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這一篇”平遙的誠信不再”報導，很形象的描繪出現今中國實質資本和社會資本發展的不協調----對中國的瞭解不能忽略了這個角度----雖然，描述的是一個平遙的觀光點，所投射的卻是普遍的地方”經濟諸侯”據地為王的山寨文化現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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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遙的誠信不再

2010年09月16日 07:09 AM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鄭海陽

如同《大紅燈籠高高掛》捧紅了喬家大院，即使電影《白銀帝國》的票房口碑都不佳，也足以為平遙古城的知名景點――“日升昌”票號注入一絲與現實聯繫的遊魂，讓這個被供奉在古城中的中國金融歷史標本，有了一點活氣。

很難想像現在以“窮山惡水”和“煤老闆”著稱的山西，200多年前，卻是中國的金融中心，地位堪比現在的上海；當時金融業的載體――專營錢鈔匯兌業務的大型“票號”、“票莊”或“匯兌莊”，全由山西人掌控，而在全國17家最大的票號中，平遙就占了7家；平遙的西大街則是當時中國的“華爾街”，集中著這7家票號的總部，而日升昌堪稱當時的“花旗”。

日升昌現在已經改名為“山西票號博物館”，如同所有山西大院一樣，日升昌迎面就是裝飾繁冗、象徵財富的高大門樓，雖非權貴“朱門”，但是黑漆大門同樣也令人產生威壓感，金漆木雕更是彰顯了“金錢”力量。

跨入高高的門檻，日升昌仍然是民居的格局：如同電影長鏡頭般呈現在你眼前的一進進的院落，第一進為櫃檯、帳房；二進為職員住處、客房；三進是二層樓房，樓下是花廳，樓上為倉貯和夥計住處，最後一進是貴賓及高級職員住處。

雖然與現代銀行相差甚遠，比如奢華卻不夠開放的“門面”，早就用上了玻璃窗但是仍顯昏暗的“營業大廳”， 櫃員也並非如今的帥哥美女而是蓄著山羊胡的“師爺”（蠟像），但當你仔細品味時，卻不難發現它與現代銀行的異曲同工之處：

如“營業大廳”牆上懸掛的“防假密押”，表面看上去如同銀行的企業規範、員工守則，但其實是一套漢字密碼，如“謹防假票冒取，勿忘細視書章”，表示1至12個月；“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圖自私，陰謀害他人。善惡終有報，到頭必分明”，表示1至30天。“坐客多察看，斟酌而後行”，表示銀兩的1至10。“國寶流通”，表示萬千百兩。根據這套密碼，“冒害看寶通”，則意為5月18日給某省票號分號匯銀5000兩。這套密碼看上去比不上“電子密鑰”，但是同樣層層設防難以破解。再加上“標準筆跡”、浮水印印刷和印鑒仿偽，日升昌百多年歷史居然從未發生過冒領事件。

而最令人感慨的則是，在200年前，日升昌就已經採用了經理人和信託責任制度――郎咸平至今還在中國大力鼓吹而不得其果。最明顯的例證就是一提到日升昌，人們最先想起的總是它的CEO雷履泰而非大股東李氏家族。正是雷履泰將日升昌從它的前身――“西裕成”商號顏料行，轉變為從事匯兌、兼營存貸款業務、銀兩兌換等等的准現代金融機構，他也因此成為日升昌的終身CEO。而大股東李氏家族，則從雷履泰開始對票號的各級“經理人”實行聘任制，一經選定便充分授權。大股東平時對經營概不過問，只是到結賬時，方聽取彙報，最後分紅取利，確定“經理人”是否繼續聘任。這種做法為李氏家族贏得了豐厚的收益，據估計從道光到同治50餘年的時間內，李氏家族從日升昌票號分紅即達200萬銀兩以上。

為了調動員工的積極性，日升昌還對經理人和員工實行與現在“股權激勵”非常相似的“身股激勵”。當票號分紅時，按“出資者為銀股，出力者為身股”，股東按銀股份紅，經理人和員工按“身股”分紅，這種績效導向使得經理人和員工利益與票號業績、業務發展緊密捆綁。雖然“身股”一旦離職就自動消失，然而稱之為“股”，卻大大增加員工的歸屬感。“身股”既避免了大股東的股份不被稀釋，又解決了現代“期權” 制度或者“員工持股”帶來的股份拋售問題；對於員工而言也相對公平：如果發生虧損，他們無須對此負責。

自然，這些都是建立在誠信的基礎之上。在中國這個以道德為本的宗族社會中，雖然並未形成像西方一樣基於產權和法制的信用體系，但是倫理、道德、鄉規、民約仍然對票號以及經營者形成了一種制約，使得票號違約、失信成本極高，從而信用得以維繫。

體現日升昌誠信的有這樣一則故事：清末平遙一位沿街討飯數十年的寡婦老太太，某日持一數額為12000兩的日升昌張家口分號匯票，到日升昌總號提取銀兩。這張匯票簽發時間在同治七年（1868年），與取款時間相隔了30多年。日升昌問清匯票來歷，並認真查閱了數十年的帳簿，如數兌付了現銀。原來老太太的丈夫早年到張家口經商，同治七年在日升昌分號匯款12000兩白銀後回程，不幸中途病亡。後家庭敗落後老太太淪為乞丐，而匯票是她從丈夫留下的唯一一件夾襖中發現的。

此事之後日升昌名聲大振，甚至當1900年八國聯軍打進北京，慈禧倉惶西逃，路過平遙時還向各大票號共借款40萬兩，日升昌後獲賜光緒皇帝親筆“匯通天下”的匾額，成為紅頂官商，不僅貸款資助官宦入仕、遷升，代理京餉上解、代理賠款匯解，甚至直接貸款給官府。

不過這種東方“道德人格式”的誠信，畢竟與西方“契約法律式”的誠信，存在著本質的不同，故西方銀行可以通過契約、協定建立信用關係，而票號則局限於家族、族群、地緣、行業之中，票號的信用在很長時期內都只在山西地緣圈記憶體在，票號業務也大部分為山西人所壟斷。

因此，即使票號興盛一時，這種輝煌很快就風光不再。表面上看，日升昌的殞落是由於二十世紀初中國南方的革命，使票號損失慘重；而清政府的滅亡又使它失去了庇佑和大批“紅頂”客戶，但是最深層的原因還是因為它的信用體系的破產。

在清朝滅亡之後，以銀元、銅幣為主的代用貨幣被以紙幣為主的信用貨幣所代替，西方銀行大舉進入，發行洋幣外鈔，不管是業務範圍、經營服務、利息水準都大大超越了票號。而在社會信用大幅擴張之後，票號以客戶身份、門第與道德人格、守信程度的判斷為依據的封閉信用體系，抗風險能力根本無法與以產權讓渡為前提的西方銀行抵押貸款制度相提並論，再加上社會動盪，形成了大量的呆死賬貸款，在多種因素的衝擊之下，山西票號業一蹶不振，日升昌也不得不於1932年退而轉型成錢莊。

(I.E. 山西的票號和胡雪巖的經營模式基本是相同的，和現今中國許多”壟斷性”企業---美國將Visa與銀聯爭端提交WTO---都有類似的性質，不是在法律、機會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營運的，是沒有市場競爭力的。)

而平遙，這個曾經富可敵國的金融中心也迅速蒙塵，直到成為世界文化遺產才再次進入人們的視線。而諷刺的是，之所以古城能夠保存得如此完好，日升昌被一個政府機關佔用至上世紀90年代末卻依然能夠保持原貌，是因為貧窮和封閉。

在進入平遙古城之前，帶隊的導遊幾次三番地提醒我們，雖然早已不是“窮山惡水”，但是當地民風卻仍彪悍；

遍佈街頭的古玩店賣的都是贗品，如果不買千萬不要隨便亂動以防“碰瓷”；

當地最著名的特產某名牌牛肉，大部分都是冒牌貨；

另一種名產漆器，只有某處店購買的是正規廠所出的；她的話其實也真假難辨，因為平遙最令她不忿的是，所有的外地旅行團到了平遙，都只能用平遙當地的車、當地的導遊，但是看到日升昌――這個已經被放進博物館的誠信標本，再聯想到北大教授張維迎在談到當代銀行系統的道德問題時曾提出，“不得不承認，在進入21世紀的時候，我們在道德水準方面比100年前差多了。比較一下當時山西票號的壞賬與今天銀行系統的壞賬，當時‘掌櫃的'的行為與現在的‘CEO'的行為，就可以證明這一點。”又似乎不得不讓人信上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