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國的十三億三千多萬的人口和印度的十一億七千多萬人口合計有二十五億的人口，占了全球68.3億人口總數的36.6%。經濟規模分別是第三及第五，這兩個國家經濟穩定發展的意義遠遠超過已開發國家的經濟發展，中印兩國的財富分配更是關係到世界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公義性。是值得長期關注的焦點。

由1980年代WTO全球化的世界加入中國及印度二十五億人的競爭，他們夙夜匪懈的專注於經濟發展，正當此時，台灣的社會在轉型，人民的視野受制於大眾媒體，關注於島內的政治活動，不自覺的有了”台灣尚大的夜郎國意識”---- 台灣真的尚大嗎? 憑甚麼? 台灣真的是”明天會更好嗎”?

這裡以IMF的資料由1980年到2012年，將台灣、中國、印度、南韓、新加坡及日本各國的GDP(美元)所佔全球總GDP的比率變化表列----與世界比較才能宏觀瞭解發生了甚麼事?   然後，再自行辯證並解讀為什麼會發生?    2010及2012的數據是IMF的預估數值。 

中國經濟結構的調整會是第十二個五年計劃(2011~2015)的關鍵工作，成功了，就可以再上一個台階，大步前進----這個擔子很重，可參看中國建構”和諧的社會”改革的措施的討論。  中國非民主法制的政治架構，政府行政權力的強大可將菁英幕僚的研究後提出的措施能有效率的及時實施，根據實施的結果及時修訂，這是威權政府效率----二次世界大戰前，國家民族主義的法西斯(Fascism)政府及蘇聯的共產主義政府都表現出極高的施政效率。  英國《金融時報》宏觀的關注世界的經濟發展，不時地介紹世界各智庫的研究報告----新開闢了一個北京大學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專欄，應是一份可比較正確瞭解目前中國宏觀計劃經濟的決策過程，有參考價值的資料，值得花些時間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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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RC朗潤經濟評論 : 中國式退出

北京大學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盧鋒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0年07月22日 06:18 AM

編者按：《CMRC朗潤經濟評論》專欄由北京大學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CMRC)，向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獨家提供。中國宏觀經濟研究中心隸屬於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負責主辦“中國經濟觀察”季度報告會和定期發佈有關宏觀經濟的“朗潤預測”等專案，擁有一支長期關注宏觀經濟態勢的著名教授團隊。首篇專欄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CMRC主任盧鋒撰寫。周其仁、宋國青、黃益平及其他幾位知名教授也將輪流執筆為專欄定期撰稿，每週四發佈。

2009年上半年，中國貨幣信貸以30%的罕見幅度快速增長，一方面較快扭轉了經濟增速大幅下滑的勢頭，創造總需求V型回升局面；另一方面引入了通脹預期和壓力，但也派生出資產價格、特別是房價虛高問題。針對信貸和經濟過度擴張帶來的新風險，中國超常刺激政策在實際操作層面，自去年夏秋以來逐步反向調整。如果說，2009年上半年中國宏觀經濟走勢可用“總需求V型回升”描述，過去一年來的宏觀形勢和政策演變，可以用“中國式退出”概括。

所謂宏觀經濟“退出（exit）”政策，是指特定時期刺激總需求政策發生顯著調整或方向性轉變。去年下半年以來，中國政策調整顯然具有部分“退出”含義。之所以稱其為“中國式退出”，是因為，相比較於以上調利率作為最重要標誌的慣常的退出機制，中國的退出方式具有鮮明特點，包括工具更為多樣、更具行政性、涉及更多的經濟領域等。

貨幣及信貸政策首先掉頭

在貨幣政策方面，存貸款利率水準雖至今維持不變，但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在今年1至5月經歷3次上調，從15.5%提升到17%。央行從去年夏季開始增大央票發行量，從2009年12月到2010年4月間，央票餘額增加5000多億元。

信貸(政策)由極度寬鬆轉向為逐步收緊。去年夏季開始，銀行監管部門出臺多種措施限制貸款發放速度，8月更出臺修改銀行資本金定義方式的徵求意見稿，試圖通過降低次級債計入銀行資本金比例的方式，輔助實現收縮信貸的政策目的。與2009年規定信貸“下限”不同，2010年初，有關部門規定了新增貸款7.5萬億元的“上限”，對全年信貸擴張進行強勢限制。

在最新一輪的信貸收縮中，整治地方投融資平臺成為關鍵舉措。2009年初，作為對金融危機的應對，有關部門放寬了對地方政府負債的監管和限制標準，加上地方需求旺盛，地方負債規模快速擴大。估計在2009年間，各類地方投融資平臺負債增長超過70%，相當於當年新增貸款三成以上，年底負債餘額達到7萬多億元。

進入2010年後，相關政策開始轉向。近月來有關部門出臺多項舉措，嚴控地方投資平臺負債增長，包括叫停“搭橋貸款”——這個被業內稱作2009年“銀十條”中“含金量”最高的融資工具。今年6月國務院發佈19號檔，對融資平臺公司進行清理規範，制止地方政府違規擔保行為。(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