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新冠疫情還只進行到第二幕，距離疫苗接種所承諾的大結局還有半年多，但我們已經可以確定它必然會帶給人類社會冷戰後30年來最重大的歷史轉折。我個人估計，如果中方能夠步步爲營、始終采行最佳策略，這個疫情危機將會加速美國霸權衰弱達五年之多。我想寫一系列的分析文章來討論這些挑戰和其應對之策，這是第一篇。

首先我們檢視政經層面的大趨勢。有學者宣傳“去全球化”，但是我覺得這個標簽容易引起誤解，有詳細討論的必要。

世界貿易史上的最近一波全球化浪潮，其實經歷了三個階段：它起源於195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陣營為了在冷戰對峙中强化自身經濟實力而做出的互相開放，這個政策方向使這些國家得以從新的技術發明中汲取最大的利益，例如大幅降低遠程運輸成本的標準集裝箱和70年代開始的數位化記錄與通訊。到了80年代，英美的財閥成功扭轉了二戰後的社會主義改革，走上去工業化的道路，將製造業批量外包，國際貿易從已開發國家之間的合作，向新興工業國在中低端產業上擔任供應者地位的局面轉化。1990年前後蘇東集團的崩潰，以及中國的改開政策，帶來了國際市場規模和廉價勞動力的斷崖式增長（Precipitous Rise），使得歐美財團的利潤空間更加寬廣，於是在國際規則和政策上也更加積極地推動高低分工。

從這個簡單的歷史回顧，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的“全球化”，其實至少有政治和工業兩個層面：最早二戰後的美歐日自由貿易合作純屬美國政治主宰下的先進工業集團内部的互惠。其後英美因爲國内階級鬥爭的結果，才決定了可以放鬆工業技術的壁壘，對後進國家釋放了中低端產業，將第三世界囊括到國際工業品的生產鏈之中。冷戰的結束，則解除了政治上把國際經貿體系分割為兩個互無交集集團的必要，進一步擴大了自由貿易的紅利，老工業國得到前所未有的利潤，開發中國家則獲得建立自己工業能力的機會。

當然這個進程不可能無限延續：後進工業國不會永遠滿足於低端技術，它們持續發展的結果，是產業升級，而這最終必然會擠占先進國家的利潤空間。尤其中國的政策執行效率遠高於歐美的預期，2001年才被准入WTO，七年之後的歐美金融危機已經凸顯出被中國超趕的危險。

我在2009年就注意到美國開始有系統地對内對外進行全面反中宣傳，這應該是《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和它的姐妹組織背後的建制派政經精英，爲了維護美國的國際特權和經貿利益，未雨綢繆，預先創造對中鬥爭的民意基礎（參見《從Trump的支持率談起》）；其目標顯然止於遏制中國的技術、經濟和軍事實力成長，從而容許這些精英繼續搜刮全球。事後證明他們不但嚴重低估了中國，也低估了自已國内藍領階級民粹的怨氣和力量，養虎爲患，在2016年的大選後完全失控，Trump不但要打擊中國，而且把政策方向擴大到要逆轉全球化，這並不是美國政經精英的初衷。

從前面提到全球化的兩個層面來看，美國建制派精英希望扭轉的，是中國在工業技術上的升級發展，以及它所帶來的國力軍力增長和國際地位上升；他們並不計劃要在政治外交上也倒轉時鐘，重新劃分出冷戰式的兩個集團。Trump所代表的民粹則不在乎細分這些差別，要求全方面地回歸80年代之前美國主宰世界的格局。

當然，願望是一回事，現實又是另一回事。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兩次破壞了美國出手絆倒中國的機會，到202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顯著超越美國，軍事實力也增强到美軍無法在區域戰爭中獲勝，而全面戰爭又會是兩敗俱傷的地步。美國能力可及的，反而只是拉著最親密的小弟來與中國做出切割。很反諷地，這剛好與政經精英的原計劃相反。

所以我並不覺得“逆全球化”是適當的詞匯，“中美脫鈎”更爲貼切。Trump在年底的大選並無絕對的勝算；如果他獲勝，必然會强力快速地建立以五眼同盟為核心的反中集團，如果Biden當選，則會采取迂迴間接的手段，試圖拉攏更多國家來站隊。

從中國的觀點來看，Trump不擇手段地撕裂中美關係在短期内的衝擊很大，但是中方在外交上反制的勝算也高得多，這是因爲澳、新的經濟高度依賴中國市場，只要及早適度做出提醒，它們内部的經濟利益集團自然會出手壓倒意識形態上的偏見。英、加兩國對美國吃人不吐骨的做法也有若干認識，中方如果能在外交宣傳上少犯些低級錯誤，把宣傳聲量專注在羞辱打擊它們國内反中的民粹力量（例如編纂宣揚這些人自相矛盾的言論），要維持它們的中立並不困難。

Biden政權則會是個完全不同的挑戰：在中美經貿關係上，中方已經無法再信任美國的供應鏈，民主黨主政會給予中國更多的時間、按照自己的節奏來進行脫鈎，大幅減輕經貿政策的難度。然而在外交方面，建制派的“巧實力”手段能動員更多更高階的國外帶路黨，所以中國在合縱連橫上所面臨的壓力也就更廣更複雜。

這裏法國會是關鍵。新冠疫情之中，西方對中方防疫過程污衊得最起勁的，法國是五眼以外之最。這是因爲法國政府固然如同大多數歐洲國家，有對自己執政不力推諉卸責的動力，它同時也是歐盟的兩個核心國家之一，一向視東歐和南歐為自己的禁臠，對中國染指這些國家早有不滿，偏偏又不像德國對中國市場有極大的依賴。再加上法蘭西民族的歷史傲慢，對暴發戶先天極度反感，所以無分官民左右，所有的媒體一致無法接受中國防疫成功的事實，千方百計地要為自己的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來自圓其説。

然而這並不代表法國會心甘情願地站到美國那一邊。美國在法國人眼中，一樣是暴發戶。Trump的民粹訴求，也只有反移民一項在法國有市場。Macron的理想是强大獨立的歐盟，而不是一個跨大西洋的反中聯盟。中國應該好好與他溝通，讓他理解建立大歐盟的真正障礙在於美國而不是中國。如果中國能夠獲得法方的諒解，那麽維持歐盟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就會水到渠成。畢竟主動撕裂全球經貿體系的是美方，中國只要在戰術上讓歐洲保持中立，就是戰略上的勝利。

有評論說中國應該順應逆全球化的趨勢，避免繼承美國在國際貿易上的“最終買家”（“Buyer of the last resort”）地位。我覺得這句話既對又錯：對，是因爲美國能維持巨大的貿易逆差，與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互爲因果，中方在中短期内沒有這個條件；事實上由於中國製造業十分全面，也沒有這個必要。錯，則是因爲這和“逆全球化”沒有什麽關係；中美脫鈎之後，美國製造業不可能大規模回流，它仍然會是全世界的最終買家，中國依舊可以在繼續推行與其他國家貿易自由化的同時，維持進出口的收支平衡。以越南爲例，它可以說是美國眼中最適合取代中國組裝廠的進口來源，但是它所需的零件和原料必然大部來自中國，中方所貢獻的產值比例沒有理由不能持續上升，中國對外貿易的自由化也仍舊是正確的方向。

“去全球化”這個標簽的另一個負面作用，在於誘導大家很自然地拿“戰間期”（Interwar Period）來做類比。但是這裏有幾個很重要的差別：首先，當時的世界貿易分裂為許多個幾乎完全獨立的山頭，而目前我們面臨的是美國針對中方的定向切割，所以這次的分裂不是多元，可以只是二元的。其次，當年的工業技術集中在歐美少數國家，現在有若干工業能力的國家普遍得多，供給和需求散佈得更廣，要依托這些政治外交上基本中立的新興國家來維繫國際自由貿易體系，其可行性遠非100年前所能想象。最後，上世紀一戰前的所謂全球化，主要是水平方向的分工，在產業鏈的垂直方向，遠遠不及今日的互相依賴程度；所以任何主動拆解這個國際分工體系的企圖，都會有更大的效率損失，而在中美脫鈎的前提下，盡可能維護效率增益的動力，也就絕對不容忽視。

【後註】今天（2020年五月25日）消息傳出，歐盟的外交部長（Foreign Affairs Chief，參見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may/25/asian-century-marks-end-of-us-led-global-system-warns-eu-chief）在對德國外交部給演講的時候，說出“...the end of an American system and the arrival of an Asian century. This is now...”“美國體系的終結和亞洲世紀的到來，現在正發生在眼前”。

歐盟的有識之士已經準備好要和美國脫鈎，以便從中美衝突中脫身，謀求最大利益。這實在是中方在外交上主動出擊的絕佳機會，在氣候變化、自由貿易、取代美元、節制美國長臂管轄上都大有可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