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文章“中式民主”的啟動

8月22日，溫家寶總理在深圳提出政治改革;

9月6日，在與美國前總統卡特會面時提到中國政治改革的方向與決心；

9月13日，他在天津達沃斯論壇會議期間提到，通過深化經濟與體制改革，推動社會公義、個人自由全面發展；

9月22日，溫家寶在美國紐約與華裔媒體人會面時談到政治體制改革最重要的是保障憲法和法律賦予人民的各項自由權利；

9月23日，接受主持人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ＣＮＮ專訪，溫家寶強調 :“儘管社會議論紛紛，儘管遇到阻力，我仍會堅定不移推動我的信念。在我能力範圍內，推動政治改革，風雨不倒，至死方休。”;

9月23日，溫家寶在聯合國大會發言時再次表示，推動政治改革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最終成功;



10月1日，溫家寶慶祝會上致詞時再提推動中共的政治改革;

美國之音對溫家寶頻繁的在近40天來6次提到政改的背景及意圖提出探討;

這一系列的發展---中國的政治改革的”實踐步驟”已經被排上了議程，有必要由宏觀再探討中國要如何進行中國的政治改革。

事物的運動、變化、發展按照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歷史觀的辯證法則認爲 : 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簡化的歸納”內因是動力，外因是條件”

---內因:基層經濟的發展平均國民GDP將超過四千美元，生産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推動了社會的前進，也必然要推動新舊社會階級的代謝。

---外因: 中國在收入分配方面就從世界上最公平的國家之一變成了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官員不受節制的公權力造成社會”尋租現象”的盛行;城市與鄉村、沿海與內地、新經濟和傳統經濟部門之間差距不斷的擴大;自然資源短缺、環境惡化、大規模城市化的副作用、社會老齡化、醫療和社會保障體系不足、中央和地方關係緊張以及民族衝突等等，都是推動變化的條件。

中國的領導人很清楚明白地知道這個道理，也認識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但是，對於推動政治改革的實踐方法及步驟沒有一致的看法。

10月8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可以看看往後幾天中國的回應，中國當然不可能讓劉曉波去領獎的;溫家寶的一連串做法，顯然是一種”國內勢單以外銷轉內銷”塑造輿論的操作手法---是為了10月15至18日召開的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熱身，更有可能是為了”建立2012年的十八大團派中央政治局委員共同政見”----不知道，純猜測，為何如此猜測?

請參看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 李成 寫的”中國的黨內民主：我們應該拿它當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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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Democracy Promotion, Development

Cheng Li, Director of Research, 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

2009年秋季號 —

摘要：最近中共中央會議的主要議題是“黨內民主”。中國高層領導人將黨內民主稱為黨的“生命線”和中國共產黨（CCP）是否能夠在未來保持其至高無上的地位的主要因素。在會議上通過的指示明確了黨要更嚴格地大力治理其本身，提出：“這件事現在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任何時候更為迫切。”很明顯，那些主張更多的政治改革，尤其是在現有政治體制內建立更具競爭性的選舉的人現在控制了局面和中共的議程。本文認為，黨內民主不僅反映了中國的精英政治需要制度化的新規則和規範，而且還可能提供一個漸進的和可控的中國式民主的實驗。這個實驗的成功或失敗將對中國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以及這種進展不應倉促地被外部世界視為無關而抹殺。 

“指望中共能推行民主改革和清除腐敗，就等同於讓一名醫生在他或她自己的身體上開刀手術。”這些尖銳的觀察，流行於對中共政權的國內和國外的批評中，突出了以一黨政治體制的能力來解決如腐敗這樣的內部問題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這一觀點也反映了西方的中國觀察者對於中國領導層所謂的“黨內民主”有著根深蒂固的悲觀。除少數例外，西方學者普遍認為黨內民主的概念最多不過是權宜之計、政治修辭而已，因此不願承認它有多大程度的重要性。在大部分西方學者看來，多党競爭是民主的基本特徵，中國領導人沒有顯示出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的跡象。這些批評正確的指出了中共領導人在努力加強而不是削弱一黨統治，但認定黨內民主只是一個空洞的修辭則忽略了在共產黨內部的態勢和潛在的影響深遠的的變化。最重要的是，該體制已經經歷了由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毛，然後是鄧）統治的獨裁黨轉變為由集體領導的多元體系，其中不同的派別的競爭主導著權力、影響力和政策搖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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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無論是中國當局還是國有媒體都經常使用這個詞“黨內民主”來描述共產黨內部的體制化檢查和平衡。最近，在2009年9月，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四中全會上黨號召發展黨內民主和在領導中加強反腐敗力度。據本次會議的指示精神，新的國內和國際局勢加劇了許多內部問題，“嚴重地削弱了黨的創造力、團結性和處理這些問題的有效性。因此，對黨的慎重管理“從未如此艱巨而緊迫。”指示特別強調黨內民主的重要性，將之描述為黨的“生命線”。中共領導人對“黨內民主” 的官方立場從未更加重視。這個概念新近的突出地位就中國的政治發展提出了一系列的關鍵問題：

主要有哪些因素推動了共產黨領導人要把黨內民主提升到如此重要的地位？

是否中國領導人中相互競爭的各派和公眾知識份子對此有不同的觀點？

黨內民主究竟意味著什麼？

派系競爭的新態勢能不能改變中國精英政治的本質，並最終引發一場中國政治制度的根本變革？

最廣義來說，外部世界是否應該重視中國的黨內民主？

為了瞭解黨內民主當前的動力和潛在的影響，我們必須認真研究對這一概念的辯論，思考在其實施過程中的障礙。

黨內民主的批評觀點 

中國在後鄧時代轉向集體領導——伴隨著中國精英政治體制的相關變化——並不意味著該國正在民主化。

眾所周知，中國政府在人權、宗教自由和少數民族的公民權利方面都有著糟糕的記錄。

有體制保證的政治參與手段仍然非常有限。

特別是胡錦濤政府，以高度警惕的新聞檢查和拒絕司法獨立而聞名。

但是，對中國政治領導層的最近的變化的批評，有時有些大而化之。

譴責中共對權力的壟斷上這些批評是正確的，但他們往往沒有認識到，在不久的將來就出現一個強大和可信的替代性的權力軌道不大現實。

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執政黨，由370萬個基層黨支部和7600萬成員組成，還在持續增長。中國不存在有組織的反對黨，人們很難預期會突然發展出多黨體系。在這種情況下，以黨內民主的形式，由內部形成派系競爭，並與中國社會不同的利益集團相關聯可能是一個更現實的促進該國的民主的方式。

一些西方分析家則難以在概念上或思想上接受這個中國民主實驗的合法性，因為它的主要支持者是中國共產黨。也許是同樣的定式，讓西方的中國研究者們用了許多年才承認中共一直是該國的改革時代過渡到資本主義化的市場經濟的動力。

Susan Shirk，聖地牙哥的加州大學的政治學者和前副國務卿助理，曾經對這一領域提出過尖銳的批評：“悲觀主義和教條主義一樣，可以成為不動腦子的藉口。”無論是在範圍上還是性質上，中國正經歷前所未有的經濟和社會變革。

只有以思想開放的探索精神對待這場正在上演的政治大戲才可能符合研究中國的本意，並有可能進行正確的評價。

事實上，民主的道路在國和國之間各個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該國的歷史和社會政治環境。

中國的領導人和公共知識份子完全有理由認為，中國版的民主會是，也應該有其獨特的（甚至是唯一）的特點。

畢竟，英國的民主，澳大利亞的民主，印度的民主，和美國民主在許多重要方面都有不同。

而且，今天一些相當有活力的民主國家，如日本和墨西哥，都先經歷了相當長時間的一黨統治的過程，並在執政黨內存在著動態的派系調整和制衡。

過去的一個世紀中，中國對民主的追求中充滿了陷阱和悲劇。所以中國的精英和公眾現在都傾向於追求以隨著時間而漸進，並在規模上可控的政治改革方式，這可以理解。

中國學者也正確的指出，西方的民主經過了很長的時間才能走向成熟和可持續，才實現了民主的最基本原則：“一人一票。”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CASS）政治科學院研究所教授陳宏泰（音）的說法，美國花了大約180年才實現了不受基於種族，性別，財產，或年齡歧視的普選。英國的民主甚至用了更長的時間，大約 240年，來消除類似的歧視。

在做這些比較時，學者們並不一定是在論證中國的民主將花同樣長時間來實現，而只是表明，在從根本上講，民主是一種過程而不是一個事件。

如果中國領導人或人民相信民主會導致混亂，甚至國家解體，他們目前還沒有動力來擁抱它，這也同樣可以理解。

的確，對於大部分能夠記得1989年TAM運動的人來說，它被鎮壓後的第20個周年紀念日更多的是對地方性的政治混亂和長期的全國性後退的提醒，而不是對未來民主運動的激勵。從這一悲劇中得到的一個重要教訓是，這樣的群眾化運動，抽象地要求民主，卻沒有基本的體制支持，幾乎註定會失敗。

只要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精英還把民主看成是削弱而不是加強他們的利益的東西，就不會在中國形成對這一政治未來的強烈共識。

因此，對開明的中國領導人和學者最大的智力挑戰是如何將民主在中國從理念上和程式上安全地實現。他們當中有許多人認為，黨內民主是最佳的中國政治變革途徑。

黨內民主：中國的定義和辯論

中國的領導人和公共知識份子對民主是什麼，哪一種體制變革才是中國應該追求的有著大相徑庭的多種意見。

一方面，吳邦國委員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NPC）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九名成員中的第二高官，在2009年3月全國人大會議上指出，“西方模式的民主強調多黨競爭、三權分立、兩院制，對中國並不適合。 “他毫不諱言地宣佈，當前中國的政治制度是民主的，中共決不會放棄一黨統治。因此，吳邦國和其他有類似想法的中國領導人對黨內民主並不熱情。

賈慶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CPCC）的主席，另一位政治局常委，在今年年初發表了一篇文章，稱要建設“對抗西方思潮影響和西方政治制度的堅固防線。”他還認為中國人民已經在現有政治制度下享有民主了。  吳和賈提及民主其實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Andrew Nathan所說的“用民主來貼標籤，行為卻絲毫不民主。”

近年來，一些中國的保守派公共知識份子特別批評了他們所謂的“盲目採取西方模式的民主。”

2009年5月，李林（音），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所長，寫道，國外敵對勢力和中國國內的敵對分子一起打算利用西方民主社會的神話來“遏制、西化、和分裂中國。”

潘為（音），一位在伯克利攻讀過的就職於北京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主張有法可依的政治改革，而不是民主選舉，他更傾向於新加坡式的法治社會，而不是西方式的民主。他直截了當地批評他的中國同事有所謂的“民主崇拜和選舉迷戀”。他認為，一個如中國這樣的國家尚未實行法治，如果走向民主選舉將會是個災難。用他的話說，“如果黨採用選舉，則共產黨會分裂；如果國家採取選舉，則國家將會分裂。”

方寧（音），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政治學研究所副主任，並不認為西方民主是虛假意識和虛偽的，但他的確認為西方民主的本質——對國家權力的約束和保護私人利益 ——並不適用於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