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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2/15 10:12:35瀏覽1026｜回應0｜推薦0 | |
| 從科舉制度說起╱陳子越
談當前的教育和考試制度 在我們這個社會裡，只要一提到科舉制度，馬上就有很多人會聯想到專制的封建制度和令人腦筋僵化的八股文。然而一般人很少會再進一步想一想：當初科舉制度到底是在哪一種社會背景下產生的？它對我國的社會結構究竟產生了些什麼影響？歷朝帝王為什麼會樂此不疲相沿採用這種制度？科舉考試真正的流弊在什麼地方？ 這些問題粗看起來似乎都是些只有歷史學者才有興趣的問題，但實際裡這些問題卻都牽涉到國家的根本政治問題；因為一國的政治想要上軌道，具先決條件就是要人盡其才，惟有能人盡其才，纔能做到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然而人才盛衰的最主要關鍵在於教育制度與選拔人才的方式。筆者不敏，願不避老生常談之嫌，先對上述這些問題加以分析，然後再對我國現行的教育和考試制度作一檢討。 壹、 科舉制度的回顧 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歷代對人才培植與選拔的方式。在春秋戰國以前，我國的社會是一個典型的封建社會，只有貴族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機會，所以也談不上什麼大規模的教育和選拔人才的制度。好在當時諸封建王國的疆土人民卻很有限，社會結構亦比較簡單，只要君主英明，諸股肱之○盡忠，政事就可以對付得過去。但時間一久，由於貴族宗支的繁衍，末世貴族子弟漸漸轉為平民，這就使「士」這個階層擴大，也就因為這個階層的擴大，教育才得以逐漸普及於大眾（註一）。在這同時，由於諸侯間的相互蠶食鯨吞，各國的君主在生存競爭的壓力下，都亟亟於招募最優秀的人才來替他們效命；要招募最優秀的人才，其對象的範圍當然是越廣越好，不能只限於貴族世家的子弟，而一定要擴展到出身平常之家的才俊（註二）。這也就造成了春秋戰國時代學術思想蓬勃一時的盛況，奠定了我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基礎。 在秦以後，我國進入統一，帝國時代一切施政都比較講究制度。教育與選才任官亦然。國學，招攬民間子弟讀經，但是政府選才任官卻採用選舉制度；即是由中央的王侯公卿或地方官吏向政府保薦推舉人才。用這種方法來選拔人才，時間一久就自然而然地造就了一些累世公卿的世族。到東漢末年察舉制度日漸腐化，仕途逐漸被少○權們所壟斷，更加促成了這些特權階級的成長。在曹操當政時代雖曾一度摧殘望族，當時的望族被他搞得一蹶不振，但從魏文帝曹丕開始，由於推行「九品中正」制，又重新造就了一批世族。這種制度後來竟演變到一種「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狀態。在魏以後的兩晉，由於皇室本身就是世族出身，所以就更使政局完全由世族操縱，但世族子弟們也許是權勢來得太容易了，大多對實際政務不感興趣，而喜歡「清談」，實際的政權也因而慢慢轉入所謂「寒士」們的手中。在東晉之後的宋齊梁陳諸朝，由於皇族與原有的世族淵源不同，因此多方設法提攜寒士與世族對抗；當時實際上的軍政大權億多掌握在寒士出身的人物手中。但世族還是有他們的特殊地位，而這些掌政權的「寒士」們卻沒有固定的社會地位；因此政局不穩，朝代更換亦很快（註三）。 我們把兩晉級南北朝的政治與兩漢的政治作一比較就可以發現兩漢的政治比較起來要上軌道得多。追究其原因，恐怕還是在兩漢前期社會上門第的界線尚未形成，由布衣而卿相的人比比皆是。同時前期的選舉制度亦比較嚴謹，用此社會上階級間的對流較為暢通；如此非但統治集團的人才比較興盛，同時由於這些由布衣而致卿相的人士既沒有背景和力量來取皇室而代之，於是確保皇室的江山亦就等於是長保他們自己的榮華富貴，因此他們自然會效忠於皇室，皇室亦可藉他們之歷來平衡來自貴戚宗室或其他豪門大族的政治壓力。此外由於這些布衣卿相來自民間，他們對民間的疾苦通常都有較深刻的體驗，做起事來也自然比較能顧到老百姓的福利。更因為他們在政治上還是感受到貴戚宗室的壓力，所以當他們一旦大權在握的時候，通常都會注意提攜與他們出身相仿的青年才俊來為幹部，在知識學術界形成 清議來作為他們的後盾。我國知識份子傳統的「士氣」亦由此而產生。這種士氣顯然是經得起歷代昏庸帝王、外戚、宦官、權臣交互煎迫而生生不息的一股力量，也可以說是我國過去政治上的一個優良的傳統。我們同時也可以觀察到：那些沒有系統性選拔人才的辦法的時代也經常是我國政治最黑暗，社會最腐敗的時代，而且也常是「士氣」最低落的時代；兩晉和南北朝就是很明顯的例子（註四）。 我國政治由考試取士的辦法創始於隋代。到唐初以後科舉考試才成為政府選才任官的主要辦法。隋唐兩代提攜科舉的用意是很明顯的；因為隋唐緊接在南北朝之後，當時北方的諸豪門世族對於政局具有很大的影響潛力。再說隋唐兩朝的皇室原來就因為本身也是豪門大族才輕而易舉地奪得了政權。為了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當然要想些辦法來造成一股效忠皇室而能與其他豪門大族對抗的勢力；也就是要造成一個有實力，有明確社會地位的新興階層來鞏固皇室的江山（註六）。在唐以後享國較久的宋明清諸朝的開國之君決沒有不了解其中奧妙的道理，因而亦都大力推行科舉制度。科舉制度除了有上述的政治作用之外，還可以推動社會階級間的對流；再加上我國傳統的「子孫發達可以榮及祖宗」的觀念，更大大地增加了社會的穩定性：窮苦的人們雖然經常覺得自己已經沒有什麼指望了，但總還有一線希望可以寄託在兒孫的身上，希望他們好好讀書，有一朝金榜題名時就能做大官，發大財，享受人間榮華富貴，並且還可以光宗耀祖（註七）。如此，卿下老百姓平時雖然飽受壓榨，但不到山窮水盡餓得沒飯吃的地步，就不會想要造反。絕大多數的讀書人更是不管朝政怎麼腐敗，只要朝廷繼續舉辦科舉考試，就會繼續效忠朝廷「心在魏闕」（註八）。 現代很多學者談起科舉制度來都是痛心疾首地認為千年來的科舉制度壓抑了國人的思想和創造能力，造就了讀書但求功名利碌的風氣，以致於我中華民族的智慧得不到適當的發展，而不能對外來的挑戰作有效的反應。這種論斷雖然有部份的真確性，但並沒有指出科舉制度的毛病究竟出在哪裡；況且我國的民族智慧受壓制亦並不是一直到實行科舉制度才開始的（註九）。讓我們把這個問題仔細地看一看： 我國科舉考試的內容，大致說來唐宋兩代較為相近，而明清兩代又如同一轍。唐宋兩代科舉考試的種類很多，最主要的有明經、進士兩科。明經科考試內容注重記憶各種經文及其注解對於經書的真正道理倒反而不太注重；進士科考試的主要內容是策論，即是把自己對時務的見解寫成文章。這兩種考試性質不同，所選拔出來的人才的格調也因而有所差別。到唐代高宗之後，科舉考試漸漸形成進士科獨盛的局面，唐宋兩代的很多名人，如房玄齡、張柬之 、蘇東坡、范仲淹、王安石等都是由進士科出身的。（註十） 科舉制度從明朝開始有一個重要的轉變，就是考試的主要科目改為八股文：命題完全取自四書五經，文章的格式亦有一定，又共許代聖賢立言而不准發揮個人的見解。這種形式的考試嚴重地箝制了知識份子思想的發展，使民族智慧為之蔽塞。明代首創八股取士，廢除丞相制度，實行君主絕對專制，摧殘功臣，廷杖大臣，這些措施的根本起因恐怕還由於朱元璋家天下的思想過份強烈，深恐他的子孫駕御不了有思想，有才幹的群臣。清寶以異族入主中原，當然更希望被統治的民眾愈是馴服愈好。對此，八股取士及屢興文字獄實在有雙管齊下，異曲同功之妙。 我們綜觀唐宋明清的科舉就可以發現：科舉考試的內容可以決定選出來的是什麼樣的人材，亦可以左右當時的社會風氣和讀書人的思想（當然總有少數例外的人士）。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科舉制度是不會抹殺人才，抑制知識分子思想的發展，主要的關鍵是在考試的內容而不是這考試制度本身。 貳、 學位文憑主義的形成及其影響 滿清末年，內憂外患交迫，有識之士才發覺到傳統教育的內容和選拔人才的方式有弊病。因而有所謂的「百日維新」及往後的廢科舉、辦學校等改革的措施。與辦學校的目的就是要用來培育人才，並取代科舉制度。因此在京城設立京師大學堂，各省設立高等中學及小學堂。各級學校畢業似乎影射著以往各等科舉及第的資格（註十一）。 民國成立以後學校的制度稍有更動，但仍與清末大致相同，由中央設立教育部主管全國的教育行政。從民國初年直到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定都南京舉辦全國性的高普考，其中十幾年間各級學校的文憑就是知識份子取得「正式資格」的唯一途徑。由於在當時人的觀念裡各級學校就是各級科舉的取代品，而科舉的等第是具有全國統一性的，因此在社會大眾的觀念裡，各級學校的畢業文憑所代表的學力亦具有統一性，因此同等級的文憑也等於有相同的法定資格（註十二）。由此社會上就形成一種「學位文憑主義」；所謂的學位文憑主義就是：「有同樣學位文憑的人學問都一樣，文憑等第高的人的學問就一定比文憑等第較低的人的學問大」。這種觀念雖然不見得被每一個人所接受，但至少也可以說是「深植於人心」了；這一點從我們現在的公務人員銓敘法規就可以看出具一般。 這種學位文憑制度的一個顯而易見的毛病就是：任何人只要混到一張文憑就等於是多了一張護身符，不管他肚子裡有沒多少學問，沒有文憑的人就奈何他不得。再者這些學位文憑名義上雖然是由各級教育機關統一發給，但事實上主要的授與權還是在各學校，各教育機關充其量只有督導的責任而已，談不上什麼嚴格的管制，因而一張文憑究竟是否能做為某種學識能力的代表就很難說了。 此外學位文憑主義造成了一種機會的不平等。在以往的科舉時代，雖然青年們受教育的機會差異很大，但至少大家都有機會參加考試，而且考些什麼東西大家也都有一個概念。但是取消科舉之後，要想取得學位文憑（尤其指大專以上的）就要進入學位；雖然當時國立的大學，專科學位，及各省的高級師範學校都是公費的，但學生明顯極少，而且入學的要求亦各各不同（註十三）。其它私立大學卻又多學費昂貴，不是平常家庭所能負擔得起的（註十四）。在當時這種情形下，很容易使許多知識青年覺得前途暗淡而憤憤不平，有的甚至於走向極端。 讓我們再來看一看「學位文憑主義」所造成的另一弊端：在學位文憑主義的觀念下，學位當然是愈高愈好。在民國初年本國可授與的最高學位只是學士，想要更高的學位就非要出洋留學不可（註十四）。在早年的留學生中當然是有很多學識能力都很傑出的人材，替國家社會作了不少有意義的事情；但也正因為如此，政府社會才會對留學生特別重視，流風所及，任何紈绔子弟只要是出洋鍍過金的，社會上一般人就馬上對之刮目相看。再加上一些無形的留學生相互標榜，隱隱然形成一個新的特權階級，更助長了社會上崇洋媚洋的心理。這種政府社會都重視外國學位的風尚，等於是把本國鑑定高級人才的權力完全受於外國的學術機關，由它們來鑑定某人的學識能力如何，其學識能力是否能勝任我國的工作環境。在這種情形下還想要一般國民能恢復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簡直就有一點向癡人說夢！（註十五）國內的一些先進學者們強調要使我國的學術水準達到能獨立自主的境界，可以說是一種具有深謀遠慮的眼光，而不僅僅是好高鶩遠，想要盲目效仿西洋。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他手創的五權憲法特別將考試權亦列入其中，實在是一種高瞻遠矚的政治見解。民主政治與考試制度恰當地運用可以防止僵化的社會階級出現，確保各社會階層間對流的暢通，使人才出頭，真正地達到「立足點的平等」（註十六）。國民政府在定都南京之後遵從 國父遺教，設立考試院，舉辦全國性的高普考來錄用公務人員，但是由於重視學位文憑的風氣已經著成，在公務員任用慣例上一直都採取考試及學位並重的辦法，而且外國的高級學位往往受到特別的禮遇；因而考試制度還是不能完全發揮它應有的效果。雖然如此，高普考還是給沒有機會接受學位教育的青年提供了一條取得正式資格的通路，可以說是政府的一種德政（註十七）。 參 近年來我國工商業日漸發達，社會所需要的各種人才也日漸增增加。但是一方面各公司機關常有人才難求之嘆，另一方面卻有很多青年找不到適當的事做；或者有事做而不能安於其位；留學的狂潮也沒有衰減的跡象。這些現象一方面說明了現在的教育與社會的需要脫了節，另一方面亦顯示出部份知識青年對於自己在國內的前途沒有信心。現在讓我們把這些問題的起因加以分析，並探討可能解決問題的方法 。 教育與社會的需要脫節的原因之一就是升學主義和留學主義。升學主義是指中小學的一切教育措施都以升學為唯一前題，為了升學其他教育宗旨都可以丟在一邊不管；留學主義即是大專學校裡的升學主義。在留學主義的影響下，很多大專學校裡有關應用學科各科系的教學內容變成以趕上世界潮流為前題，而不太顧慮國內現在的工作環境和需要。不管是升學主義或留學主義，其主要的壓力還是來自學生的家長親友，學生家長親友的觀念通常也就是社會大眾的觀念。社會大眾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觀念呢？歸根究底還是現實的社會經驗；現實的社會經驗告訴一般成年人：政府、社會都重視學位文憑，尤其是外國（指歐美日）的高級文憑。雖然我們社會上不乏僅小學畢業而能白手起家的成功者，但這樣的例子畢竟只有極少數，而且也只有在商業界才有此可能。一般的家長們誰敢斷定他們的子弟一定是人中豪傑，將來一定能克服環境和機運的考驗而成為那極少數成功者中的一員呢（註十八）。 教育與社會需要脫節的另一原因就是目前的高等教育（包括大學與專科學校）只求量的發展而不注重質的要求。有些學校甚至於已經到了粗製濫造的程度。再者，量的發展也幾乎完全是為了應付升學主義的壓力，不見得能注意到社會的需要（註十九）。我們暫時把私立學校的問題擱在一邊；單就公立學校而言，量的過份擴張使政府的教育經費負擔過重，如此一方面每個學術機構所能分攤到的圖書儀器設備經費就相形減少，影響教學與研究的水準；另一方面的過分擴張使教職員的待遇也得不到合理的解決。教員待遇得不到合理的解決就不容易使優秀的人才留在教育學術的崗位上，不免使一些學識才能都不夠水準的人也參雜在高等教育的陣營裡。這樣非但影響到教學的水準，而且對真正有學識能力的教員的士氣也是一種打擊，更不要說還有「劣幣逐良幣」式反淘汰的惡果（註廿）。更嚴重的是：大學教員平均學識水準的低落使公私營企業負責人士對本國學術界的研究發展能力沒有信心，更助長了一切都仰仗外國的「技術合作」的心理，缺乏自立自強的勇氣和決心（註廿一）。 前文提到目前留學的狂潮一時沒有衰減的跡象，而這種現象可以被解釋為青年對自身在國內的前途沒有信心。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當然很多，本文亦無法一一詳談，但主要的原因之一還是客觀的就業環境。一是客觀的社會環境，另一方面是青年本身對就業的觀念。 在目前高等教育過量擴展的情況下，每年畢業的大專學生人數至少在兩萬以上，但是要在我們這個社會裡每年新產生兩萬多個能使大專畢業生「學以致用」的就業機會顯然很困難（註廿二）（學以致用的定義）。在這種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政府社會卻有責任讓其中最優秀最有能力的青年獲得那些比較能學以致用的就業機會。但是目前社會上由於「學位文憑主義」的影響，一般成年人（其中很多亦即一級大專畢業生可能的主僱）大多有一個觀念，認為年輕人只要有相當的學位文憑，其學識能力就大致差不多；各公私機構在有職位出缺招募新進人員時，只要求職者的學歷合格，就很少會再考究他們真正的學識能力如何，通常都變成以介紹人是誰作為取捨的主要因素；因此除了由高普考及格而獲得分發職位的公務人員之外，其他公私機關因公開招募人才的現象並不多見，相對地減少了年輕人求職時競爭的機會，造成一種機會的不平等。另外一種現象就是老闆們僱用了大學畢業生之後，覺得他們不如預期中那麼能幹，卻又常常喜歡自作主張、亂批評，而且常常不安於職守；因此就得出一個結論：「大學畢業生沒有什麼用，還是職校畢業生比較能做事而且聽話」。這種現象可能有好幾種解釋：（一）他們所僱的大學畢業生的確不行，只有一張文憑做幌子，實在是粗製濫造的產品，而又自以為了不起；（二）這些大學畢業生在學校裡所學的東西不切實用，不能配合目前社會上的工作環境，而老闆們又不願意（或不知道應該）花一點時間本錢下去，讓他們能適應新環境，因此這些大學畢業生總覺得與工作環境格格不入，不能安於其位；（三）這些機關行號所要做的經營業務都是一些例行性的操作，不需要什麼設計、策劃、改良的工作，因此高職畢業的程度再加上工作經驗就已經應付綽綽有餘了，本來就沒有僱用大專畢業生的必要。如果上面所說的老闆們對大學畢業生的評價是基於第三種理由，那當然沒話說，如果是基於前面兩種理由，則「大量製造」和「教育與社會需要脫節」這兩件事又變成兩個額外的使大學畢業生不受歡迎的理由，而促使他們另謀出路。此外還有一點值得強調的就是：目前我們社會的領導階層中很多人對「人材」兩字的意義缺乏認識，大多數以為只要是大專畢業，或進研究所得了一個高級學位，就已經算是人材了，不必再加以訓練和培植就可以拿來派用場，這種觀念使他們在所主持的機構裡不注重優秀人才的提拔和訓練，使青年職員覺得在做了幾年事之後學識還是停滯不前，因而有時不免覺得沒有什麼前途而想另謀出路，同時由於平時沒有適當地培植優秀幹部，一旦有重要職位出缺，或業務拓展有新部門成立，領導階層就經常從機關外面引進一個「青年才俊」來，使原有的職員士氣大受打擊（註廿三）（這些青年才俊...）。 總之，在目前社會的客觀環境裡，由於高等教育的過量擴充並且內容不切社會需要，以及學位文憑主義和和人情關係所造成的求職的機會不均等，再加上領導階層普遍的不注重人材的選拔與培植，使很多知識青年感受到一種需要另謀出路的壓力。 上面我們已經把「教育與社會脫節」以及「人才外流」的一些起因加以分析。現在讓我們針對這些問題的起因，提出一些幫助解決問題的辦法來詳細地加以討論（註廿四）（有些問題政府已著手進行...）。這些辦法主要的目的是在抑止學位文憑主義和升學主義，並且要讓青年們有個比較公平的就業機會。辦法大致如下： （一） 開放現在管制高等教育的政策，使各學校對它們自己畢業生的素質負責：目前各大專學校的畢業證書都由教育部統一發給，這樣就表示教育部對證書所有者的學力負責。但事實上發給證書的主要權力還是在各學校本身，教育部對各學校的學術水準和畢業生的程度最多是從旁監督而已，談不上嚴格的管制和考核；在這種情形下，證書由教育部發給還有什麼意思呢？而且近年來各種專科學校和各大學裡的各種科系、研究所都如雨後春筍般地設立，教育部人力財力都有限，可以說已經是到了管不勝管的地步，如果硬是還要管，除了給一些不肖官員予弄權的機會，實在想不出什麼其他特別的好處來。筆者追議教育部今後讓所有的大專學校各自發給它們自己的畢業證書，這樣可以促使各學校對他們自己畢業生的程度負責；日子一久，辦理不認真的學校所發的文憑自然就不會再受社會的信用，這樣的學校也自然會被社會所淘汰（註廿五）（私立學校經費一大部份來自學費...，公立學校就要靠教育部來淘汰）。而水準優異的學校自然會建立起它們應有的聲譽，它們的畢業生也因而受到社會的重視與信用。我想目前辦學成績卓著的各私立大專學校一定願意由它們自己來決定應該給學生怎樣的教育，並且對它們的教育成果負責（註廿六）（美國著名的學府像哈佛...） 在提倡開放私人辦學之餘，教育部就可以集中人才財力來把公立大灣學校辦好：一則公立學校的經費來自國民血汗所集成的稅捐，因此公立學校的教育應該對社會的需要負責；給家境清寒的青年以造就的機會，有促進社會各階層間對流的功能，因此公立大專學校的入學考試應該力求公平，而學費亦應該盡量的低廉。教育都更應該是社會的需要來決定各科系應有的經費以及教職員和學生的名額；對於辦理不良的學校或科系，教育部亦應該有清理學閥的魄力。 此外對於各私立學校，政府一方面還是可以站在輔導的立場，在圖書、設備、師資以及訓育方面給予協助，另一方面由於各私立學校都是享有免稅特權的教育事業，政府還是有權利和責任對它們的財務處理加以嚴格的管制與考核。 （二） 鼓勵企業界興辦各種技術學校：除了現有的各級職業和專科學校之外，目前最需要的是針對普通高中畢業生或大學生的技術學校，這些學校應該針對各種學力背景不同的青年，安攤各種受業時間長短不一，所學技術專精程度不同的課程，而且應該注意到每種課程的獨立性和實用性，不必硬性規定非要讀些什麼不可。這樣才能使青年人想學什麼就學什麼，而且可以一邊做事一邊學藝，不一定要花費兩三年的時間過那不事生產的學生生涯，學生在這些學校結業時也應該由學校發給結業證書。至於這證書代表些什麼，當然完全要由這學校的聲譽來作後盾。政府所應該注意的事項就是有沒有招搖撞騙或惡性倒閉之類事件的發生，以及其他有關財務的問題。 （三） 加強現有的考試制度：為了抑止學位文憑主義的不良影響，增進青年就業機會的公平性，考試院一方面應該提高現行高、普、特教的程度和甄別力，打破公眾以往對高級學位的迷信：「以為非擁有高級學位便不足證明個人學識才能的優異，有博士頭銜的就一定是青年才俊」。另一方面現有的考試與學位本行的銓敘辦法也應該加以修改，使初級與中級公務人員的任用能做到考試與任用一致，不經過考試及格就不給予正式的銓敘（註廿七）（不經考試還可以用聘任或臨時僱員...）。如果考試制度全面實行成功，能夠選拔出高水準的優秀人才，而政府也能對這些考試及格人員在經過適當的訓練之後予以重用，則社會上重視外國高級學位的心理就自然會大大地減少，留學的狂潮與盲目崇洋的心理也可因而稍加缉止（註廿八）（重用的定義...）。 考試制度是否能成功的主要因素，除公平之外，就是考試的內容和命題人閱卷人的學力。假如考試包括很多不太相干的科目，或者試題偏於瑣碎的制式問題，這就等於重走八股的老路，製造僵化的腦筋。命題人的學力更是考試能否甄別優劣的主要關鍵。舉一個不太恰當的例子來說明：考試好像是用溫度計來量物體的溫度，應考人的學力就好比是這被測物體的溫度，而命題人的學力就好像是這溫度計，如果溫度計的幅度不夠大，刻度不夠準，那就難區分各種高低不同的溫度了。 至於某些科目能不能找到適當的命題人，這就要看國內這些科目的學術水準如何，以及主辦考試人員做事的誠心。在這方面，我門希望新上任的考試委員們能拿出一點腳踏實地的做事精神來，好好的重新審定各種考試應該考的科目及其內容，並且慎重地物色各科的命題人選。如果考試辦得成功，除政府及公營事業之外，其他私營企業也一樣會樂於聘用考試及格的人才。 （四） 重新檢討留學政策：目前由教育部主管的留學大致分為公費自費兩種。公費留學的名額極有限，可以說只是一種點綴而已，不能算是一種政策的運用；目前出國的留學生絕大多數是經過自費留學考試及格，或由於取得外國大學研究院的獎學金而成行的；每年以上述兩種方式出國的留學生人數總在二千左右。從歷年回國服務的人數看來，現在的留學事實上就是知識份子的移民；所謂「儲才海外」只是主管當局一種自圓其說的託詞而已。既然是知識份子的移民，替某些人找出路，為什麼還一定要經過相當嚴格的考試來選擇呢？這樣豈不是等於訓練了人才，再撿好的來送給外國用？ 事實上在國內大專畢業生就業環境擁擠的今天，筆者也不反對給知識青年們找一條出路。但站在國家社會的立場，我們總希望，也應該想些辦法出來，使最優秀最有能力的年輕人留下來替本國社會服務，而讓被淘汰下來的人再向外面去謀發展（註）。因此筆者建議政府一方面加強考試制度和就業輔導，同時也取消自費留學考試以及類似的限制出國留學的辦法；任何人要出國留學，只要已經服完兵役等義務，另外再繳一等教育保證金，就讓他自由出國留學（註廿九）（保證金辦法...）。這種阿貓阿狗都可以變成留學生或海外學人的辦法，至少可以去掉不少對留學莫名其妙的嚮往和隊洋學未盲目的重視，對某些年輕人也可以減去不少「不出國就表示沒辦法」的壓力，使真正想在國內做點事的年輕人得到一些精神上的鼓勵。（畢竟我們是移民而不是殖民...）。 在真正需要引進某種外國技術的時候，各公私機關還是可以派職員到國外去學習；事實上國內內公私機關也早已有類似的辦法在實行。 （五） 樹立嚴格的學術審查制度：前文曾經提到過，目前我們社會的領導階層對國內的學術界，尤其是在工程和自然科學方面，普遍缺乏信心。其原因一則是國內學術工作環境較差，缺乏適當的鼓勵，然而學術資格審查太馬虎，沒法對社會建立起應有的權威來，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資格審查時最重要的問題就是由誰來審查；目前負責學術資格審查的是教育部，而教育部主辦的官員在實際審查資格時，經常是委託與他們熟識的「資深」學者來審查。很明顯地，在國內資深學者陣容較堅強的學科，如法學、醫學等學科，一般學術資格的審查都比較嚴謹；而那些國內資深學一般成就乏善可陳的學科，如物理、化學及工程，才學平庸的教授就佔了相當大的比例。但我們社會要工業化，要莊敬自強，最需要加強的也就是這些方面的研究發展能力。 事實上按正統制度而言，領導全國學術發展的機關應該是中央研究院，而不是教育部或國科會。而中央研究院院士中雖然人才濟濟，但平時對本國的是會卻不起什麼實防的作用。筆者以為，今後政府不妨把正教授的資格審查委託中央研究院院士們來主辦（註卅二）（如果某些學科沒有適當的院士來審核...）。其它副教授或講師的資格就由合格的教授們來審查。同時在第一次審查合格的數年之後，再重新複核一次，通過複核的就給予永久資格證書（註卅三）。（不通過的可以降一級）。這種複核的辦法雖然對於學者們似乎有些不敬，但至少可以減少一些「蹲在茅坑不拉屎」以及「惡性反淘汰」的現象，同時在政府考慮調整教員待遇時，也可以減少一些因教授人數過多而產生的猶豫。 （六） 其他：諸如提倡建教合作，加強青年就業輔導，修訂大專課程，發展科技研究，注重公務人員在職訓練等各項工作，政府都已在著手進行，所以筆者也不再多費筆墨來強調它們的重要性。 以上所說的這些辦法如果能予以綜合的運用，相信能對促進「人盡其才」有所幫助，也可以對當前的士氣發生一些鼓勵的作用。 肆、 對聯合招生的分析 近年來大專聯招這種制度已成為很多專家學者們口誅筆伐的對象；而且事實上大專聯考試題的方針也的確左右了目前中學教育的內容。問題是聯合招生這種制度究竟是否應該取消，或是只要在聯合招生的原則下把大學以及專科學校的入學考訊在方法上加以改進就好。讓我們現在來把這個問題仔細地看一看。 首先我們要注意一件事就是，在民國四十二年以前大專聯考這個制度並不存在，各大專院校都獨立招生，由分校而變為聯招，其中一定有原因存在，也就是說聯合招生一定有它的優點。一般而言，聯招最主要的優點大致有下列幾點： （一）公平：所有考生的機會都一樣；雖然有時候同樣的試卷的成績可能因閱卷人不同而有所差異，但考前誰也不曉得將來他的試卷由什麼人來批閱，從機率的觀念看來，這還是很公平的。何況這種差異即便分招也不能消除。 （二）嚴謹：既然由那麼許多學校聯合招生，社會就會格外重視聯招辦得好不好，主辦的人員也一定格外小心，辦事人員舞弊的可能性相對而言就大大地減少。 （三）命題和閱卷人選的範圍較廣：因為參加聯考的學校多，主辦單位選擇命題和閱卷人的對象亦比較多，就可以使試題的格調常有變化，而不致於常唱老調子，這樣可以避免把高中的教學內容引上一條窄路。 （四）只考一兩次可以節省考生的時間精神和金錢，如果分招則很多考生勢必要考好幾次，時間和精力且不說，單報名費就不在少數，住在偏遠地區考生的旅費更是可觀。 以下筆者想把聯合招生這種制度被攻擊的幾點提出來加以分析： （一）每年只考一次，對考生心理壓力太大，如果聯考失常，要重考就要再等一年，有的甚至沒有重考的機會了；這樣的一次考試對考生的前途影響太大；這的確是聯招的缺點之一，但筆者認為其嚴重性並不如一般誇張得那麼厲害。關於考生心理上的壓力是所有考生都有的，即使採取分招亦照舊有心理上的壓力，況且一個人將來做事做學問是否能成功跟他能承受心理壓力的程度亦很有關係，一個真正的人才是應該比較能受得住心理壓力的。至於其他臨時失當的因素，如傷風感冒或其他意外事件，一則發生的可能性很小，再則在重大事件來臨前會生病的人，不是身體虧若就是粗心大意：身體虧弱本身就是一個不良條件，我們教育界不是一直積極提倡體育的嗎？體育的目的就是要身體強健，不生病，做起事來有精神；身體的好壞在升學競爭時當然也應該是勝敗的一個因素，至於粗心大意的後果，當然更要由考生自己負責。 （二）也曾有人說聯合招生這種制度限制了考生選擇的機會：這話不知從何說起，如果是指目前的大學聯考分成甲乙丙丁四組，限制了學生在高中讀書時培養興趣的機會，則筆者亦有同感（註）（分組的毛病）。如果是指在聯考招生填志願時有一百多個志願可以填，故而使考生不知從何下手，這就有點點莫名其妙了。因為沒有人強迫每一個考生都非要填一百多個「志願」不可；如果一個考生不知道他自己要讀哪一個科系或學校，那是他自己沒主見，也是他所讀中學教育的失敗，他的師長沒有盡到輔導的責任。在這種情形下，即使各種單獨招生，這樣的學生還是不知道他的「志願」在哪裡。 又有人說聯招每年重考的人數很多，重考是因為入學校後發現志願不合，這樣形成對國家社會的一種浪費。但這種情形即使是分招或取消考試改為甄檢也不能改善。因為在公平競爭的社會裡，只有最有能力的人才能達到他的理想。一個人想做什麼是一回事，是否做得到就要看他的能耐如何了。難道只要有人想做大官發大財社會就有義務去滿足他的慾望嗎？ （三）也有人說聯合招生考不出學生的程度來，而且把中學六年的成績一筆抹殺也不公平，因而建設廢除聯考制度，大專入學改用個別申請的辦法，以中等的成績以及中等老師的推薦作為甄選的依據。這種說法也是不經大腦思考的產物。聯合招生能不能鑑別考生真正的程度，其主要的關鍵是在題目出得好不好，所考各科佔的百分比是不是合理，以及閱卷人是不是負責任。至於甄選制度可能產生些什麼毛病，我想腦筋在簡單的人也可以想得出來，更不用說各中學的一般學生程度不同，中學成績根本不能作為一個客觀鍵定學生程度的標準（註）（考試甄別力的問題）。也許又有留美的教育專家要說；美國的各大學入學與是採取個別申請，然後由學校甄選的制度呀。但筆者要提醒這些「專家」，美國的是會沒有我們社會這麼講究學位文憑和敬禮「海外學人」，升學的競爭亦沒有此地這樣激烈，而且兩國的社會風尚也不一樣，人們做事的作風也因為各各不同；同樣的制度在兩種不同的社會環境裡實施，其效果可能完全不同！（註） 本文的意思並不是說目前的聯合招生制度已得盡善盡美，沒有改進的餘地了。事實上正因為目前的聯招在很多方面還是有缺點存在，這才引起很多人對聯合招生的猛烈攻擊，甚至於懷疑考前制度的可能性，再者聯合招生的主辦單位也正在不斷謀尋改進的途徑，像今年的大學與專科學校分開招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大學與專科學校的教育宗旨根本不同，在招考時所出試題的性質就應該不一樣，同時分開投考也增加了考生一個選擇的機會。 最後我們要強調：世界上沒有什麼制度是十全十美面面俱到的。最重要的是要「權眾害而取其輕，權眾利而取其著」。在我國學位文憑主義一時不能遏止的時候，聯合招生實際上就是現代科舉制度的一部份；我們要指出的是，科舉制度不一定就代表八股文和腦筋僵化（雖然有很多學者專家不加思索地就認為如此），相反地，科舉制度就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五權憲法裡所強調的考試制度。只要考試辦得好，內容恰當，能配合社會的需要，考試制度實在是替國家選拔優秀人才，促進社會各階層間對流的最佳工具！ 伍、 終語 蔣經國先生曾經說：「青年有前途，國家才有前途。」；這句話實在是當前國情最好的寫照。（註）（這裡前途當然是指青年在國內的前途）。 蔣先生又曾表示，青年人要關心國事，勇於提出自己對國事的意見。在這國步維艱，全國上下都一致要求革新的今天，筆者雖已年事不經，但於在匹夫有責的立場，也寫下了不少老實話；一方面希望這些老實話能被有關當局看到，作為參考，另一方面亦是拋磚引玉，希望引進國內有心人士的興趣，大家把這些問題切實地談一談。 注釋 註一、孔子的家世就是這種教育普及過程的一個很好的說明。 註二、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這段話的意思是說人想要做大事，有大的擔當，首先就要經過嚴厲的環境來歷練；這樣才能把他生命中的潛能激發出來，做通常人所做不到的事情。我們可以從孟子舉的這些例子裡看出來，這些做大事的人都是從艱苦的環境裡奮鬦出來的。這並不是說豪門大族的子弟就一定不能擔當大任，主要的還是要看他們有沒有經過嚴格的歷練。一般而言，出身平常之家的才智之士接受環境嚴厲考驗的機會當然要比那些習慣於受父兄叔伯呵護提拔的翩翩濁世佳公子們多得多了。 註三、參閱傅樂成著：「中國通史」第十三章。 註四、當然有科舉考試的時代政治也照舊有黑暗腐敗的可能。因為黑暗腐敗的因素決不止一個。歷朝末年的外戚、宦官、權臣交互為患乃是專制帝王家天下制度不可避免的惡果。其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末代帝王們大多生長於深宮婦人宦官之手，且不論他們的天資是否能與開國帝王們比較，單就是這樣以生長環境就已經使他們沒辦法有足夠的膽識和閱歷來做一個成功的統治者了。 註六、這些由民間選出來的才俊若不是給予明確的社會地位還是不能與豪門世族們抗衡。 註七、歐陽修的隴岡阡表就是這種觀念最好的寫照。現代報紙上常出現的「賀某某人公子榮獲某某學位」這種廣告也是同一觀念的產品。這種心理本來也是人之常情，只是在我國的社會裡表現得特別強烈而已。 註八、聯考數次皆落第的不第秀才如洪秀全者當然就可能想到造反這條路上去了。 註九、自我國進入統一帝國階段之後，歷代的雄才大略之主很少有對箝制思想不感興趣的。其中最赫赫有名的要算是秦皇，漢武；和朱元璋了。 註十、參閱傅樂成作「中國通史」內有關考試制度部分。 註十一、事實上當時一般人也都有這種想法。到現在為止不論大中小學生，都在各級教育機關設有學籍，以便管轄，這似乎也是科舉時代的老習慣。 註十二、因為各級學校文憑的發給是由各級教育機關加以督導管制的。 註十三、是想一個生長在雲貴邊區窮鄉僻野的小伙子若是想要去考北大或清華；他可能連要考些什麼科目都不知道，更談不上怎樣去揣麼這些學校出題的專家學者們的癖好；這樣看來即使他學力很不錯，他考取的機會和他學力相仿，但卻在北平城內讀書的學生比較起來就要差得多了。 註十四、有些私立大學，如燕京、聖約翰主流，甚至於以貴族學校著稱。 註十五、留學當然並不是從國民初年才開始的。清季晚年亦曾起用不少留學生，但當時留洋流學生並非唯一的登籠捷徑。 註十六、一國的領導階層若是對本國訓練人才的方式，鑑定人材的制度都沒有一點信心，還要想一般老百姓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豈不是很滑稽嗎？且不論外國各學府的水準亦各有不同。有時候甚至於同一學校同一系對外國留學生學位授與的水準也要看看這人的來頭如何，將來回國後做大官的希望大不大。 註十七、人才出頭的通路當然不祇做公務員一條。尤其是在工商業發達的社會裡，只要真的是人才，各私營企業也會爭相聘用，但是在一個重視學位文憑的社會裡，沒有適當的學位文憑就硬是沒辦法。況且在工商業還沒有完全發達的社會裡，一般私人企業的經營還都是「家天下」式的；在一般有才幹而沒有背景的青年們的心目中，在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還是較為有公平競爭的餘地。 註十八、如果能把中央機關司長以上、省級機關的○處長，和各大公營企業協理以上負責人的學歷作一統計：看看有多少人是指經高普考及格而沒出洋留過學的，有多少是出洋過鍍金的。這樣的統計資料也許可以告訴我們高普考是否真正選出了傑出的人才，或是有志青年該不該出洋留學。 註十九、新聞界當然要給那些少數的成功者與讚美及鼓勵，但寫這種文章的人，除非是昏了頭或昧了良心，不該一昧唱高調而抹殺社會的實情。試問有多少白手起家的「成功者」不願意他們的子女能進入一所理想的大學？ 註廿、現在教育學術界的工作人員絕大多數還是靠薪水過生活而並非「家有恒產」。我們顯然不能要求所有教員從業人員都有聖賢的心胸可以「無恒產而有恒心」，而且即使他們自己可以辦得到，他們的家人子女卻未必能有同等的修養，可以眼看著社會上很多其他人生活奢華而無動於衷。 孔子曾讚美他的弟子顏回能安貧樂道，顏回之所以能安貧樂道一則是因為他有學問有修養，再則也許顏回是光混一條，尚無高堂老母下無妻是兒女吧。此外連孔子自己也曾有「仲尼三出其妻」的紀錄，我們雖然不一定知道是為什麼，但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太太過不慣這種清高的生活而常常要抱怨。當然也許有人要說，在像英國和日本這些國家裡當教授或副教授的薪水也不見得比剛從大學畢業在銀行做事的小職員高多少，但在這些國家裡，庸庸碌碌的人事布太可能當國立大學教授的，社會對教授們的「待遇」也不是區區幾個薪水所能衡量，因此當教授的人自然就有一股特別的「士氣」。反觀目前國內的情形；幾乎在所有的大專學校裡，只要是「資深」的教員就一定是教授，而且不管在什麼學校教書其頭銜也一律都是「教授」（政府所給的薪金待遇也都一樣）。在這種情形下，教授的頭銜還有什麼特別的榮譽可言？也難怪在很多情形下，要謀得一教員的職位往往人情關係和一紙八行書要比真正的學術能力來得重要，而很多政黨要員也把大學教授視為他們應有的資歷，而紛紛要到各大學兼課了。 註廿一、目前一般企業界甚至於政府機構或公營事業發生技術問題的時候，通常所採用的終南捷徑就是「技術合作」：用金錢或商業利益作為向外國引進技術的條件，再不然就是聘請外國的技術專家或海外學人來解學問題。這樣一方面當然是爭取時效，再則也是比較保險，出了錢就能解決問題（至少這些負責人士心裡會這樣想）；如果委託國內的學術機關做研究，一則可能費時費日，再則可能根本搞不出結果來，那時上級責怪起來誰來負責？這種做法當然不是一朝一日養成的，而且易並非事出無因。但老是這樣做下去永遠只能出賣產價勞力，不能使高級技術往國內生根。再說小規模的私營企業當然要以能先賺點錢為目的，站住陣腳再說，但公營事業和規模較大的私營企業（尤其是那些受種種優厚條例保護的）總該有個較長遠的計劃才是。要想在本地做研究發展就先要對本國訓練出來的人才有信心，若是對負責訓練的學術機構裡的教授們的學識能力都沒有信心，那又怎麼會去信任和重用這些機構裡訓練出來的人材呢？雖然目前某些政府機構和工商行號也有和學術機構合作的良好例子，像在農業、醫藥和食品工業方面都有不少建教合作的成果，但這些都可以說是做起來比較簡單的研究，而且國內這些方面的人才設備也比較齊全些。至於那些比較高深複雜的，例如精密機械、儀器、特殊工程材料等技術的研究發展，國內目前都只有一些零星的點綴，談不上什麼成果，連高唱入雲的電子工業也只是做些零件的裝配製造而已，可以說是一朵無根之花。 註廿二、怎麼樣的工作才能被稱為「學以致用」當然很難有一定的標準。但有一件很明顯的事就是：凡是長年累月一成不變的工作就一定不是能使大學畢業生「學以致用」的工作。 註廿三、這個從外面引進來的「青年才俊」經常不是有特殊的人事背景就是鍍過金的「歸國學人」。比較起來，各政府機關在人才的選拔方面要上軌道得多；像司法、外交、郵政等部門都是先於考，再訓練，然後再錄用，在軍中更是每一階段都要先訓練然後才升遷，並且在可能範圍之內使優秀的軍官經歷各種性質不同的職務，公營事業就要差一些。至於一般私營企業，除了極少數例外，大多唯眼前之利是圖，很少有長遠的計畫，更不要說花錢培養人才了。不肯花錢培植人才的原因之一就是，花錢培植好了以後他跑掉了怎麼辦。這問題當然不是無理取鬧，但其他先進的工業國家不也有這個問題嗎？所謂真正的企業家一定先要對自己的事業有信心，然後在過到各種問題時才能拿出一套辦法來對付。 註廿四、很多政府已經在著手推行的辦法，筆者就只簡易的提一提。 註廿五、私立學校的經費其中一大部分來自學費和各種捐款，如果學校辦得不好，文憑又沒有法定的地位，學生人數及各種捐款自然就會減少，學校也非垮欠不可，但公立學校的經費名額都有一定來源，如果辦理不良，要淘汰它的責任就應該落在教育部頭上。 註廿六、美國的很多著名學府向哈佛、耶魯、普靈斯敦等大學都是私立的。這些學校顯然不需要在美國政府或受美國政府的監督立案來維持它們的聲譽。 註廿七、在有需要時，政府機構及公營事業當然還是可以僱用沒有經過考試及格的人員。這些人員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高級人才用來做決策性的業務，這種人才通常都有自己的本行，不一定終身做官吏，而且有些決策性的專門業務常是「個案」性的，例如制定某種法規的草案或策劃某重大工程，在這些個案結束後這些專家學者們都可以重反他們的本行的工作崗位，對於這種人才，政府可以用聘任方式來延攬，而且這樣待遇問題也比較容易處理。另一類是做一些與決策無關的日常事務工作，如文書打字總務之類的工作，這一類的工作人員似乎也不必經過正式考試任用，可以用僱員或臨時人員的方式來僱用。至於一般初級和中級的正式公務人員就應該按憲法的精神來任用。如果有什麼青年才俊或歸國學人覺得非做公務人員不足以報效國家，就應該請他也參加高普考。真正的才俊決沒有考不取的道理，高普考畢竟不是什麼太了不起的難關；當然碩士博士頭銜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註廿八、什麼叫「重要」也很難有一定的標準，從積極的觀點來看，所謂重用就是長官經常給部下以富於考驗性的工作機會，在工作中磨練他教育他；在有重要職位出缺的時候，長官就會慎重考慮部下的升遷，而不會覺得他好像在什麼地方還欠缺了一些像學位之類的東西似的。 註廿九、畢竟我們是移民而不是殖民，似乎還不需要第一流的人才去治理蕃邦。 註卅、也許有人覺得要繳教育保證金未免太小器，但除了到國中程度的教育是義務教育之外，其他所有高中或大專的教育都是社會對個人的投資，尤其是公立大專學校的畢業生，其所繳的學費與實際上國家所花在他身上的教育經費比起來，只是其中一小部份而已。出國移民既然對本國社會沒有什麼直接的貢獻，國家的這筆教育經費至少可以花在願意留在國內做事的青年身上。教育保證金的可行辦法之一就是：留學生出國前按他在國內所受教育的程度的高低來繳一筆保證金，把這筆錢存入國庫或中央銀行，如果這留學生在一定期限內回國服務，政府就把這筆保證金連本帶利發還，逾期不歸就把這筆錢移作政府的教育費。 註卅一、如果某些學科沒有適當的中研院院士來審查，這就說明了國人在這些學科方面沒有適當的權威學者，在這種情況下，教授資格的審查可經中央研究院來委託外國權威學者辦理。 註卅二、複核不通過的可以酌降一級；從理論上說來，教授是由學校聘請的，本來就沒有規定續聘非要用同一名義聘請不可，被聘的人如果覺得不滿意也可以拒絕應聘而另謀高就。 註卅三、目前大學聯考分成甲乙丙丁四組，使高中的教育身受其影響，在高三甚至於高二時就按考大學的志願來分組教育，不考的科目就根本不注重，這樣使高中的教育失去了通才教育的意義。有些科目由於學生不讀，或即使讀也因為教學太馬虎，不太可能培養出興趣來，這也就等於是減少了學生選擇的機會。 註卅四、這裡所說的前途當然是指青年在國內的前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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