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羅馬在公元前一世紀達到巔峰，占領了所有地中海沿岸地區；因爲原本的共和體制效率太低，不可能治理這麽廣大的國土，於是無可避免地轉化為帝國。其後在第一世紀，以羅馬軍團為代表的軍事力量還沒有衰退，在幾個能幹的皇帝之下，仍然能有局部的領土擴展（例如在英倫三島），但是在内政、經濟和社會層面，腐化已經浮上臺面。我記得有一個英國歷史學家，在電視節目裏評論這一點，提到第一和第二世紀的羅馬皇帝雕像，說他們隨時間而越來越愁眉苦臉。

今日的美國，就像當年的羅馬一樣，在軍事上依舊稱雄世界，但是内部已經腐爛一段時間了。我在過去五年，詳細討論過美國各個方面的腐化過程，尤其是財閥為私利在國内國外肆意掠奪而造成的貧富不均；當然這個現象也被反映在學術界，特別是金融和經濟那兩門科目決定了這類政策在公共討論上的基調，所以也就被有意扭曲得最嚴重。

在距離腐爛核心較遠的學術領域裏，受美國霸權和國力衰退的影響相對間接，所以一般人往往不會把兩者聯想到一起。例如我多次仔細介紹的高能物理界，其實是在5、60年代承襲了曼哈頓計劃的光環餘蔭，獲得了與實際重要性不匹配的超額投資，所以一方面在二戰後30年就把人力所能及的成果都摘光了，另一方面它也習慣了容易來的快錢，内部人員既沒有脚踏實地的風氣，也無法快速削減規模和野心以適應不再有進步的新現實，其結果自然是成爲為發表論文而發表論文的玄學。

然而即使是在仍然有很大實際進步餘地的科學領域，如生醫學界，職業風氣和水準也有明顯的大幅下降。我曾多次提到當前科學界的可複製性危機（Reproducibility Crisis，參見前文《Google的量子霸權是怎麽回事？》的後註），嚴重到一般學術期刊上的論文只有1/9可靠，連《Science》和《Nature》這樣頂尖的期刊，可複製率也只有62%（例如悟空衛星的結果就是假的，參見前文《評悟空衛星》和《大婁子的零後果》）。

這種惡劣現象固然源自一個社會的老邁腐朽，以致失去了對事實真相的堅持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中國文化對學術界的非理性崇拜和縱容，源自幾千年來的歷史傳承，也是非常陳舊的；未來能否以一個新興工業國家的奮發精力來自我更新，還有待觀察），但是也有外發的因素。在可複製性危機這件事上，環境上的推力主要來自當前人類社會正處在一個極度分裂的戰國時代，2、30個主要工業國家在彼此之間的競爭壓力下，不得不超額並重複投資在科研項目之上，所以從事研究的人員數額遠超人類整體的實際需要，他們人人都面臨著Publish Or Perish的困境，然而不但沒有足夠的新突破來分配給每個實驗室，科研的專業性太高，品質很難立即斷定，所以魚目混珠的假大空自然成爲舉世皆然的普遍現象。

其實在藝術上，也有非常類似的演變。以我喜好的歌劇爲例，6、70年代之前成名的演唱家和現代的歌劇明星在音質和音量上的差別，簡直就不像是來自同一個物種，這還是在前者所遺留的錄音使用原始的技術，無法忠實保留高頻共鳴的前提下給聽衆的感受，如果Caruso或者Callas真能復生，現代的聲樂明星就非得要鑽到地洞裏去了。

如同前面有關科學界可複製性危機的討論，聲樂界的退化也來自多個方面的影響：首先是整體社會輿論不再堅持實用價值，容許一個行業做選美式的主觀自我評估（這尤其和高能物理類似）；其次是音樂錄製、修飾、傳播、消費的科技大幅進步，使得不入流的歌唱也能被遮掩改進；最後則是現代大衆娛樂的類型不斷增加，使得真正關心聲樂的聽衆數量減少而且水準降低。

其實歌劇業的隱憂，最早源自二十世紀初麥克風的發明。原本歌手必須在能容納3、4000千人的歌劇院或甚至露天舞臺進行演唱，聲量不但要能壓過整個樂團，而且必須能傳送到近百公尺之外，所以唯一可行的方法，是經由多年的苦練開發出雄渾的胸音（Chest Voice）。在這個苦練的過程中，音質和音域都會有些許變化；一個歌手只有在成熟之後，才會被大師級的導演/指揮家根據所擅長的音質和音域，指定到適合的Fach（指歌劇歌手的專攻類別，例如女高音從輕到重，還分為抒情花腔、戲劇花腔、Soubrette、抒情、Spinto抒情兼戲劇、戲劇、和華格納，能力强的可以視需要上下各跳不超過一級）。

但是麥克風可以輕易彌補音量上的不足，連音質都會有所扭曲，其結果是一般聽衆反而偏愛另一種歌唱法，也就是英文裏所謂的Crooning（輕哼？輕唱？ Sinatra是典型）。Crooning基本只用頭音（Head Voice，亦即只以頭顱作爲共振腔來發音），產生的音質特別清亮而且年輕，非常適合討好普羅大衆的流行音樂。

然而歌劇和現代流行音樂不同，它要求非常廣的音域，尤其是高音。Crooning若要產生那樣的音域，就必須拉高喉頭，並且用頸部肌肉去擠壓聲帶，這一來，音量進一步降低，爲了彌補音量的不足，一整套新的技巧被開發出來，叫做“Sing in the Mask”（“唱入面具”），也就是調整所有臉部的肌肉（包括咧嘴、伸舌，而傳統的技巧卻是嘴巴做長O型，舌尖後縮，成喇叭狀），使得顔面對高音的共振達到物理上的最大可能。但這是有很强的副作用的：首先是鼻腔成爲共振效果的重要來源，使得鼻音變得很濃重，每齣歌劇聽起來都像是法文（例如男高音Juan Diego Florez的演唱）；其次是喉嚨被擠壓後，母音就含糊不清（例如i和e無法分辨，參考女高音Anna Netrebko的錄音）；最後是這個技巧只對最高的音階有增强效果（但是變得很尖銳），中低音成為像蚊子一樣，幾乎完全消失。

在7、80年代（對應著HiFi麥克風的普及），這個速成的辦法逐漸占領了主要的音樂學院（很像超弦在8、90年代占領知名物理系的過程）。學生一進去，就依照當時的個人音域選定自己的Fach，但是年紀輕、聲音還不成熟，原本就不能確定未來的變化，所以這個選擇就很有彈性，結果是老師的偏見和學生自己的虛榮都影響其後的決定，最終大部分女高音往兩個極端（亦即花腔和華格納）走，雖然實際上她們的天賦是在中間段（例如抒情）。不依照自然天賦來發展，就更必須强調“技巧”，也就是用肌肉擠壓聲帶，不但進一步惡化音質音量，而且很容易受傷。其結果是歌手們老化得很快；原本極具天賦的，在這類訓練之下，也會越來越不入耳，尤其一唱現場就原形畢露，特別是露天劇場，例如1998年在紫禁城演出的《杜蘭朵公主》，不但是露天現場錄音，而且劇目是Puccini歌劇裏對音量音質要求最高的，結果自然是慘不忍聞。

以我自己爲例，30多年前一開始還不懂，主要又是聼錄音，所以也跟著群衆對像Renee Fleming或Marilyn Horne這樣的Crooner做追捧。但是我成爲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長期訂戶之後，覺得現場的戲劇感當然是很震撼，音樂卻總令人失望。經過幾年，發現連Pavarotti的音量都不怎麽夠，我只好改訂市立歌劇院的票，去聼年輕歌手在小劇院的演唱。

但是現場歌劇品質下降的結果，是聽衆不斷地萎縮，爲了維持收入，只能轉而走高級路綫，把以往的大衆娛樂，吹捧成高等文化。其實歌劇沒有什麽文學内涵，基本上只是隨便找個故事當藉口，給歌手們一個盡情展現歌喉的舞臺。現代的歌劇業反其道而行，音樂唱得一塌糊塗、亂七八糟，然後全力搞包裝，吹噓自己的文學性和藝術性，自然只能吸引有錢無腦的土包子來附庸風雅。紐約市立歌劇院最後破產了（因爲大都會歌劇院更豪華，對只想裝逼的有錢人遠遠更有吸引力），我也只能囘到Youtube上找上個世紀中期以前的錄音來聽。

中文裏的“文理學院”，在美國一般叫做“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也就是“藝術及科學學院”。之所以把藝術和基礎科研放在一起，是因爲前者求美、後者求真，都是應該與商業有點距離的純學術。這兩者被現實污染而腐化，是社會整體素質衰退的徵兆；畢竟一個無法分辨真假美醜的社會，是不可能有長期繁榮的。

【後註一，2022/06/30】小孩上了大學之後，常在電話裏和我談學業和生活上的經歷，這些觀察不斷地刷新我對美國新生代認知的下限：一個培育未來社科學術和政壇精英的大學，居然基本沒人在乎功課，個個濫竽充數，都是從高中開始就每天以謀求下一個頭銜來充實履歷表為唯一職志，所謂的工作時間都投入社交和Linkedin網頁上了；然而那些衆人搶破頭的學生社團和產學合作，錄取標準不但只看性別、膚色、和家世背景，如果面談時提起自己的成績和學術水平，居然會被指控為沙文主義者。結果自然是極少數天生好學的異類，只能被迫選擇同樣極少數還在乎真正工作能力的行業，例如量化交易。

今天看到這條新聞（參見《How Exactly Did EY Auditors Cheat on CPE Exams? Details From the SEC Order》），談到Ernst & Young内部的會計師資格考試，明知有簡單的作弊方法，公司卻多年視而不見，放任幾百人過關。我想指出，E&Y正是自由市場體制下專職負責審計企業賬目的監察機構，結果本身就是人人造假的賊窩，那麽整個體系的崩潰還會遠嗎？與此同時，中國的基礎科研和教育界，監察機構不是不存在、就是純屬擺設，那麽不是應該同樣會有隱性的系統性危害嗎？

【後註二，2022/09/09】最近計算科學界的大佬、Berkeley名譽教授（Professor Emeritus） Edward Lee站出來公開批評業内論文審查過程的腐化（參見《How I decided to call out the toxic culture of CS》），值得關心美國學術衰敗過程的讀者參考。請特別注意他的一個論點：亦即20年前爲了避免人情牽扯，將審查過程改爲匿名，反而引發嚴重的反效果。這是因爲有政治能量、能搞人情的，自然還是有辦法私下聯絡施壓；而一般誠誠懇懇做研究的人，卻因審查者不具名，而無法有效反映、抗議不公平的決定，以致政治性利益分配越演越烈。再加上黑箱作業完美保護了偷懶不細看論文和原本就居心不良、只想著要黨同伐異的審查員，於是學術論文的評鑒水準有了斷層式的崩潰。

當然，要將這個教訓應用在中國學術管理是簡單直接的邏輯推論，不過我還是稍作導引，以避免還沒有讀懂博客所有舊文的新讀者發生誤解：歐美學術界原本遵循的是原始的部落民主制，審查委員的定位是“志願者”，其工作被認爲不是權力、而是負擔。所謂的腐化，就是自然發生的權力尋租現象，而匿名顯然方便尋租，所以會有負面作用是可以事先預期的。但腐敗的關鍵其實在於難以用事實邏輯來挑戰的政治權力；既然中國學閥的權力是絕對的，那麽他們的腐化自然也是絕對的。與此同時，中國政府反而沒有超越事實與邏輯的絕對權力，腐敗程度也就遠低於學術界，這是博文《中國的學術管理問題來自基本的邏輯謬誤》的核心論點。

推論得再進一步，我們可以仔細分析檢視《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如何管理資本》首段所談的，資本為自身私利而鼓勵政治制衡（包括中央/地方均權、三權分立、新聞第四權等等）。其實只看理論的話，制衡似乎有道理，真正的問題在於實踐上被扭曲成為只管程序、不顧實質。這裏的“實質”是什麽？政治權力的確需要規範和節制，但唯一有益並合理的規範節制，來自對事實與邏輯的尊重：若是假設地方、立法、司法和新聞媒體能夠作爲事實和邏輯的通道，那麽對行政的制衡就會是正面的；但在資本和自私官僚虎視眈眈的影響下，若是政權不嚴格管理防範，這個假設不可能成立，畢竟若連中央行政部門都不能管好，談何其他單位？資本收買政治學和經濟學教授，篡改理論、純為制衡而制衡，自然會使那些部門行業成爲資本腐化公器的管道和經管人員尋租的基地，是絕對負面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