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關於《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及《說岳全傳》  

在演述岳飛故事的長篇章回小說中，明嘉靖年間熊大木編撰的《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為第一本；清乾隆年間錢彩、金豐合編的《精忠演義說本岳王全傳》則是最後一本。這其間雖還有于華玉及鄒元標二人根據熊氏原作而改寫的兩本作品，但筆者於搜集版本的過程中，只得到熊氏的第一本及錢氏的最後一本，餘皆未見，因此，本章專論此二種。

一、熊大木編《大宋中興通俗演義》（以下簡稱熊編《演義》）

譚正璧《中國小說發展史》提到熊大木所編宋代史的長篇小說有二：《南北宋傳》二十卷，講述趙匡胤開國建朝以及楊家府世代忠良的故事；《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八卷八十則，寫南宋高宗偏安江左以及中興將帥衛國抗金的始末﹝註1﹞。後者即是本章所要討論的。

熊編《演義》現存最早的版本為明嘉靖壬子（1552），楊氏清白堂的刊本。孫楷第著錄此刻本的規格是﹝註2﹞：

中型、黑白，圖像共十四葉，正文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版心題「中興演義」或「大宋演義」。題「鰲峯熊大木編輯，書林清白堂刊行」，首嘉靖三十一年自序，後署「建邑書林熊大木鐘谷識」。又凡例七條。所附《精忠錄》，題「李春芳」編輯，有正德五年〈重刊精忠錄後序〉。又附古今褒典、古今雜詠及律詩於後。

根據我所輾轉得到的影印本﹝註3﹞，與《書目》的這段著錄，對照來看，只有一點疑問：孫氏所謂「圖像共十四葉」，似應改為「二十四葉」﹝註4﹞。此外，這版本的卷一第一行題為「新刊大宋中興英烈傳」，其餘七俱作「新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序題又為「武穆演義」。

其次，關於此書編寫的源始，熊氏自序云：

武穆王精忠錄，原有小說，未及於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實，甚得其悉。然而意寓文墨，綱由大紀，士大夫以下，遽爾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近因眷連楊子素號湧泉者，挾是書謁於愚曰：敢勞代吾演出辭語，庶使愚夫愚婦，亦識其意思之一二……於是不吝臆見，以王本傳行狀之實迹，按《通鑑綱目》而取義。至於小說與本傳互有同異者，兩存之以備參考。

這裡提到的「武穆王精忠錄」應即是題「李春芳編輯」的精忠錄，但又云：「原有小說」，則似乎說在他之前就有一本以《精忠錄》為底本的岳飛事蹟的「小說」，大概因為寫得不完整，或不夠通俗，熊氏才又補充大量材料而重新編寫。因此，熊編《演義》的取材，大約有兩個來源：一是正史部分，即所謂「以王本傳行狀之實迹，按通鑒綱目而取義」；二是小說部分，即所謂「武穆王精忠錄，原有小說」。這「小說」的確實情形如何，熊氏並未說明，卻不只一次提及，如自序云：「至於小說與本傳互有同異者」；又清白堂刊本卷六「金熙宗廢謫劉豫」一則，也曾云：「此一節與史書不同，止依小說載之。」﹝註5﹞又凡例云：「演義武穆王本傳，參諸小說」。這幾條證據使我們懷疑，可能在熊氏之前，便有一本岳飛小說，或至少是熊氏心目中所認為的小說。根據這個假設，我們來檢閱熊氏《演義》所附《精忠錄》的內容，是否有一所謂「小說」的線索：

清白堂刊本所附的《精忠錄》共三卷，其內容依次為：古今褒典、古今論述（以上卷一）、古今賦詠（卷二）、律詩（卷三）。除了卷一收錄了幾篇諡議、封誥、事實、祭文、序文、跋文、題識、敘文、碑記之外，並無可以稱為「小說」的內容。其次，熊氏自序所得精忠錄為「浙之刊本」，而李春芳所序的精忠錄亦是「浙本」，熊、李二氏所見所序的這個「浙本」精忠錄，是改編重訂的刊本，在這之前，還有一個「舊本」精忠錄﹝註6﹞。並且，這個「舊本」的內容與「浙本」有些不同。而現存清白堂刊本熊編《演義》所附的《精忠錄》在內容上比起「舊本」及「浙本」顯然闕漏了許多﹝註7﹞；其全名作《會纂宋岳鄂王精忠錄後集》，這『後集』二字不知對何而言，或者另有一個《前集》？

從上面這些討論來看，我們可以作成這樣的推測：《精忠錄》的版本可能有二，即傳誦已久的「舊本」，以及浙江重刊的「校正增訂本」；「舊本」的作者、年代、內容，都不可知；「校正增訂本」則為明正德年間麥公或劉公所刊布。熊大木自序所言「浙之刊本」即是後者。其次，「舊本」與「校正增訂本」的內容可能包括有：圖、傳、銘記、歌詩、戰功圖、以及熊氏自序所謂的「小說」；但現存清白堂刊本熊編《演義》所附《精忠錄》並無上述諸項內容，既非「舊本」，亦非「校正增訂本」，而只是「後集」。根據這樣的推測，我們只能假設，在熊編《演義》之前，已經有所謂「舊本精忠錄」（或「精忠錄前集」）的小說，著述岳飛一生的功業事迹，甚為詳細，而熊氏取之與岳飛本傳、行狀及《通鑒綱目》互相參照而編成演義。因此，在演義內容的很多地方，留下「小說」的痕迹。

再來，談到熊編《演義》的內容及特色。

此書全用半文半白的文字寫成，幾乎大部分的人物與事件，都有正史的出處，但情節則平鋪直敘，缺乏重心與趣味。熊氏於「凡例」說明此書的編寫，大致是以忠於正史為原則，只於某些史實的空處，補入小說，因此，其情節大綱與故事脈絡，都依《通鑒綱目》的年代順序編排。在內容方面，此書是以岳飛一生的事迹功業為主體，而其他相關人事則只是選擇性的錄其大要，以作為陪襯岳飛中興大業的時代背景與人事關係﹝註8﹞。這些說明，可以從《演義》中舉出一些實例：每卷起首都標明所述事實的年限與出處，如卷一：「起靖康元年丙午歲，止建炎元年丁未歲，首尾凡一年事實。按宋史本傳節目。」這種以編年為體的敘事法，是大多數中國講史小說的通例，即所謂「按鑒演義」者。在這些現成的事件大綱之下，演義作者的工作，似乎都在於如何選材、判斷、增刪、聯綴，以便在以年代為連續的人事中呈露出作者所欲宣說的主題。伊維德（W. L. Idema）認為熊大木的編輯方式，似乎在所有情況下都是一致的，即是：

在《通鑒綱目》或它的續集之一所提供的一個按年代次序的大綱裡，他增添了從廣泛的不同來源裡所找到的資料。如果找不到虛構的素材，他就讓《通鑒綱目》本身來填補空缺﹝註9﹞。

在《大宋中興通俗演義》裡，這種編輯方式也是明顯可見的：除了所敘述的事件嚴格遵守《通鑒綱目》的年代排列之外，又羅列了大量的章奏書札，以及詳記人名字號、官職升降、生卒年月；並且，習慣於直接引用《通鑒綱目》的評語來論斷其中的故事情節。只有在對話與戰場描述方面，有比較口語化與虛構的想像。因此，整部演義讀起來只如通俗化的編年史，而缺乏小說趣味。熊氏自序亦云：

或謂小說不可紊之以正史……然而稗官野史，實記正史之未備，若的以事迹顯然不泯者得錄，則是書竟難以成野史之餘意矣。

這段話可以代表熊氏對歷史小說的觀點，即「證正史之未備」而已。他並沒有把歷史小說當作是可以超乎正史限制的創作，而卻比較重視根據正史的直接演述，以講求歷史人事在敘述過程中的可信度。因此，在虛實相涵的效果上，便不如《三國演義》的深刻而有趣。

再從「目錄」所列舉的內容大要來看，此書從「斡離不舉兵南寇」的靖康年間敘起，接入二帝被虜、高宗南渡以後，諸如苗劉作亂、劉豫僭國等大事；以及中興將相的出身與事迹、賊寇的騷擾與金兵的入侵、並朝野人士對和戰的爭議……。在這些複雜動盪的事件中，夾敘岳飛的身世、言行、經歷與戰功；最後則以秦檜的陷害岳飛父子而旋即慘遭冥報，為結束。所以這些內容裡，直接敘及岳飛的篇幅甚少，亦無法凸顯岳飛在此書中的主角地位。因此，我贊成使用《大宋中興通俗演義》這個概括性的名稱，以涵蓋靖康、建炎、紹興這一段時期的全盤人事，而副題不妨名為「武穆王演義」，因為此書所述中興諸將中，也只有岳飛一人的生平始末較為完整。以下便把此書中屬於專敘岳飛的章節內容抽出，以瞭解熊氏對岳飛傳記的概念：從卷一的第九則「岳鵬舉辭家應募」開始，大抵根據《宋史‧岳飛傳》的記載以敘其身世大略，其重點在岳飛與周侗學射的一段故事，有兩段話分別代表了其父岳和與其師周侗對岳飛的期許，也就是預定了岳飛一生的命運與行事原則。接下去是寫靖康間，胡馬縱橫，宋兵畏縮，而岳飛抵死不肯趁亂為寇的氣節，感化了相州豪傑的故事。此外，卷一還寫出他自投劉浩，被引見康王，受命收捕賊寇並擊破金兵的事。此時的岳飛，初入行伍，其表現並未受重視，書中對他的相貌有這樣的描述：

康王視之，見其人身長七尺，腰大數圍，面如傅粉，唇若抹朱，鼻似懸膽，眼似刀裁。端的智勇並兼，武文皆備。

這種形容詞只是通俗小說對英雄外表的俗套描寫，並不能特顯出岳飛真切的外型。卷二以後，岳飛的傳記完全進入正史範圍，熊氏幾乎是照本宣章的抄錄史傳中有關岳飛的戰功、行止、際遇、策略、部將、及官爵升降等事，且前後並無聯貫性。以下只將相關回目，記錄於後：

卷之二：岳飛與澤談兵法，岳飛計畫河北策。

卷之三：岳飛破虜釋王權，岳統制楚州解圍。

卷之四：岳飛用計破曹成。

卷之五：岳飛兩戰破李成，岳飛定計破楊么，牛皋大戰洞庭湖，鎮汝軍岳飛立功，岳鵬舉上表陳情。

卷之六：岳飛奏請立皇儲，小商橋射死再興。

卷之七：岳飛兵拒黃龍府，岳飛上表辭官爵，岳飛訪道月長老，周三畏鞫勘岳飛，下岳飛大理寺獄。

卷之八：秦檜矯詔殺岳飛，陰司中岳飛顯聖，東陽市施全死義，棲霞嶺詔立墳祠，效顰集東窗事犯，冥司中報應秦檜。

若以比例而言，全書八卷八十則，敘及岳飛的僅有大約二十三則，其餘分敘李綱、宗澤、張浚、韓世忠、劉子羽、吳玠、吳璘、楊沂中、李世輔、劉錡、秦檜等人物及相關事件，筆力過於分散，線索太過繁雜，不能顯示岳飛在這些人事中獨特而高超的地位。即使就敘及岳飛的二十三則而論，大部分事蹟，幾乎於正史都有可尋的證據。熊氏的敘述又枯燥無奇，只如據史直錄而已。綜合的說，由於熊氏過於拘牽史實，只重縷述岳飛於正史上的功業行止，而忽略了其內在性格的刻劃，致使小說情節缺乏前後聯貫性與因果性，不足以使讀者了解岳飛一生的經歷，對其個人抱負的意義。總之，熊氏《演義》對岳飛故事的流傳也許有特定的地位與作用，但此書本身對岳飛傳記的經營，則是失敗的。

伊維德（W. L. Idema）認為此書在寫作上的基本結構概念是一種「報償的過程」：

包括國家與個人的兩種層次。熊氏對報償的看法，不是宿命論或決定論的，而是人們或國家積極創造他們自己的命運。書中那些不該受苦的人得到了報酬，而那些不道德的人得到報應。它們顯示了從起因到結果的整個過程。熊氏並不試圖給予道德教訓，他從開始到結尾，只是描述他筆下人物的道德行為所統治的世界﹝註10﹞。

熊氏的寫作態度當然是比較客觀，或儘量求客觀的，他似乎自居於編輯者的地位，只把各種來源的材料，按照一個現成的年代次序，加以編排敘錄，而不夾雜個人的議論，即使在某些章節出現的評論性文字，也都是直接引用《通鑒綱目》的斷語，或間接引用詩人的吟詠，在這種客觀的敘事中，能氏儘量詳細的交待了每個人格與事件的細節，而從這樣的始末因果的過程裡，所謂「報償」的事實，很自然地呈現出來，甚至不須額外的道德批判。熊氏對徽、欽、高三個皇帝，以及靖康、建炎、紹興年間政局的寫法便是如此的；徽、欽二帝昏昧，用人不當，致亡北宋而身囚金國；高宗素性苟安，庸懦畏縮，於是顛沛流離，終日惶懼。而北宋與南宋的命運也敗壞在這三人手裡。這種及身的報償是顯而易見的。其中唯有對岳飛無可比擬的功業與人格，從南宋迄於元明，都不曾給予合理的報償，或者說，根本沒有任何現實的報酬能完全抵償岳飛對宋朝的貢獻，並平息岳飛慘死的冤氣，雖然岳飛死後，南宋諸帝也曾追封加爵，上廟致敬；其子孫也享其蔭榮。而秦檜改諡「謬醜」，追奪王爵，歷代史書與文人也多明辨其忠與冤。但這些都是餘事，不足以圓滿岳飛之切望。岳飛平生所致力的乃在於宋朝之中興，二帝之返駕，以及平金滅虜，收復失土，伸張漢族的聲威。然而，終南宋之世，這些志業都成泡影，岳飛既死，後繼無人，大宋不僅不能復興，且又亡於異族。因此，在熊編《演義》所敘次的南宋人事中，唯岳飛在歷史現實的報償上是不公平、不完滿的，熊氏只得別出心裁，脫出正史之外，從民間傳說中尋求補償，這就是卷末借用《效顰集／續東窗事犯傳》以為全書收場的用意：岳飛父子封了神，永享人間香火；秦檜夫妻並其黨羽則打入地獄，萬劫不得超生，熊氏的用心當然是不得已的。事實上，他對建炎、紹興年間史事的感慨，都表現在下面的話裡：

使康王不惑於小人，專任岳飛等將，那時金人喪氣，宋室復振，豈有中華淪沒於夷狄，徽欽流喪於沙漠之事乎？惜哉！（《演義》卷一：宋徽欽北狩沙漠）

這是實情，也是熊氏與岳飛共同的惋惜。

二、錢彩、金豐合編《精忠演義說本岳王全傳》（以下簡稱《說岳》）

這本《說岳》幾乎可以說是宋元明清以來，民間流傳的岳飛故事的小說定本，在這之後，只有一些說唱形式（而無小說）的作品出現，其內容大致與《說岳》相近，或直接從《說岳》改編而成。因此，這本《說岳》，對於岳飛故事的流傳與定型，有著重要的意義。鄭振鐸云：

這些明代的岳傳，到了清初而有了一個總結束，這便是錢彩編次，金豐增訂的《精忠演義說本岳王全傳》。這部書凡三十卷，八十回，是一部最完備的精忠傳……說岳精忠傳是不得不由精忠傳而成為荒誕的熊大木的《武穆演義》，更不得不捨棄了簡雅的于華玉的《盡忠報國傳》，而走到更為荒誕的錢彩、金豐的《說岳全傳》，這乃是自然的進展，也便是民間的需要。一切傳奇都不能不走到這條路上去。不荒誕便不成其為傳奇，便不能為民間讀者所深喜﹝註11﹞。

如依鄭氏文意，所謂「荒誕」，似與「簡雅」對比成詞，則熊編《演義》的荒誕，應指文字敘述的蔓衍俚俗，以及許多迷信情節的糝雜，破壞了所謂的歷史的寫實性。于華玉於《盡忠報國傳》的凡例中，批評熊編《演義》說：

俗裁支語，無當大體，間於正史多戾……至末卷，摭入風僧冥報，鄙野齊東，尤君子之所不道。

于氏所言，或可作為「荒誕」，即「間於正史多戾」、「君子之所不道」，但據前面的分析，熊編《演義》可在內容取材上，主要是以《宋史》、《金陀粹編》、《通鑒綱目》諸書作為結構大綱的，其間敘及靖康、建炎、紹興年間的人物與事件、時間與地點等，幾乎都有正史根據，甚至大部分的章奏、詔令、檄文、對話、御札，也多是按正史文獻的原文，整段抄錄，或僅於文句上略加改動而已；即偶爾插入所謂「小說」的情節，也註明與正史的出入。因此，全書的性質，仍屬「據史演義」的路數，是忠於正史而「懼失旨也」（熊編《演義》凡例）的。那麼，于氏對熊編《演義》的批評與改寫，也僅止於把他認為不與正史相符的情節、文字刪除，再加以濃縮修飾而已；這種作法，只能稱為「通俗歷史」或「正史傳記的複述」，而不是小說，因此，于氏的改寫，只顯得迂腐無聊，而不能使岳飛的形象更具體可識。反過來，從小說的尺度而言，熊編《演義》的荒誕程度仍不夠，似乎還是拘牽史實，而不能完全放縱想像力。所以，熊編《演義》之後，有鄒元標的《岳武穆王精忠傳》，復興了傳奇的趣味，在某些章節已有更小說化的沈酣的描寫，而《說岳》則更是循著熊氏、鄒氏傳奇小說化的路線推進，而到達最後定型。

據前引鄭氏的評語，《說岳》是「更荒誕了」，因為《說岳》除了文字方面更加蔓衍鄙俚之外，內容方面，由於收容大量戲曲、小說與筆記傳說的情節，再加上作者本人虛構的創造，其正史的可信性更顯得薄弱了。甚至，其中大多數的人事細節，都犯了嚴重的歷史錯誤。這可解釋為錢彩為了加強「小說」（或傳奇）的趣味，而甯願犧牲正史的可信度；或者比較而言之，在歷史小說的類型區分上，熊編《演義》似屬「根據史書的記載，演義而成的小說」；《說岳全傳》則是「自民間傳說與說話人的傳統衍化而來的小說」。即是說，熊編《演義》的史實成分較多，屬於通俗化的歷史；《說岳全傳》則為有主題、有結構、有想像的、完整的歷史小說，也就是鄭氏所謂：因為敘述與描寫的放大，使人物、情節更詳細深入且生動活潑。它的性質是英雄傳奇的，民間理想的，而又表現了強烈的愛國精神。這些特徵使得《說岳》在清初異族統治下的民間社會，能具有特殊的時代意義，而被普遍接受與傳誦；但也因此觸犯了滿清的忌諱而一度被查禁。

在故事來源方面，《說岳》廣泛的取材元明以來所有的雜劇傳奇，如《宋大將岳飛精忠》、《地藏證東窗事犯》、《精忠記》、《精忠旗》、《如是觀》、《續精忠》、《奪秋魁》等；以及短篇文言小說《續東窗事犯傳》；此外，必定還有許多來自其他文人筆記、民間傳聞的材料。這些不同來源的材料，使《說岳》的編寫方向逐漸脫出熊大木與于華玉「據史演義」的路線，而更趨近於民間傳說的系統。此外，《說岳》雖然大體上仍有正史的間架與影響，但故事中大部分的人物、事件、年代、地理，以及附屬物（如兵器、服飾、車馬、官職等），這五種基本要素，與正史多不相符，因而我們不能確指它與正史的關係如何，正史的記載只能作為追溯小說中人事來源並分析其演化的最後依據。但我們也不能因此認為作者缺乏歷史知識，或不講求歷史的正確性，而應該說是錢彩在文學或史學的傾向裡作了選擇，因為熊氏與于氏的演義，在歷史材料的工夫已經作得夠了，而鄒元標的改寫則提供了小說史發展的方向（傳奇的趣味，沈酣的描寫）；並且，元明以來戲曲資料中對岳飛形象的塑造，也愈來愈背離正史而自成局面；那麼，錢氏在總結前代這些戲曲小說的成績時，即是順從這種演化趨勢轉向「小說傳奇」的路線，這也正是金豐的序所說的「不宜盡出於虛而過於誕妄，亦不必盡由於實而失於平庸。」這樣的主張應即是「歷史小說」這種類型所奉為原則的，至於如何達到這個理想，則在於作者的學養與技巧了。可以肯定的是《說岳》的確符合了這些要求，成功的調配了史實與虛構，並貫注了作者與民間的共同的意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說岳》的敘事，完全以民族英雄岳飛一生抗金禦侮的奮戰為中心，兼及其他相關的副題，如忠奸對立、英雄伙伴、第二代子弟兵等。因此，它是以岳飛個人的傳記為主，而刪除了在熊編《演義》中那些不甚相關而又複雜紛繁的時事與人物。它之所以稱為《岳王全傳》，與熊氏的稱為《中興演義》，在名義及範圍上都是不同的。

由於本論文的專題重點在《說岳》這本書，因此，在這裡還要總結此書所以勝過明代岳傳小說的主要特徵，以表顯它的代表性地位，首先，在寫作的形式上，它是將諸舊本（即熊氏、于氏、鄒氏演義）的敘述與描寫都放大了，便格外得以用工夫細寫那些情景與人物，一切的敘述更詳盡深入，一切的描寫更生動活潑了。

此外，在主題與情節方面，《說岳》也有許多特徵：

△  第一回「天遣赤鬚龍下界，佛謫金翅鳥下凡」，預先為整部書的歷史人事，佈置了具有「天命與因果」的神話背景，並透過陳摶與鮑方老祖在故事間的穿插，適時解說這些人事現象的前定意義。第八十回以「表精忠墓頂加封，證因果大鵬歸位」呼應並收束全書人物的宿世恩怨，這種以神話始，以神話終的完整結構，是深具用意的。它不但化解了人世間無法寧息的冤戾，並且賦與所有人事以宗教的意義，人心上應於天意，一切治亂循環都在「盡人事，聽天命」的雙重觀照下得到圓融的解釋；善與惡都不是絕對的，但各有其分限。《說岳》這個神話結構處理得頗完美，其起結的設計可能是仿自佛經的形式，而不落俗套。

△  廣泛的吸收了元明清三代的雜劇傳奇，及其他說唱文學中的精彩部分，詳盡的描寫了那些不著於正史記載的故事，這些故事不但反映了民間的岳飛形象，更彌補了歷史記事的空虛，修正了政治立場的偏差。

△  創造了牛皋的「丑角」形象，使之與岳飛的「英雄」形象配合，在性格上互相對照補足，也調和了愛國與忠君在行為觀念上的矛盾。

△  對於角色的「類型化性格」有較固定而深刻的描寫，如岳飛之忠、秦檜之奸、兀朮之橫，乃至於高宗的昏懦，不再受限於複雜的史實而模稜兩可。

△  傾向於「英雄傳奇」的形式，以岳飛父子及其結義兄弟所組成的「集團」的征戰功業及敘事主線，兼及此集團在朝廷「奸臣」的構陷與「外族」武力的侵略，雙重夾攻中所表現的忠孝節義；也贊揚了抗金戰爭中忠臣死節的情景，以及民間英勇衛國的事蹟。

△  以《水滸傳》的續集自居，轉化大多數賊寇的形象，而收歸在忠義為國，一致對外抵抗異族的旗幟之下，這是一種民族情感的強調，也是共同命運下，所有愛國民眾的大結合。而這股強大力量的善用與否，關係到整個國家的安危榮辱。《說岳》有意把岳飛塑造成聯結這股勢力，以扭轉國家命運的關鍵人物。

△  大量運用「市語」，使全書敘事文字更熟練生動，便於普通百姓的口頭傳述。

△  為了民間情感的需要，從六十二回起，在岳飛父子冤死獄中之後，創造了第二代英雄繼承父兄遺志，擊退金兵，挽回國祚，並平反冤情，報復奸賊的一大段虛構故事。

以上所列幾項特徵，大部分屬於《說岳》所獨有的，或者強化的；它們使岳飛故事的演進，達到一種出神入化的境界，這是前此所有相關作品無法比擬的。但是，它存在有某些缺點，如思想的陳腐、類型的套用、文字的粗疏，以及過分美化或醜化的形容、性格表現的勉強做作、法術妖人的介入等，使全書的內容顯得駁雜突兀。不過，這些缺點並不能否定此書的整體價值，當我們作更進一步的分析之後，仍然可以發掘出許多值得探討的問題，並旁通於其他同性質小說的欣賞與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