對好萊塢的大量傾銷，臺灣電影始終敵擋不過國外每部高達上千萬美元，所拍攝出了電影效果，以及那符合觀眾口味的譁眾取寵。帝國式的入侵，最後國片只剩下幾家電影院在播映，觀眾寥寥無幾。如此一來，市場只有萎縮，當然沒有人願意拍片，國片了無生機，一片死寂。

中影走過半世紀，電影拍攝從「健康寫實主義」到「臺灣新電影」的發展走向，體現不同時期的社會風氣與民族思想，呈現出中影對社會民生的關心與掌握。

然而，遊客也隨著中影拍攝電影的賣座跟式微，逐次變少；加上臺灣的工商業社會發展，各處遊樂設施推陳出新，曾經是觀光勝地的中影文化城，至今只淪為一個過氣的、不起眼的位址而已。

    李安獲獎的光環閃耀，但是，國片市場業已衰微，中影文化城也已封閉。一樂一哀，正如電影了。

 發表於《幼獅文藝》2006 四月號

 ※作者簡歷：

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現為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文研究所研究生。
曾獲全國學生文學獎、雙溪現代文學獎。
專長：採訪寫作、企劃撰稿。
興趣：散步、下午茶，以及傳播議題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