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之恥

若是社會的問題？若是家庭的問題？若是個體的問題？若是人性面的問題？問題本身來自四者問題的總和，問題的成因不能釐清責任的歸屬，端看結果的表面不細察問題的所在，卻把一切罪過都推給某人來扛，無條件放大責任讓某人承擔，對應任何遭受譴責之人，都會是非常沉重的事！

丈夫不見得管得住妻子，老公未必對妻子唯唯諾諾，兒子也不一定聽媽的話，即便最親的人都管不動，何況要管理40萬人的大企業，管理人之困難，每個人可以問自己，此刻的你能管得動誰呢？最後的結果，是否能夠自我管理？答案也未必能夠辦到！

社會上對於人的規範，有法治力量盯緊每個人的行為，令絕大多數的個體不敢膨脹自己，無窮的欲望PK法治鎖鏈，自由的行為與法律約束力，兩者之間的拉鋸戰，每個人的行為都是受到限制，使得多數人不敢違反法律，最後的結果是”不妨礙他人的自由為自由”，民主社會的表相是互不侵犯，真實的面貌在於個體的行為沒有自制力。
於是，應該遵守的法律，有人會漠視，沒有強制力的規則，有人會遵行，即便100個人中有99個人是受教的，還是會有1個人是不聽話的，未必是因為那個人的本性壞，而是因為某些人習慣於隨心所欲，自然而然就做出有害於群體的行為。

組織內的個體行為，無論規定有多嚴格，懲處方式有多強烈，還是會有人去違反它。我以363條的刑法為例，刑法上的各種罪刑，刑法上的各種罪都是明訂條文(罪刑法定主義)，刑法的罪是極高門檻的規範，一般人不會輕易地犯法(但役男中14%有前科，數字是非常高)，但刑法中哪一項罪刑是沒有人違反過的？擄人勒贖、強制性交、強盜殺人，不管罪有多重還是有人會犯罪，為什麼人的行為會犯下死刑的重罪？已明訂的罪刑尚且不能有效嚇阻人的行為，遑論不痛不癢的微小規定(如企業規定)，不論動機是有意的或是無心的，許多人的行為加總起來就是會很莫名奇妙，而且規定越是寬鬆的時候，會有更多人來違反它，覺得這是不以為意的小動作，但卻是有害於組織的整體運作，最後組織不得不採用較嚴格的懲罰規定，可是懲罰再重的規定，還是有人會去違反它，個體行為總是在反應人性，我們得以窺見人性多數的一面，極少數的部份永遠難以掌握，但組織內的多數人卻一直在觀望著，如果懲處不夠或者執法不嚴，少數的不良行為會擴大，引發更多人起而傚尤，問題不在於規定(規範)的本身，在於人性就是這種態度。

小弟用軍中的行為來解釋，當兵是雞兔同籠，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共處一窩，役男都來自不同地方，每個阿兵哥個性不同，但行為都受到限制，有軍紀約束阿兵哥的行為，行為受節制不自由，仍然會因小事而釀成災禍，總會發生難以理解的怪事！
部隊中會有愛開玩笑的某兵，在出操休息時沒事推人一把，好巧不巧，刺刀就刺入另一兵的小腹，當場血流不止，可是推人的阿兵哥也不是蓄意的，但結果就是釀成一場事故，不是故意的，純屬開玩笑的行為，為什麼會發生”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
於是軍隊要防範這種”無心之過”，白話的說法就是”白目行為”，於是要採用極端的作法，大部隊的管理模式，嚴格地要求軍紀，軍紀嚴明的單位不保證不發生危安事故，可是軍紀散漫的單位總是會發生危安事故，眾人的行為若不加以節制，散漫或輕忽就會產生危險，然後出現白目行為，白目行為造成災情，無心之過釀成災，更別談若有惡心的行為，絕對是令人難以招架，所以要防範會出狀況的行為，最後控管人的辦法只能採取嚴格的制式守則，懇談勸說毫無作用，照樣有人不聽話，但部隊是要持續運作下去，得要赫阻更多的踰越行為，小錯輕忽，大錯悔悟，人性使然。

多元社會與自由主義，社會上有法律和規範的存在，人的行為才不敢踰越份際，可是人的行為之多樣化，不再是一個命令一個動作，這完全是反應自由主義下的社會，當自由的意識與放任的行為攪和在一起，發揮創意與混亂行徑勾搭在一塊，矇矓中難以分辨，人的想法越來越怪誕，所對應的行為也越來越不可思議，法律、宗教、道德、習俗可以令多數人來遵守，可是會有人坦然地違背它，自由放任、無約束力、個人主義，把自我意識表現得很強烈，自我之下無牽制力量，想法從未被抑制過，久而久之就是膨脹自己，一旦外在環境不順已意，心理面就會難以承受，有承擔不住壓力之痛苦，因而勇於表現自我的時候，到底是在鼓勵獨立思考呢？還是在自我摧毀？個體思維寬廣無邊際，是把自己投入在死巷之中，因為當人處在現實面的時候，越是靠近真實世界的理解，想法是不能百分百成真，希望越大，失望也會伴隨而來。可是現代社會教導我們的觀念，”想法要不受侷限，創意要盡力發揮”，想法太過夢幻而不務實，或是心理面從未被指正過，最後都會被自己給傷害到，受寵壞的個人主義而沒有約束自我的力量，把想法(欲望)放得無窮大，可是現實上個體都是渺小的，兩相衝突的理解，一旦頭腦轉不過來，行為會有失控的時候，所以有時候大人在教育小孩子，有時得要刻意壓抑他的想法，不能讓青少年有過度獨立思考的能力，當他看不清楚社會的真實面，只能看得到理想面的時候，讓他有自由自在的判斷力，等於交付一把利刃在他手中，將來的行為就更不可預料，獨立思考得在充實自我下發揮，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彀：就是拉滿弓之意)，沒有規矩無以成方圓，天馬行空的養成教育，卻沒有規矩約束己身，等於是讓小孩子隨便揮舞關刀，若不傷害別人就是會害到自己。

一個企業體有40萬員工，到底是有多少人呢？話說鴻海在大陸有80萬員工，可是台灣的軍隊加總起來也沒有40萬之數，要如何管理40萬的員工，一想到就覺得很不可思議，若無非常之能耐，則無以擔此大任。
家庭的成員中，若父母子女有四人，誰是家中的老大？誰能夠管得動誰呢？
小店面的老闆，員工若有5個人，管理5個員工很容易嗎？
老師帶領40個學生，老師面對40個學生，管教是很輕鬆的事嗎？
最後的結果，父母的話、師長的話、長輩的話，都不見得會願意聽，那麼…員工憑什麼聽命於公司的主管，獎金使員工增加生產力、懲罰提醒員工避免犯錯，企業要帶領40萬的員工前進，要用什麼方法才會是上策，孫子兵法中的智、信、仁、勇、嚴，將軍要使用什麼方法管理眾人，最後管控40萬人只能採重賞重罰，當人數越多，其變數越大，以”說教”的方式來管理，只會是教授管理大學生，因為大學生是自我管理，可需要教授來管理？課堂中有大學生在睡覺、啃雞腿，也沒有教授在管大學生的，可營利的企業能任由員工上班睡覺嗎！？

社會上不少蛋頭學者，養尊處優不知民間疾苦，活在書本的世界之中，不懂得現實世界的真實運作，卻很精明於權力的運作！！
躺著幹站著幹也能拿高薪，也有很好的社會地位，拋出政治性的語言去攻擊政治人物，這是可以被接受的言論，因為政治人物本來就是不事生產的職業，想淌政治渾水的人就得要有被人指教的覺悟，但是”部份”教授的職業其實也不遑多讓，教授學者與政治人物的關聯就只差一步，當機會來臨就入閣當部長或政務官，過去在野批評時政，如今在朝當起官來，學者的模樣、權力的競逐，兩者的距離其實也是很近的！？
這150位學者教授是撈過界了，比起專心在爭取研究經費的教授還不如，拋出政治性語言來打擊一個企業主，我怎麼聽都覺得很詭異，在野的學者監督在朝的官員還不夠，在野的學者跑去監督不在朝的企業家？台灣有這麼多的企業家不就”挫咧等”，這個社會是可以任由野貓野狗來亂咬的嗎？如果富士康有任何違反中國的法律規定，中國的共產黨政府豈會放過富士康？！所以台灣之恥不是薄涼言論，而是落井下石的言論，就是趁你病要你命的手段！當某個教授帶領一群學生出遊，結果有兩個學生沒能回來，家長事後譴責那位教授失職，那位教授就得扛起這個責任，為人再好專業能力再強的教授，一旦發生此種事件，也沒有為己辯護的空間，此150個教授就是利用這樣的情勢，讓問題的癥結點不能真實呈現，然後迷惑整個輿論視聽，因為人的複雜問題不能採簡單解讀，當鯨魚群集體擱淺在海岸邊，研究鯨魚的專家都不能作出解釋，150位教授何以能解釋人會作出傷害自己的行為，還順便對某人作出大審判！？

犀牛不是我殺的，犀牛有絕種的問題，使用犀牛角的人是幫兇。全世界的人都在使用iphone，何以這150位教授自命清高，他們的發言不就是讓使用iphone的人成為幫兇，或者這些教授的發言有問題！？深居簡出，與社會真實面脫離，自己搞不清楚狀況然後亂發言！？

富士康的12起的慘劇，是誰的責任？富士康肯定有它的責任，但富士康要管理40萬的員工數，等於一個縣長在管理一縣之民，縣民發生任何事故都是縣長的責任？一般人不太會這麼來理解吧，問題在於富士康是連續相同的12起慘劇，相同的情況在述說一個大問題，易於認為富士康是造成問題的根源，可是每個人的行為本來就會不同，不約而同卻也透露出很詭異的巧合，當初在發生數起悲劇的開端時，富士康的反應不夠快速，第一時間就要做出”天羅地網”的動作，就算窗子也都要全數封鎖住，雖然是治標卻是最有效果的方法，因為要斷絕自我傷害的便利性。
今天台灣國軍的衛哨勤務，只有極少數的單位是荷槍實彈，絕大多數槍枝不上刺刀，沒有實彈只有空彈匣，如果改變站哨上刺刀不裝實彈，肯定就會衍生許多問題來，並不是刺刀不長眼，而是人的行為就是很奇怪，再試著去想像一下，如果讓現在的阿兵哥拿著裝有子彈的槍枝去站哨，手裡握有殺傷力的槍枝去站衛兵，部隊會發生什麼情況？這個社會會發生什麼事？我敢說什麼事件都會發生，稍有怨憤情緒則傷害自己，心中有恨意則提槍報復，甚至衝進寢室開槍洩憤，以前的當兵是韌性十足，不合理的訓練當磨練，現在草莓兵一折就傷自尊，現代人散發出來的笑容，心理其實是更容易受傷的。

人會作出傷害自己的行為，其原因之複雜，無法採簡單法來解讀，但把一切的問題推給一個人來扛，實在是太誇張的解釋了，此150個教授若不是太天真，就是動機不單純，因為此事件無法正常討論，只能在邊緣地帶遊走，觸碰到問題的核心就得避開，否則就會落人口實。人過得很困苦，會活得很堅強，人過得很安逸，也會自尋煩惱，自殺率是每一個國家的問題，小弟必須露骨點把數字點破出來，才能看到真實的人性是如何，而150位教授是活在什麼樣的世界。
南韓有5千萬的人口，每天有35個人死於輕生，南韓自殺率是美國的兩倍，自殺率之高成為南韓的第4大死因，而台灣呢？每2小時就有1個人死於輕生，2008年有4千多人死於輕生，自殺成為台灣的第9大死因！如果依照蛋頭學者的解讀，南韓與台灣必然是”無恥之徒”所帶領的國度，李明博、馬英九、歐巴馬都是同類無恥的人，因為他們都不能消除國內慘劇的發生。
南韓每1萬人有2.5人死於輕生，台灣每1萬人有1.8人死於輕生，但是富士康的員工是40萬之眾，比起台北縣的部份縣轄市的人口還要多，比起台灣有些縣市的人口也還多，富士康的員工等於是一縣的所有縣民，40萬員工的數字再對應那個自殺率，就應該能懂得誰是12起慘劇的兇手，究竟是社會的問題？是家庭的問題？是個體的問題？亦或是人性面的問題？把四個問題之總和，任誰都難以化解的問題，堂而皇之推給某企業家來承受，還使用”台灣之恥”的政治術語，可是企業家再無恥，也不會輸給部份的學者啊，因為學者誤國的本領會更大，一旦入閣換位子立刻換腦袋，受難可能是2300萬之數。
(尋遙子注：台灣以2300萬人口計算，一年有4千多人死於輕生，在40萬人口的縣市地方，一年就會出現72起的悲劇，半年有36起的自殺事件，但富士康是半年12起的慘劇，台灣的自殺率是富士康的3倍，兩相數字能看出什麼端倪呢？看得出問題的癥結點在哪呢？去年台灣有9名未滿15歲輕生，區域是嚴重失衡，有些地方數字是高的離譜。
把這樣的數字量化出來，然後分析富士康慘劇的原因，有遭他人批評之虞，因為生命如此珍貴，怎能夠量化比較呢？拿自殺率分析會落人口實，就算有透析社會真實面的人，也一定諱於談論此事，以免樹大遭風惹來被圍剿的辱罵，小弟是無名小卒，可以把真話說出來，我相信腦筋清楚的意見領袖都懂問題的本身，但不敢為郭台銘說一句實話，因為只要有人幫郭台銘講一句，他就會被打入同類人的命運，這150位教授就是咬住這種的弱點，落井下石，令許多人無法張口講真話。)

小弟不諱言地說，過去家裡曾發生過這種事，12起慘事的發生，令人有感而發，當時家中所發生的事，隨著我年紀的增長，更能釐清當時的問題點，其實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每個人20歲的成長經歷，加總起來無法理出一個問題點，成因都是日積月累的，卻會因為微小的導火線引爆出來，旁觀者根本無法知道真正的面貌，至於養尊處優的蛋頭學者，他們只會看見表面現象，或者是高唱山歌，譁眾取寵，根本不能觀察到社會的真實面，在於”他們擁有太多，所以無法體會”，不能立足於專業領域，總是撈過界四處搶飯碗，尋覓更廣大的舞台，為了學而優則仕，此種想搞政治的教授是所在多有。
創造新的舞台 → 加入外圍團體(某弱勢團體) → 發生某事件 → 努力引導話題 → 搶版面 → 圖名氣 → 黨內初選 → 參選立法委員(不分區)

當這些教授為大陸農民工抱屈，覺得他們的勞工權益被剝削，其實台灣有不少教授一直在”剝削”大學生與研究生，讓大學生去表演示威抗議，一票大學生衝鋒陷陣，獲得的權力之時，教授當然是挺身而出，毫不退讓把權力握在手中，大學生的熱情要以”理想”來相誘，大學生是可以不為錢不為利，所以一票馬前卒甘願為教授賣命。一筆研究經費若是千萬的計劃，苦差事是由研究生做完了9成，可是成果是由誰來獲得的呢？當然是研究生的指導教授，月付3~4萬來剝削研究生，研究生也只能敢怒不敢言，所以論起”剝削”的能力，不少教授的實力也很堅強的。
有些學者教授是很天真的，因為要能當教授的條件，首要的就是用功讀書，沒有一定的學歷不可能受聘為教授，但用功讀書的人有盲點在，因為他的社會經歷只有某部份，看不見別人生活的辛苦面，對生活易於採簡單理解態度，12個1加總起來是12，12個人來自不同世界，如何解讀出不同的1會等於12？
如果他們真心關懷弱勢族群，是否應該先正視台灣的自殺率，或者提出有建設性的主張，而非開口就是政治語言！
富士康的慘劇引發全世界觀注，讓媒體有廣泛報導的空間，在於12起相同的求死模式，可是台灣社會的各個角落，或者世界上的許多地方，自我傷害的問題也非常嚴重，為什麼蛋頭學者們不多關心呢？看得到遠處看不到近處，只能看得到連續性的問題，卻看不到舉家燒炭的慘痛畫面，擁有社會地位領高薪的學者教授，他們的腦子是怎麼教學生呢？由此可知，台灣不食肉糜的蛋頭學者，當真是滿街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