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清明節，朋友談起回老家掃墓的辛苦。從台北出發南行，來回開車耗去一整天，路上走走停停，和家族與祖先相聚只不過其中兩小時。有朋友乾脆和家人相約，提前一星期團聚、掃墓祭祖。

 
一位朋友看著我說：「塞車很辛苦，但我更同情你們外省人。到台灣住了這麼久，但是，沒有一個地方是老家。」

 我愣住。這句話在我腦中盤旋不去。

夜裡失眠。「我的老家在那裡？」望著天花板睡意全消。起身看到六歲的兒子，攤在床上睡得正香。你，老家應該在那裡？

我決定要為兒子找到老家。

先從父親開始。對他而言，的確有一個老家。民國三十八年隨政府轉進到台灣，即使通信完全隔絕的年代，他腦中藏有一幅地圖，指引回家的路。那是山東省萊陽縣城不遠處的小村莊，居民務農為主，富足安居。父親生長在書香世家，這個村莊，就是他十歲前的世界。直到離家讀書，又隨學校與撤離的部隊南下，跨越長江、渡過台灣海峽，落腳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從此他的世界完全不同。

逃難太倉促，他來不及向老家道別。最後一次踏出家門，他不曾想到，竟就此一去不返。沒有用背脊再感覺一次炕床的硬實，沒有用手掌再撫過門框和廊柱的木質，沒有多嘗一口井裡清水的洌涼，或閉眼傾聽秋風穿堂過、深聞空氣中新割麥草香。多年以後，父親在台北重新安頓自己的家；但對於老家，除了片斷的視覺印象，其他感覺都已經失憶。

終於有一天，父親踏上返鄉行程。我不知道，父親這趟遠行之前，是否有過掙扎，但我看到的照片，和從小聽家族長輩敘述的老家完全不同。

照片上許多沿公路新建的平房，一式一樣、成百上千，代表農村的進步。還有幾張，在大陸的親戚領著父親掃墓，一小堆錢紙擺在剛墾過的田地中央燃燒，正午陽光下一道白煙。

 
「怎麼在田中間燒紙？」連續看了幾張，終於忍不住發問。「你爺爺、奶奶的墓早沒有了。你叔叔說，大概以前葬在這裡，就在這祭吧！告訴爺爺、奶奶說你爸回來了。他們都憑記憶找個位置，燒紙祭祖。」陪父親返鄉的母親，說了個意想不到的答案。

 
再看一眼照片，父親用手帕摀著臉，腳尖前一堆火在黃土地上冒著煙，親戚正在給火餵著紙錢。旱田一片平坦，伸展到遠處的視覺極限，幾株大樹在天邊像標兵樣的站立。

父親不曾再提起老家。他腦中那張舊地圖上，我相信，老家還是存在，只是那次返鄉之後，他沒有再動念。

 
我的老家又該在那裡？記憶飄到孩童時候住了八年的村子，現在台北市敦化北路和民權東路的交會處附近。當時做為警察宿舍的村子，住了兩百來戶，村頭出去直抵民權東路，村尾有座三層樓高水塔，旁邊是條小路，曲曲折折通到敦化北路，出口在華僑會館附近。

三十年前，民生東路從撫遠街向西行，最多只能通到敦化北路。從我家的位置，向南到南京東路、向西到松江路之間，除了沿敦化北路有些建築，遠處還有松基一村、鼎興營區等少數聚落，幾乎整片都是荒地。

村子附近一小片竹林子，幾個沒了棺木的墓坑和高低不一的土堆，構成童年的遊戲場。記憶中某個墓坑壁上，留著為焢蕃薯鑿的洞，和幾把碎黑的柴灰。村子中央有個籃球場，一片黃土地上立著兩架鏽籃框。

通往敦化北路的小路中段有棵大樹，是附近最茂密的一棵，即使白天，濃密樹蔭罩著幾乎透不過陽光。偶而有人將貓屍吊在樹上，讓老樹的傳說更加陰森，遠遠望著，竟連自由伸展的枝椏都顯得猙獰。小路沒路燈，到晚上，很多大人也不敢單獨從樹下走過。

終於到了宿舍改建時刻，整個村子都要搬走。每天都有貨車停在某家門口，熟識的小朋友說聲再見，坐上卡車就走了。留在村裡較晚搬出的孩子，可也沒閒著，「闖空門」成了最有趣的遊戲，逐家逛進搬空了的房子，翻翻廢棄物尋寶，想像這家人的生活秘密。

有一天貨車停在我家門前，工人扛走家具和紙箱。我和家人坐上卡車，從民權東路那頭出了村子，右轉朝敦化北路前進。隔著荒地最後一次看村子，在陽光下依然灰黑黝暗的兩層樓房，左邊數來第三排第一間的二樓，還有個閣樓小窗戶那間，就是我家。

 沒想到，那最後一瞥的影像再次浮現，竟如此刺痛。

松山機場附近，在我們遷離之後幾年內，公寓大廈緊挨著長滿各處，幾乎不再有荒地。再走回那區域，憑著腦中印象，我找不到以前的小路、老樹，更別說竹林和墓坑。時光讓黑白照片染上黃色，偶而看到自己坐在樹上和鄰居小朋友的合照，卻想不起來這麼一棵能坐好多孩子的樹，到底在村落的那個方向。

十五歲那年，住進民生社區的公寓，在這裡讀國中、高中，考上大學後離開台北；服完兵役回台北工作又住這裡，直到三十歲，結婚另組家庭才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