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聯合報的社論非常有見地：

台灣目前憲政體制，最大的問題是權責不清楚。

總統有權無責，行政院長則有責無權成為總統的幕僚長。

但總統又可以躲起來，不必和國會接觸、不受國會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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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改革，應該是恢復國會對閣揆的同意權。

這個同意權的行使過程是很重要的政治過程。

就像柯P現在在組市府小內閣的過程一樣，他盡量反映各方的需求，建立共同的目標，以及自己的空間。最後的結果才會有新黨的副市長和親民黨黨主席當總顧問。這兩個需求滿足之後，他可以再重用民進黨人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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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政治過程可以避免贏者全拿。

而且至少可以建立溝通管道，建立解決未來衝突的機制。

陳水扁和馬英九都用贏者全拿的組閣方式，最後造成國家的動蕩不安。

制度上恢復國會的閣揆同意權，可以促使組閣的過程不至於一意孤行。

要人家同意就要釋出一些權力以及資源，未來施政才會平順。

但過程中不需要討好所有人，只要獲得過半支持就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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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同意權，也讓民選總統有更多運作的空間，如果自己的意志和改革方案和自己黨的國會議員不完全一致，也可以透過同意權的行使，尋求他黨的支持。目前的提名權可以自己行使，黨內的人就不能諒解提名人選。

明明是執政黨，又有總統的位置，又有過半的國會，竟然無法推行施政，這應該是一意孤行的結果。恢復國會的閣揆同意權，至少讓總統提名的人選，可以獲得自己黨的國會議員的背書。

就事論事，我同意連勝文的提案：

連勝文主張：恢復立院閣揆同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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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2000年，宋楚瑜的看法(《聯合報》2000/7/24)：

我認為修憲取消立法院對閣揆行使同意權，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我們實際的憲政運作接近雙首長制，如果立法院沒有閣揆同意權，總統所屬的政黨又是少數時，亂象將不會停止。但是回頭來看，閣揆同意權取消，還不是當年國民黨內少數領導階層私心作祟。四年前連戰先生擔任副總統，李登輝總統有意讓連先生副總統兼閣揆，卻擔心黨內少數一兩位也想爭取閣揆的人從中牽制運作，使連先生無法通過立法院閣揆同意權考驗，所以不惜修憲取消。這種不合理的修憲，雖然總統任命閣揆，完全不受到挑戰，但正因為如此，閣揆未經過國會的政治考驗就上任，無法和立法院有效互動。

來自：分裂政府下行政與國會的關係，施正鋒，2000/12/20

目前的亂象，可以說是李登輝和連戰所造成的後果。

陳水扁當年也是硬凹：

行政院長由總統直接任命，這點在國會的閣揆同意權被取消後，已經明白宣告。國會對內閣人事若無法接受，必須通過倒閣使其下台，而非要求干預總統任命閣揆及組閣的安排。

在現行憲政體制未改變之前，除非在野黨認定新政府沒有民意基礎，並願意透過倒閣來提前解散國會、進行改選，接受民意的考驗；否則任何著眼於權力重新分配的權宜之計，不但無法彰顯政黨政治的精神，反而可能造成社會的不安、人民的反感，應非常治久安之道。

他的意思是少數政府空轉的責任是在野黨，不是題名行政院長的總統。他的論點和許信良類似，都是認為問題在不提出倒閣的在野黨。

可是後來連執政的馬英九也提出自己國民黨也不支持的少數政府。

而執政黨更不可能自己倒自己的閣。又能如何處理呢？

當年謝長廷（中國時報，2000/11/12）也是如此支持陳水扁：

謝長廷說，他身為黨主席，只是就憲政問題表達些政黨意見。在野聯盟要求的雙首長制，基本上不是問題，問題在於「立法院對閣揆人選之同意權」。

謝長廷堅持這部分需要「政黨協商」、「透過修憲」互相尊重的政治倫理，因為目前的憲法無此制度。

謝長廷主張，當初是國民黨主導、民進黨配合，經由憲法規定，由四分之三國大代表同意拿掉立法院對閣揆人選的同意權；如今國民黨成為在野黨，卻又想補回，他認為這樣並不妥。立法院想拿回同意權，就應透過修憲方式取得。

謝長廷認為政黨應該協商，未來應該修憲。

十四年後來看：

宋楚瑜和謝長廷的言論經得起考驗。

陳水扁是依法不講理。

李登輝和連戰則是當時的亂源。

當時施正鋒的幾個主張，如果看看馬英九的8年，情況恐怕還是類似：

1. 總統要能領政，要靠政黨的作用

“先要安內才能攘外，看執政黨本身是否能維持起碼的凝聚力，也就是如何馴服習於傾軋的各派系，以及如何約束黨籍立委。”

“若要避免憲政僵局，最基本的課題還是在如何強化各黨的組織與黨紀”

馬英九面臨的問題類似，所以才有王金平的黨籍案。

2. “憲政體制的合理調整”

“政治學上最基本的道理是，授權的來源決定負責的對象。如果社會都普遍同意，民選總統有任命行政院長的特權，豈有要後者向立法院負責的道理？除非總統的人事權是虛的，然而，選民能接受這種詮釋嗎？”

雖然施正鋒當時支持的方向是總統制，不過這句話也適用於內閣制。

而國會對閣揆的同意權，應該能夠彰顯權力是由總統與國會分享。

不過更清楚的詮釋，應該是當總統和國會的多數黨一致時，由總統和多數黨的國會組閣。如果總統和國會的多數黨不同時，總統要提多數黨，或者和其他小黨組成過半政府組閣。

這點應該是比較合理的詮釋，需要總統尊重憲法，才能實現。

3. “選舉制度也必須適度改弦更張。我國總統選舉制度為採多數決，在三分天下的政治局勢下，值得我們探討是否有必要採取過半機制”

“如果政治生態上的三黨不過半是常態，無法透過政黨重組來化解，而且「阿葉德」式的弱勢總統又與過去威權式領袖的期待有所差距，我們可以考慮在總統選制上採取比相對多數更高的門檻、或是絕對多數，鼓勵政治勢力在選前作結盟，以有效降低候選人、或政黨的數目，使總統當選人不再為選後的結盟協商所苦”

這點和聯合報和陳長文的主張相同。

4. “國會議員的選制、以及任期，也應考慮是否配合總統選舉，以拉近總統與國會議員的利害關係。”

“總統遲遲不能倚賴政黨來當行政部門與黨團間的傳動軸，以組織、以及紀律來約束黨籍立委，起碼也要讓總統及國會的選舉時機、任期應一致，使總統與黨籍立委能充分體會到休戚與共，在母雞帶小雞的效應下，促成總統的選舉結盟能順利轉化為執政的結盟。各黨立委雖有調整任期為四年的共識，但是在未來總統有解散國會權的情況下，一時的任期延長，意義不大。如果我們真要朝總統制走，還是要廢掉解散國會、以及不信任案兩種典型的內閣制配備。”

這個的確是一個大問題。

或許可以說解散國會時，總統也有一併改選？

那總統還是總統嗎？或者內閣制更合理？

不過這種總統也要一併改選的想法，可以使得總統避免解散國會廢了自己，而提出讓國會接受的行政院長。

5. “族群、以及國家認同的差異，當鶴佬、客家、外省、以及原住民族的排列組合對上獨立與統一的糾結時，政治人物很難抗拒動員的誘惑”

“當國內族群有不同的民族認同之際，公民對於國家定位的訴求勢必衝突。因此，如何凝聚國家定位、以及民族認同的共識，也就是讓公民與民族結合為一，這是當前迫切的課題。David Miller (2000) 的建議是將「討論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結合「共和國公民權」(republican citizenship)，也就是要求決策、或是權力分配能作公開而充分討論，彼此忍讓、修正自己的立場有關 (Uhr, (1998)。從核四案的決策過程來看，菁英之間的對話不足，選民只能憑感覺押注，族群動員雖不道德、卻是最為廉價。”

這是十四年前的看法，目前台灣的國家認同越來越趨於一致。

選民應該繼續譴責、唾棄提出皇民說，混蛋說，動員統獨的政治人物。

也談皇民說

我認為未來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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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篇是2004年，十年前的文章，論點也是支持恢復國會對閣揆的同意權。

大選制度與閣揆同意權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