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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1/28 01:10:47瀏覽903｜回應2｜推薦28 | |
這一篇由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 李成 寫的“中式民主”的啟動，認為當前的中國政府承認 : ”分權制衡、政治選擇權、憲政、新聞媒體的獨立、公民自由權”是民主內涵必須具備的共性;在實踐上強調”有序、漸進、可控”。 但是，民主的啟動有類似開啟潘朵拉的盒子(Pandora's box)後的”不受控性”!!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團隊中包括75名資深研究員和十幾名研究員，它與美國政府的關係十分密切。 在2008年全球智庫 (The Global "Go‐To Think Tanks”)報告中排名第一。 2006年，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和清華大學合作探討許多”未來中國”的議題，已完成了ㄧ系列許多面向的學術探討---關心台灣的未來，就”命定的”要關心中國的未來，有心人應該抽出時間，看看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網站的文章。 如何將必須具備的共性”分權制衡、政治選擇權、憲政、新聞媒體的獨立、公民自由權”落實到”中式民主”中，還有漫漫長路!! 中國在2009年4月13日發佈了洋洋灑灑的”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 但，隨後加強了對網路的控制;以及在2009年12月25日對主張公民自由權的劉曉波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重判，顯現”理想和實踐”的巨大反差;由正面的觀點看，能准許平面媒體刊登理性深刻討論民主改革的文章---這情境類似”颱風天水庫的洩洪”---在心態上，應該是對開啟潘朵拉盒子後”不受控性”的恐懼，在實踐上，是掌握”有序、漸進、可控”原則的謹慎行動!! *********************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 李成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 2010-01-18 六十年代初，有人請美國未來學創始人之一的丹尼爾•貝爾 (Daniel Bell) 預測：“美國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及二十一世紀初將有什麼事件發生？” 以思維敏捷著稱的貝爾如此回答：“在1972年、1976年、1980年、1984年、1988年、1992年、1996年、2000年、2004年 …… 將會各有一次美國總統選舉。” 在當時，能夠這樣制度化、常規性民主選舉的國家屈指可數，其中大多為西歐、北美國家。貝爾所表述的通過選舉以取得權力和平過渡的政治運作揭示了預測一個國家穩定發展的關鍵。 半個世紀以來，民主選舉已不再是西方國家的“專利”，而逐漸成為全球絕大多數國家普遍實行的政治制度。東歐、南美眾多國家的民主化改變了世界的政治版圖。亞洲國家的日本、韓國也已建立了健全的民主體制。人口大國如印度、印尼、巴西和巴基斯坦的民主選舉又使全球人口的大多數都能享有“一人一票”的權利。儘管各國民主制度的健全程度不同，孫中山先生近百年前關於民主的著名論斷“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已成為當今時代的政治現實。 然而，中國在過去百年探求民主的過程中充滿了失敗和挫折。儘管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經濟增長的奇跡確實帶來了政治和社會的進步，但讓世界有目共睹的只是經濟的飛躍，而不是政治的發展。國家領導人也承認中國經濟發展和政治社會發展的不平衡。用溫家寶總理的話來說，這是“一條腿長、一條腿短。” 因此，探討中國民主化進程事關重大。 經濟飛躍、政治滯後 有人或許會說中共的權力轉移也已逐漸制度化。每五年一次的黨代會和全國人大換屆，每十年一次的最高領導人代際更替也可謂約定成俗。但是，中共的權力轉移更多的是派系間的交易，或“黑箱操作”，而非選舉的結果。中國政治發展的滯後現象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觀察。 從國內層面看，中國現有的政治制度已經越來越難以應對複雜多變的經濟與社會問題。城市與鄉村、沿海與內地、新經濟部門和傳統經濟部門之間差距在不斷擴大。自然資源短缺、環境惡化、大規模城市化的副作用、社會老齡化、醫療和社會保障體系不足、官員腐敗盛行、中央和地方關係緊張以及民族衝突都需要更有效的治理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更新。 從國際層面看，一黨獨大的專制制度所造成的負面國家形象也成了中國發展的障礙。並且，中國目前還沒能建立起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體系，而這種價值體系是中國“軟實力”必不可少的內涵。中國崛起後是否能獲得二十一世紀的領先地位，最終將取決於中國能否達到世界公認的治理規範，包括政治多元化、開放、法治、人權、新聞和信仰自由、透明度等。正由於此，近年來眾說紛紜的“中國模式”難有共識，更無定論。 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模式都不應僅僅是純粹的經濟模式。很難想像一個落後於世界潮流、政治體制弊端重重的國家僅靠經濟實力能成為各國的楷模。沒有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可，所謂的“中國模式”無非是國人夜郎自大的一廂情願。相反，如果中國在未來的十年或二十年中走出一條與經濟飛躍相映的、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民主之路，中國必將讓世界對其刮目相看。“中式民主”的啟動將會有助於闡明何謂“中國模式”。 民主的普世價值 正是基於對政治改革重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中共領導人及其智囊近年來不時提出有關中國民主發展需求的言論。從胡錦濤的“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到溫家寶的“民主的普世價值”，從李源潮的“民主、公開、競爭、擇優”到汪洋的“新一輪思想解放”，從中共理論家俞可平的“民主是個好東西”到中央黨校學者王長江的“探索中國式民主政治道路”，無不反映中國政壇的新思維。 關心中國民主化的海內外人士常常會問：中國精英的民主概念是否與世界上大多數人，尤其是西方人的民主概念相似。概念明晰對於中國人和外部世界之間的政治與學術對話是不可或缺的。但同時，我們需要理解中國領導人和他們的建言者，如俞可平和王長江，回答這一問題的政治背景。 他們中目前很少有人認為中國應該採用多党民主競爭體制，也不認為中國應該走向美國式的三權分立體系。 這樣的立場是可以理解的。即使那些對中國的民主化最為樂觀的人也認為中國短期內便能建立起一個多黨體系是不現實的。中國領導人和學者有著充分的理由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主形式，必將而且也應該有自己的特色。畢竟，英國式民主、日本式民主、印度式民主，墨西哥式民主、美國式民主在某些方面都各自相異。 然而，他們都有制度上的分權制衡、政治選擇權、憲政、新聞媒體的獨立、確定的公民自由權。 中國的政治制度可以有自己的特色，但它若想要被認為本質上是民主的，就必須具備這些共性。 當俞可平說民主是個好東西時，他意指民主對全人類都是好東西，不是僅對美國人或中國人而言。和溫總理一樣，俞可平明確而堅定地宣導著民主的普世價值。 對民主的希望與恐懼 同樣可以理解的是，中國的領導人和公眾現在傾向於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推行政治改革。事實上西方民主成為一種成熟和可持續的制度、並實現“一人一票”這一最基本的民主原則也經歷了漫長的時間。對許多當今中國的政治和文化精英而言，民主或許帶來更多的是恐懼而非希望。那些相信民主轉型可能導致諸多災難的人，對民主轉型有著深深的恐懼。這些憂慮包括：另一場天安門悲劇，既得利益者特權受損，領導層內部激烈的權力鬥爭，中央與地方的衝突，網路謠言四起，煽動家的崛起，外國勢力的反華陰謀，多民族國家的瓦解，大量貧民和充滿怨恨的社會群體的暴亂等等。 從當局的角度來看，充滿矛盾的中國經不起這種恐懼造成的緊張和可能帶來的衝擊。北京大學教授潘維的觀點也許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認為在一個像中國這樣法治不健全的國家，推動民主選舉將會是一場災難。用他的話說，“如果黨實行選舉，中國共產黨會分裂，如果國家實行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解體。” 如果中國當權者或大眾認為民主會導致動盪甚至國家的瓦解，民主就失去了吸引力。只要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精英認為民主會削弱而不是促進他們的利益，他們就不會對這樣一種中國的政治未來達成強有力的共識。對他們中青睞民主的人來說，中國應尋找以最小的政治和社會成本走向民主的道路。中國的政治改革應該在時間上是漸進的，在規模上可控的。這些政治改革包括了黨內民主、基層選舉和法治改革。 漸進可控 － 中國模式與中式民主的結合點 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中共黨內精英對中式民主的思考與二三十年前經濟改革中“摸著石頭過河”的實踐如出一轍。在經濟改革中，中國從未採取其他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國家轉型的“休克療法”。 有序、漸進、可控是中國模式中經濟發展方面的主要特點。先農村、後城市；先鄉鎮企業、後私有企業；先開放沿海、再滲透內陸；先開發區試點、再各地全面推廣；先經濟快速起飛、再關注合理分配。在這一過程中不斷的調整、修正、糾錯、創新。 同時，中國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並沒有輕信或者盲目崇拜完全市場化，或所謂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而是在解決了計劃經濟模式下的許多弊端後，保留了國有經濟中的一些有效成分，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行之有效的政府干預手段。 基於同樣的原理，循序漸進的黨內民主似乎是中國政治變革的最佳途徑，中國民主政治試驗也將從中國共產黨內部啟動。值得一提的是中共政治精英開宗明義地表示黨內民主不是目的，而是作為走向全民民主或憲政民主的途徑。 黨內民主的虛與實 海內外那些不讚賞中共黨內民主的悲觀者或批評者，則對中共官方的“民主熱”不以為然。黨內民主對他們而言，無非是對中國老百姓和外部世界的空洞承諾。中共高層和既得利益集團不可能願意接受政治改革所帶來的對權力的限制和特權的損失。批評者還認為如果不考慮多黨體制，任何關於民主的討論都將毫無價值。從中共1997年召開的十六大以來，黨內民主的概念已成老生常談，而實際則為“雷聲大、雨點小”，並無任何重要進展。 但那些對中共黨內民主樂觀其成的樂觀者，卻認為以黨內民主為重心的中式民主已經啟動。在去年九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大四中全會上，党的領導層通過了實行黨內民主、“党要管黨”的有關舉措。包括改進黨內選舉制度，規範選舉程式、投票方式和候選人介紹辦法，試行黨代表大會常任制，嚴格把握幹部任期制和輪換制，限制“第一把手”的權力，推行地方各級黨委討論決定重大問題和任用重要幹部票決制，加強對高級官員的財產審報和對配偶子女經商和移居國外的幹部的管理，完善党的基層領導的直接選舉，強調黨員的知情權、參與權、選舉權、監督權。 黨內民主的有些舉措已實行多年，如中央委員、候補委員的“差額選舉”在十七大時淘汰了8-10%的候選人。而這些被淘汰的往往是有高幹子弟背景和口碑不佳的官員。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些規章制度也在影響著中共官員待人處事的行為模式。 但是，黨內選舉的競爭性十分有限。在更高層次的權力機構如政治局委員、省部級正職官員的產生從未經過“差額選舉”。 當中共不改變其“党要管人事、媒體、司法、和軍隊”的情況下，所謂的“党要管黨”顯得有些“自欺欺人”。 “一黨兩派”－ 中式民主的雛形？ 對中共黨內民主的批評和懷疑，儘管不無其道理，但往往忽視了中共內部積極和潛在的深遠變化。中國當今政治最有趣的特點之一便是共產黨已不再由一位像毛澤東或鄧小平那樣的鐵腕人物領導。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共最高權力機構——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中形成了兩派非正式的聯盟，他們分掌權力、集體領導。這兩股勢力為了權力、影響力和政策控制力而龍爭虎鬥。當然，共產黨內部存在爭鬥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不過不同的是，如今的這種爭鬥己不再是贏家通吃的“零和”遊戲了。同樣有趣的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用“黨內民主”的概念來闡述共產黨領導層內的相互制衡制度化的理念。 中共高層的這兩個集團或聯盟可以被劃分為“平民派”和“精英派”。國內家喻戶曉的“團派”和“太子党”又各自是這兩大聯盟的核心。他們之間的差別反映了中國兩股社會經濟勢力在不同層次上的力量角逐。“團派”經常呼籲建立和諧社會，更為關注諸如農民、民工以及城鎮貧困人口等弱勢群體； “太子党”則更傾向於發展市場經濟，維護企業家和新興中產階級的利益，這種現象可稱為“一黨兩派”模式。 中國高層的這種權力對壘和輪替機制，可以帶來健康的政治活力，從而防止任何一派用權過度。更重要的是這種政治機制不會停滯不前，而且這種不斷變化的機制會使政治遊說變得更加透明，派系政治變得更加合法，選舉也變得更加頻繁和真實。中國的社會階層，無論是快速增長中的中產階級，還是不願邊緣化的民工階層；無論是全球化時代成長的青年學生，還是數量眾多的退休老人，都會更多的參與政治。媒體的商業化和網路革命也會使中國政治日益透明。果然如此的話，不難想像再過約10年到15年的黨內兩派合作共存之後，中國共產黨將沿著平民派和精英派之間的界限分裂。主要因為這種制度演變的漸進性，這種裂變也許能以非暴力的方式實現。 在創造經濟奇跡，成為經濟強國後的中國人不會希望將自己同包括朝鮮和古巴在內的極少數落後孤立的共產主義國家歸為一類。也不會容忍李光耀等對“中國人對民主體制不感興趣”的侮辱。他們不太可能滿足于在政治民主的大門前止步。中式民主成功與否將成為中國模式的試金石。綜上所述，即將到來的中國式的民主變革與其說是一種選擇，不如說是一種必然。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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