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許多都是即興的感覺層面的評論---因為不主其事，不必、也無能力提出對策，有些"唯恐天下不亂"---但是，英國經融時報刊登了這篇”中國改革措施決心顯現”，由中國國際金融公司研究部分析員邢自強、徐劍對六月一日”求是”雜誌刊登李克強副總理的文章”關於調整經濟結構促進持續發展的幾個問題”所做的分析，要聯繫到建構”和諧的社會”的宏觀層面進行深刻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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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的措施決心顯現

具體來講：《意見》對鼓勵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做出了更強的表述：要求進一步消除制約民間投資的制度性障礙，支持民間資本投向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公用事業、社會事業、金融服務等領域；推動國有資本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適當退出。(I.E. 這些都是中國壟斷利益的重要領域，政治制度不進行改革會制約這部分改革的推動!!)正如我們在5月7日的報告《中國真的過剩了嗎》中的分析，“國退民進”能夠帶動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隨著前期出臺的鼓勵民營資本投資"新36條"得到實質性的實施，民間資本有望獲得更多投資空間，減少對於房地產的依賴。

推進資源要素價格改革：要求出臺調整銷售電價分類結構的實施辦法，推行居民用電階梯價格制度。逐步理順天然氣與可替代能源的比價關係。穩步推進水價改革。出臺資源稅改革方案。李克強文章提出：對、氣、電等資源性產品基本需求部分可以考慮大體保持原有價格水準，對超量使用部分考慮累進加價。這將減少政府的隱性補貼，同時增強社會節能減排、產業升級的積極性。

首次將土地制度與戶籍改革並提：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研究制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管理條例，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實放寬中小城市、小城鎮落戶條件的政策，逐步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居住證制度。這顯示政府也意識到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的重要條件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只有農民在放棄土地進入城市的過程中能夠得到合理的補償，才能夠加速城鎮化。而且考慮到大城市市政設施的制約，在中小城市放開落戶條件也更加具有操作性。

收入分配改革明確納入日程：《意見》提出在初次分配領域，推進企業職工工資集體協商和支付保障制度建設，改革國有企業特別是壟斷行業工資總額管理制度，完善國有企業、金融機構高管人員薪酬分配和監管制度。在再分配領域，完善城鄉養老保險制度，全面實施養老保險關係轉移接續，建立健全保障性住房規劃建設。

我們認為政府對於收入分配改革的初步思路正確，中國居民消費占經濟比重過低，核心因素有三點：

一是我國勞動者報酬占經濟成果GDP 的比重偏低（39.7%，遠低於美國的57%，日本的51%），而企業和政府占比過高，過去10 年企業盈利占GDP 的比重從19%上升至31%，而勞動者報酬占比從53%下降至39.7%，生產稅金占比也高達15%高於多數其他國家，導致居民沒有錢花。

其次，居民收入分佈差異過大，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不斷上升（目前已接近0.5，在主要國家中處於高位），導致財富過於集中在消費意願低的高收入群體中。

最後，房價高企和社會保障匱乏導致居民預防性儲蓄意願高，居民儲蓄率高達38%，居各國之冠，有錢也不敢花。

這三個方面，本次《意見》和李克強副總理的文章都提出了相關的政策改革方向：

首先，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更大的發揮工會作用提升一線工人工資；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以改善勞動者報酬占GDP 比重。

(I.E.注意，政府每年公佈的最低薪資，不必然就可以是薪資計算的標準----是需要勞資雙方"協商"同意的才是薪資計算的標準!! 勞動者薪資報酬占GDP的比率要由現在的39.7%向上提升!!)

在目前勞動力市場發生結構性變化的局面下，這一制度有助於提高基層工人工資。伴隨工人平均年齡的增長、人口紅利日益衰微，目前中國勞動力市場已發生結構性變化（參見我們3月份的報告《民工荒問題探究》），由過去的無限供給逐步轉向勞動力相對短缺，供求關係上本身就有利於基層勞動者報酬上升；此時政府適時提出“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以提高基層工人工資”，無疑起到事半功倍之效。

政府在這方面的決心已體現——繼富士康員工跳樓、廣州本田工人罷工等事件發生後，全國總工會於6月4日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全力推動在非公有制企業組建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工會，工會要突出推行工資集體協商，提高生產一線職工的勞動報酬，推動企業改善勞動條件“。(I.E.這是總工會對各企業工會發出的書面通知及未來的工作目標----當然是得到共產黨及中央政府的支持才可以下發的!!)

此外，最近多省市上調最低工資標準，6月3日，北京將最低工資標準從每月800元上調至960元，漲幅達20%，上海、天津也分別上調17%和12%。參考國際上最低工資水準通常為當地平均工資的一半左右，中國各地最低工資還有較大上調空間。

其次，“限制壟斷國企和金融機構高薪，研究實施個人所得稅制度改革”，以緩解貧富分化問題。

再次，通過“完善城鄉養老保險制度，建立健全保障性住房建設”，以及打擊投資性購房抑制房價過快上漲，以降低預防性儲蓄意願。上周政府統一了對於二套房的認定標準——“認房又認貸”空前嚴厲，同時對於土地增值稅從嚴徵收，這都顯示政府維持此前的房地產調控態度、打擊投資性購房的決心，房價的下跌將有助於緩解居民預防性儲蓄。

此外，李克強文章指出，“過去各級財政資金較多地用於工業建設、基礎設施……現在我國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適應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財政資金應該更多地用於促進就業、社會保障、教育、醫療衛生、科學研究與普及、農村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領域”。今年財政預算中與社保、保障性住房相關的支出增長明顯快於基建投資支出，這一決策傾向在未來將得到更大力度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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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方面政府未來還能做什麼？

我們認為，政府要主動降稅，不論是增值稅，還是個人所得稅，都有降稅空間，生產稅金占我國GDP比重就遠高於多數其他國家。降稅可以增加企業加薪的空間，讓國民經濟分配中更大的比重歸屬居民。

未來的投資增長著眼於促進消費、以及節能環保、自主創新領域：李克強文章指出，在我國目前的發展階段，投資需求還有很大空間。

未來優化投資結構的重點應放在以投資促進消費上。比如保障性安居工程，不僅可以緩解低收入居民的住房困難，而且刺激裝修、傢俱、家電等消費的支出，帶動居民消費。又如農村的民生工程和基礎設施，為家電下鄉、汽車下鄉創造條件，支持居民消費。

此外，李克強特別提出，節能環保產業屬於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5年我國節能環保產業總產值可達4萬億元。比如我國低效電機存在巨大改造空間，還可以形成1000億元左右的增加值。

正如我們在5月7日的報告《中國真的過剩了嗎》中的判斷，這些改革的推進，能夠提升中國消費，增強長期經濟增長潛力。至於政府的經濟結構調整決心有多大，我們可以李克強文章的結語共勉：“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接近3700美元。國際經驗表明，人均收入從1000美元到10000美元的發展階段，是經濟結構變動比較快的時期。(I.E.更是社會結構及政治體制變化壓力之所在，政治體制的變革就不是李克強所能碰觸的題目了!!)在這個階段，既有一些國家通過積極的結構調整實現成功跨越的經驗，也有一些國家因調整不力導致經濟停滯、社會動盪的教訓。……我們要以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在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上狠下功夫，切實取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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