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兒子懂事（6嵗）開始，一直向他强調我對他的頭號期許，是“Be a decent man.”這是中文裏正人君子的翻譯，美國人一般不會這麽說，所以我還反復解釋了“Decent”和“Good”的不同：前者是無愧於心，後者則是社會所外加的評價。至於“Nice”，那是更加浮面的表象，常常帶有虛僞的反面意義。

期許的第二條則是“Be an intellectual.”用中文說，就是做一個理性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這個詞在中文裏常被濫用或扭曲：例如在中國的所謂公知，其實與理性思考完全背道而馳；在台灣則是把思維能力和文憑混爲一談，以爲受過高等教育的就算是知識分子，以致於迷信風水、鬼神的教授、主管層出不窮，他們對英美的洗腦宣傳自然是全無抵抗力。其實真正的知識分子是尊重事實與邏輯，因而同時擁有足夠的客觀知識以及理性推理能力的人。這一點，我以前已經多次討論過了。

美國的愛國教育是非常廣汎、深入而且徹底的。所謂的新聞自由，就是製造多元意見的假象，從許許多多的不同角度，在無數的雜訊之中，以隱性的手法維持重點洗腦教條的一致性，從而使一般民衆自然接受它們成爲“常識”。在基礎教育上，更是睜著眼睛説瞎話，從小就灌注美國例外論，把美國和善良、正義劃上等號，例如感恩節明明來自滅絕了一個印第安人部落之後的慶功宴（參見前文《美國的開國神話》），但是99.99%的美國中小學教師和學生都以爲歷史上第一個感恩節大餐是清教徒請印第安人來作客的跨民族和睦相處。

等到我兒子有了獨立思考能力，他因爲中文太差，很難完全認同中華文化，但是我至少確定他不受美國基礎教育和大衆媒體的洗腦，對歷史事實和國際現狀有清楚誠實的認知。換句話說，他熟悉美國幹過的很多壞事；承認美國體制被設計來維持巨富的利益，很不合理；所謂的民主，也只是一個幌子，絕大多數選民根本沒有能力做出正確的政策選擇；白左的聖母心態和其他極端，他也知道是愚昧可笑的。

我們日常散步聊天，有時談到國際事務，他的世界觀頗讓我滿意。例如他主動說中國有習近平這樣兼具理想和能力的領袖，實在非常幸運。對香港年輕暴徒的無知、愚蠢和自私，他也嗤之以鼻。今天他才又遇到同學拿新疆來對中國説事，他當場反駁，說你們只看了一兩篇片面之詞，就急著下結論，但是如果中國人讀了一兩篇《Fox News》（Trump的傳聲筒，在我兒子就讀的白左學校很受敵視）的文章，也對美國白左指指點點，你們卻一定會說他們狂妄無知。

在美國歷史和文化方面，有時他反而比我知道的多。本周稍早，我又在家裏批評美國體制下大衆傳媒的負面作用（參見前文《大衆媒體的内建矛盾》），他說我在“Preaching to the Choir”（“對唱詩班傳教”，意思是他完全同意，我不必浪費口舌），然後推薦我去看看Walter Lippmann的著作。Walter Lippmann這個名字我以前見過，知道他是20世紀的一位公衆人物，“Stereotype”和“Cold War”兩個詞匯都是他發明的，但是對他的思想和作爲並沒有什麽詳細的瞭解。去找了些資料之後，才恍然大悟，原來他正是20世紀中葉，美國崛起過程中，幕後的理論奠造者。

我以前曾多次介紹過，小羅斯福主導了美國崛起成爲世界霸主的過程，是20世紀最偉大而且最成功的政治人物。他爲了霸權地位和國家利益，不擇手段，有意地引導大衆走向原本極不受歡迎的方向。例如美國國内本來種族主義嚴重，對納粹十分同情；小羅斯福在1941年，藉著對日本禁運，逼迫日方主動發動戰爭，從而把美國帶入二戰。到了1943年，小羅斯福爲了遏制西歐在戰後復興，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故意從中作梗，讓盟軍在意大利戰綫吃癟，即使美軍必須因此付出數以千計的額外傷亡為代價，也在所不惜。（參見前文《訪意大利有感（二）》）

小羅斯福的作爲和成就，固然築基於極高的戰略智慧和政治手腕，但是也必須有正確的哲學基礎。如果迷信現代的英美民主理論（也就是70年代以後，財閥資助的智庫所推行的群衆意見至上論，認爲民主越直接越好；其實這只是方便由資本控制的媒體對大衆洗腦、從而掌控政策決定來掠奪内部的利益分配，參見前文《談Brexit》），認爲政治人物的道德理想是做選民的代言人（Delegates），那麽小羅斯福根本就不應該考慮違反民意來參戰，更別提有意製造公民的大批死亡。但是他在權衡局勢之後，認爲短期的犧牲小於長期的利益，因而可以欺瞞民衆來爲國家謀取最大的福利。換句話説，他認爲自己只要是無私爲公，就可以專斷獨行，不須要有民衆事先的參與討論和同意。這樣的觀點，在民主政治理論裏叫做Trustee Model of Representation（托管式代表），和它對立的就是上面剛剛提到的Delegate Model of Representation（代言式代表）。

最早把這兩種民主制度背後的哲學分清楚的，是原籍愛爾蘭的英國思想家和國會議員Edmund Burke。他在18世紀末，英國的世界霸權即將奠定、也是近代西方民主理論還在啓蒙之際，倡導托管式民主。雖然公開附和者不多，但是因爲隨即在19世紀初的頭30年，英國的選民資格逐步放寬，由人口的3%增加到17%，開始有選舉結果不能事先由精英階級完全決定，他的哲學成爲國會和政府的實際運作原則。換句話說，這是英國版的“外儒内法”，表面上是民衆投票，私下卻是先吸收新進議員進入精英社會，然後共同主導政策。他們雖然不是全然無私，但是嚴格的政治傳統和道德規範要求他們對公共利益有足夠的尊重。19世紀是英國的全盛時期，膚淺的觀察說這是選舉的功勞，仔細的檢驗卻會表明執政的精英其實是以托管人的方式來運行的。

美國在建國之後的頭100年，通訊科技不發達，在廣大的國土上事事探詢民意根本不切實際，聯邦政治組織又還很小，所以執政的細節基本是少數在位者說了算；雖然不是有意走托管式路綫，但是實際執行起來自然如此。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報紙、電報和電話先後普及，人口和經濟迅速成長，人多嘴雜、媒體偏頗的問題越來越明顯。順應經濟和社會的需求，聯邦政府的權力不斷擴大，但是並沒有產生與之對應的責任和效率。後來老羅斯福和Wilson終於做了初步的政治現代化，然而在Wilson之後，一連三個自私自利、庸碌無能、只知和資本合作來操弄民意的總統，把一戰勝利之後國内國外、政治經濟上的紅利都揮霍光了，反而引爆了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不但造成極大的人民苦難，也間接地在國際上準備了歐亞法西斯主義興起的土壤。

Lippmann生於1889年。在就讀哈佛期間，就是《Harvard Crimson》的編輯。畢業後因爲看不慣資本勢力扭曲輿論，而在1913年與朋友合作創立了《The New Republic》（《新共和》）雜志，成爲Liberalism（翻譯比較困難，參見前文《放任經濟學的邏輯謬誤》；這裏指的是20世紀美國政界的左派思想）的前鋒。一戰期間他靠政治關係，被直接任命為上尉，在駐歐美軍總部做情報官。戰後出任Wilson的顧問，參與了《十四點和平原則》的草擬。這時他還是一個純粹的理想派，對Wilson手下宣傳機器的新聞管制多有批評。

1920年，Lippmann31嵗，開始明白自由放任的新聞媒體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發表了《A Test of News》一文，嚴厲指責了Liberalism旗手《紐約時報》對俄國共產革命報導中的偏見。到了1922年，他把大衆媒體的亂象總結起來，出版了《Public Opinion》一書，建立一個新的媒體政治理論，後世稱爲“Almond-Lippmann Consensus”。在此後的數十年中，Lippmann以《Today And Tomorrow》這個聯合專欄（Syndicated Column）為平臺，佐以多本書籍，成爲美國政治哲學的主導人之一，被並列爲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專欄作家（另一位是與其對立的保守派作家Westbrook Pegler）。

在二戰之後，George Kennan倡導圍堵戰略，Lippmann批評它是損害全人類來圖利美國上層階級的錯誤政策，並且發明了“冷戰”這個字眼來强調它已經是戰爭行爲。後來Johnson總統頒給他美國平民的最高榮譽：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總統自由勛章），但這並沒有阻止他猛烈抨擊Johnson參與越戰的舛訛。他在1967年退休，1974年過世，剛好是美國盛極而衰的轉折時期。

Lippmann的核心觀點，其實就是我在過去五年多一再强調的幾個現代人類社會的基本現象：群衆總是非理性的（“Bewildered Herd”“困惑的牛群”）；新聞總是過度簡化的（“When distant and unfamiliar and complex things are communicated to great masses of people, the truth suffers a considerable and often radical distortion. The complex is made over into the simple, the hypothetical into the dogmatic, and the relative into an absolute.”）；大衆傳媒進一步減低社會集體智商（“When all men think alike, no one thinks very much.”“The Private citizen, beset by partisan appeals for the loan of his public opinion, will soon see, perhaps, that these appeals are not a compliment to his intelligence, but an imposition on his good nature and an insult to his sense of evidence.”）；美式民主制度原本就是被設計來壓迫底層民衆（“What we call a democratic society might be defined for certain purposes as one in which the majority is always prepared to put down a revolutionary minority.”）；政府的好壞應該以民生結果來判斷（“It is perfectly true that 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governs least. It is equally true that that government is best which provides most.”）；民主制度先天假設人民的素質極高（“No amount of charters, direct primaries, or short ballots will make a democracy out of an illiterate people.”）；極化的社會必然導致民主政治的腐化與癱瘓（“In government offices which are sensitive to the vehemence and passion of mass sentiment, public men have no sure tenure. They are in effect perpetual office seekers, always on trial for their political lives, always required to court their restless constituents.”）；代言式民主是騙人的花樣（“False Ideal”）。

Lippmann的解決方案，也同樣是我已經反復解釋過的，由“Specialized Class”（“專門階級”）根據“Public Interests”（“公共利益”）管制“Unseen Government”（“無形政府”，指控制媒體輿論的力量）來“Manufacture Consents”（“製造贊同”）；這其實正是小羅斯福的執政哲學，也是美國崛起時代的思想基礎。

到了1970年代之後，財閥的反撲就始於思想層面，完全反Lippmann之道而行，利用民衆的牛群屬性和新聞内建的偏見趨勢，一方面鼓勵社會議題上的極化和對立，另一方面吹噓代言式民主以利用愚蠢的民意來挾持政府官僚，促使其迅速腐化並癱瘓，從而容許美國富豪們在全球進行掠奪，獨占國内外經濟發展的成果。可悲的是，馬英九這類台灣政治“精英”取經回來的，不是Lippmann理論這樣的精華，而是財閥新生產的糟粕，所以台灣政壇在過去30年的迅速衰落，其實是在解嚴之後就已注定的命運。

【後註一】今天是2020年三月5日晚上，小孩氣衝衝地開車回家，我以爲他和女朋友吵架，結果吵架的對象其實是女朋友的媽，起因則是她又再對中國説長說短。兒子說下午我告訴他《Fox News》的記者要求中國為新冠病毒道歉之後，他原本就憤憤不平；又遇到那女人囉嗦“維族集中營”，他終於忍不住反唇相譏。我一向要求他不要公開反駁美國人的仇中宣傳，擧的例子是1998年我在巴黎國銀的交易廳看冬季奧運，原本被看好的關穎珊意外敗給同爲美籍的Lipinski的時候，所有交易員由首席帶頭爆出雷鳴般的歡呼；我也只能默默地觀察，一直到退休了才談起此事。

幾年前曾經有讀者說，羡慕我兒子有我來天天教誨，那時我就回答世事看得太清，對生計會有不利的影響。小孩子年輕氣盛，我幫他看清美國的諸般黑幕，他大概是無法誠心樂意地融入這個不公不義的社會了。我當然希望他有成功的事業，不過那不能以無視是非善惡為代價，畢竟堂堂正正地活著才是最優先的人生考慮。

【後註二】今天是2020年七月21日，收到讀者私下發來的問題。我想這個討論值得大家參考，轉列於下：

問：王博士，您好几个月前你在八方论节目谈到过波音的问题 。在节目的最后你谈到美国社会的问题（西方民主）我想问您问题 在我眼里没有哪一个西方发达国家是真正的拥有民主的，尤其是自由 那么在您看来欧美国家今天的问题到底是历史遗留问题？还是一种“慢性病”而这种所谓的慢性病遇到某一个点时就会爆发。还是说这种所谓的政治模式和发达国家内部的政治团体绝大部分少数派政治家的它们的个人利益有一种间接性政治性收益有关，我说的是Political clown（政治小丑）说白了就是搞冷战的那一套和参议院拥有权利。当然了今天美国也好欧洲也好 包括今天的香港其实说白了就是搞建制派的那一套，我想问一下，今天西方的霸权，以及这一套体系是不是在未来成为一种政治消耗品 不提倡政治模式。包括中国，香港，台湾。谢谢王博士！

答： 歐洲大陸的20世紀歷史很特殊，因爲他們經過了兩次大戰，家園殘破、人口凋零、社會組織變革劇烈；我們看美國比較簡單。它在整個19世紀，就是放任權貴、逐步腐化的一個過程，類似拉丁美洲；這時他們靠的是可以不斷向西擴展，持續吸收底層勞動力並“創造”新財富。到了20世紀初，整個北美大陸被瓜分完了，老羅斯福和威爾遜兩個有理想的總統試圖扭轉内部腐敗的文化、建立為全國人民服務的公器，但是進展很有限，而且遇到西班牙流感，社會上出現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態，所以一連選出三任共和黨總統，這是完全的反動和退步，結果是1929年的股市崩盤和其後的大蕭條。

這時是小羅斯福連續13年的執政，以及意見領袖如Walter Lippmann上下内外的合作，才把美國的舊有政治和文化糟粕清洗一空，從而有能力把二戰這個巨大的挑戰轉化為極佳的機遇。換句話說，美國在3、40年代，經過了一次徹底但和平的組織和文化革命，建立了全盛時期的國力根基。一直到越戰期間的人命資源被空耗以及官方撒謊被暴露，削弱了這個體系的公信力，富豪才有機會反撲，對學術、輿論、經濟、政治、社會一步步地加以腐化倒退。所以6、70年代被主流媒體如《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揭露的諸般政府醜聞很反諷地埋下了後來右翼民粹的種子（其他的促進因素我也在其他地方分別討論過了，包括德日復蘇所造成的經濟成長率降低、Johnson總統的“大社會”法案、以及白左興起引發的文化反動）。

和小羅斯福所建立的全盛美國相比，中國早已具備中央統一的高效政治體制（雖然監察自清能力仍有待加强），現在仍有欠缺的是社會上理性思維的習慣和公益爲上的態度，這是我個人希望能盡一己之力幫助改進的方向，也是我文章寫作的重要主軸之一，其中《美國崛起時代的治理哲學》是最淺白直接的表述，你可以重讀並進一步探索文中所提的人物和著作。

【後註三，2022/01/11】我剛剛才注意到一本十年前出版的重要書籍（參見《The Plots Against the President: FDR, A Nation in Crisis,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Right》），它詳細介紹了我以前只約略聽過的一段史實（我原本不知道它牽連之廣之深；這當然是被美國主流媒體有意遮蔽的結果，我自己是通過英國媒體得知這本書的，參見《Why is so little known about the 1930s coup attempt against FDR?》），在此强烈推薦大家也去學習瞭解，請順便注意它和當前Kazakhstan政變的一些相似處。

小羅斯福在1933年就任總統之後，立刻被億萬富豪們視爲共產同路人，非除之而後快，於是由J.P.Morgan和du Pont領頭，資助了一個政變團隊，準備利用一戰退伍軍人為主力，先暴動後奪權。爲了號召老兵，他們找上當時全美最受推崇的軍人，Marine二星將軍Smedley Butler（這個人原本就已經是傳奇人物，曾經兩次得過Medal of Honor，對軍事歷史有興趣的讀者應該自行找資料閲讀）。結果Butler拒絕被金錢和權力所收買，轉過頭就通知了FBI頭子Edgar Hoover，於是政變不了了之。但接下來的發展才真正揭露了美國政治權力結構和“法治”的真相：雖然被公開，而且還由國會設立調查委員會寫了報告，但政變的巨富首腦一點事都沒有（歷史學家普遍猜測是小羅斯福以他們支持新政為代價，不予追究；所以這場失敗的政變其實是美國得以深刻改革並崛起為世界霸主的重要契機，而且Butler在一念之間，把人類歷史帶上絕然不同的道路；然而這麽關鍵的歷史事件，在美國中小學歷史課本裏居然是一個字也不提的），反而是Butler在七年後（1940年六月，因而完全錯過了二戰），莫名其妙地因“不確定的小腸病變”在壯年驟然去世，死時只有58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