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新聞熱門的話題是富士康員工連續的自殺新聞，有”理盲又濫情”特質的台灣社會果不其然的，忽然間又有一堆人成為這個社會議題的專家----侃侃高論聲討企業家的剝削;管理制度;企業轉型不力…等等----這是在工業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的進程中，推動了城市化，產生了許多新的社會現象之一。西歐工業革命啟步早，因而有許多相關的研究。

其中涂爾幹(Émile Durkheim，1858年4月15日－1917年11月15日)的”自殺論”（Le Suicide）是一部從社會學的角度分析自殺的動因及分類。他將自殺的人們分成四種類型：利己性的自殺(Egoistic suicide)、利他性的自殺(Altruistics suicides)、失範性的自殺(Anomic suicide)和宿命性自殺（Fatalistic suicide）： 

·          利己性的自殺：是因為自殺者與社會集體意識過於脫節，造成孤立而後厭世。諸如台灣的作家三毛、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等的自殺。

·          利他性自殺：在這樣的社會體系裡，比較不重視自身生存之意志。當個體被社會期望為國犧牲、為理念犧牲時，他也會自殺。日本的神風特攻隊，自殺炸彈客就是這種例子。

·          失範性的自殺：強調個人的利益及需求，創造出冷漠的社會而且社會結構失去了公義中陷於求助無門的自殺。因社會變遷，過去相信的價值觀，”忽然”改變了而不能適應，成為社會的”邊緣人”會引起自殺。

·          宿命性自殺：發生在過度規範的社會，個人的”自由意志”被壓制會導致人們想要死亡的念頭。

涂爾幹認為探討自殺的問題要由社會環境中尋找，系統的降低自殺率---就如同改善交通系統降低車禍發生的比率。

富士康是中國大社會的一個工廠，而富士康的本身也是ㄧ個和”中國社會同質性很高”的社會，應該委託進行”專案研究”。唯有釐清”為何會發生?”的所有”相互派生”的關係----在主觀能動的範圍內進行系統的改善。

這一篇是華爾街經融日報較宏觀瞭解自殺內涵的一篇報導，值得一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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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與中國的自殺謎題

2010年06月02日10:16

Michael R. Phillips

針對近期中國深圳富士康公司發生的一連串年輕工人自殺事件出現了各種各樣的解釋：有人稱這是對剝削階級工廠老板的控訴﹔有人說這說明中國社會的快速變革帶來了問題﹔亦有人稱這是近期媒體對悲劇事件進行大規模宣傳引發工人效仿造成的結果。但這些解釋均未透過現象抓住問題的本質。

富士康工人自殺事件似乎當然需要一些專門的解釋。今年以來﹐已有10名工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另有兩人自殺未遂。部分觀察人士認為這是“群發性自殺”現象﹐即某一團體在一段特定的時間內發生了大大高於正常預期水平的自殺事件。儘管此類群發性自殺現象在中國並不多見﹐但其它國家的報道曾確認在學校、軍隊和其它與富士康的工業園區環境類似的封閉式團體中出現過群發性自殺。這一現象最常發生在青少年和年輕人群體﹐由於他們之間相互認識或通過個人通信、媒體或互聯網瞭解過之前的自殺事件﹐因此總是會相互影響﹐最終發展成群發性自殺事件。

鑒於有30萬人在受影響的廠區內工作﹐尚不清楚這一連串自殺事件是否已符合群發性自殺的正式統計學定義﹐但媒體的密切關注肯定讓人感到自殺人數異常增多。令人擔心的是﹐在這種情緒高度緊張的氛圍之中﹐媒體的繼續報道將鼓動更多的人走上輕生之路。

有關富士康的報道中最常見的描述是：這些自殺事件是中國社會快速變化的結果。它們認為﹐為獲得金錢上的成功而進行的激烈競爭、傳統家庭結構的消失、獨生子女的適應能力弱、農民向城市的大規模移民以及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其它方方面面相應地導致心理緊張、精神疾病和自殺現象增多。

事實情況並不支持這些假設。可能除了酗酒或濫用藥物的比例有所上升﹐沒有證據證明普通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快速增長﹐而且有確鑿證據表明過去20年間自殺率大幅下降﹐降幅或許高達50%。隨著國家的流動性更大﹐競爭更為激烈﹐個人的心理壓力肯定會有所改變。但這些緊張性刺激的劇烈程度或許還低於中國改革前。當時﹐農村貧困人口比例很高﹐社會流動性受限﹐家庭關係僵化。

儘管近年已經下降﹐但中國的總體自殺率仍高於大多數高收入國家。這是另一個重要方面。自殺是導致中國青少年死亡的第二常見原因﹐僅次於交通事故﹐而自殺因素在美國排名第三﹐位居交通事故和謀殺之後。

中國自殺事件的模式和特點均與西方有很大的不同﹐關於存在這些差異的原因有相當多的爭論。在中國﹐農村的自殺率是城市的兩倍﹐女性和男性的自殺率相似﹔而在西方國家﹐城鄉自殺率大體相同﹐而男性自殺率則比女性高了兩倍到四倍。另外一個主要不同點是﹐中國自殺身亡的人中只有65%患有精神疾病﹐而高收入國家中的這一比例是90%至95%。

在中國﹐抑鬱症和其他精神疾病仍是自殺的主要風險因素。不過﹐相比其他國家﹐長期和短期的社會心理壓力（特別是家庭矛盾）、沖動的個性、較差的矛盾解決能力在中國的相對作用可能更大。有約65%的自殺身亡者和約27%的自殺未遂者是通過服用殺虫劑自殺的。在中國﹐沒有精神疾病的人在人際關係出現矛盾後做出的沖動性自殺行為致死的可能性比其他國家更高。在其他國家﹐企圖自殺的人更常見的方法是服用安眠藥等致命性不那麼強的方法。

中國尚未制定一種國家戰略來應對自殺這個公共衛生問題。從90年代初開始﹐決策人士就越來越意識到這個問題。不過﹐地方性、機構性的自殺預防工作尚未整合成全面的國家或地區性的計劃。富士康事件最讓人吃驚的一點是﹐媒體被允許對這一事件進行廣泛地瞭解報導﹐政府官員在努力解決問題方面態度直率﹐而15年前我們是看不到這類情況的。我們希望﹐新的透明性將促進對工人普遍條件的更大重視﹐儘管媒體的大量報導可能會有鼓勵更多自殺事件的風險。

公眾對富士康事件的不滿應該還會激發在制定綜合性、多領域自殺預防機制的重新投入。首先﹐重新投入限制自殺手段的公共衛生工作（特別是殺虫劑）、擴大對高危群體的社會支持體系、展開宣傳活動以減輕在精神問題上尋求幫助所帶來的羞恥感﹐這些都將幫助保持自殺率的下滑趨勢。

應對富士康事件的最好方法是﹐首先對事件進行詳細調查。這將包括確定工作環境、媒體報導的影響、其他社會壓力和潛在的精神問題在促使各個自殺者自殺中的相對作用。只有到了那個時候﹐富士康才能確定是否需要採取行動以及採取什麼行動來避免未來發生更多的自殺事件。這類信息還將對公共衛生部門更好地瞭解中國更廣泛的自殺問題、制定有效的社區解決方案至關重要。決策人士、廠主和記者們現在最不該做的是﹐滿足於對這一複雜悲劇成因的表面解釋。

（編者按：本文作者費立鵬(Michael R. Phillips)現為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主任﹐美國埃默理大學(Emory University)精神病學及全球衛生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