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冤獄始末與相關人事

《說岳》第六十、六十一回寫岳飛冤獄的審理過程及被害至死的結局。在這個主要情節的前後，各安插了一些相關的人事，共同造成這段故事的豐富內容。本文擬就幾個小題，分別探究。

第一節  道悅贈偈

第五十九回，岳飛接到金字牌後，帶領王橫及四個家將回京面聖，夜宿瓜州驛，夢見：「兩隻黑犬，對面蹲著講話；又兩個人赤著膊子，立在旁邊。」又見「揚子江中狂風大浪，一個怪物，似龍非龍，望他撲來。」岳飛醒後，往金山寺拜訪道悅長老詳夢，說是：此行有牢獄之災，且有同受其禍；是有「風波」之險，遭奸臣來害也。道悅解析比夢，於現實人事都確有所指。聰明飽學的岳飛，應不難了解其言外之意，並取證於當前的人物事象；但此時岳飛正在事業顛峰，志得意滿之際，故自信的說：「我為國家南征北討，東蕩西除，立了多少大功，朝廷自然封賞，焉得有牢獄之災？」又說：「我岳飛以身許國，志必恢復中原，雖死無恨。」這些話是順常理推論的，使岳飛成為篤實忠厚的君子，只知盡忠盡職，卻不會猜防他人。又關連於神話背景來說，由於宿世冤仇應於此時報應，故岳飛迷了心竅，對秦檜的陰謀，全然無知且不提防。道悅明知冤獄乃無可避免的，臨行前又以詩、偈贈別：

風波亭上水滔滔，千萬留心把舵牢；謹避同舟生惡意，將人推落在波濤。

歲底不足，提防天哭；奉下兩點，將人害毒；老柑騰挪，纏人奈何；切記切記，提防風波。

這兩首警句最初的應驗是岳飛渡江時，遭遇風浪及「似龍無角，似魚無腮」的怪物，把他的瀝泉神矛攝去。這本是英雄末路的先兆（詳第二篇／第二章／第三節），他卻不知醒悟，又自解云：「原來是這等風波。」直到臨刑當日，臘月二十九日（歲底不足）、有雨（提防天哭）；於風波亭受刑，他才省悟道悅的話意，但已經遲了。

《說岳》這段情節，自有其來源。明傳奇《精忠記》第十四齣「說偈」即敘述類似的故事內容，只文字與人名略有差異：金山寺住持「道月」得伽藍託夢，云有故人岳飛到此相訪，須當迎接，道月為岳飛看相、詳夢，說：「此去必有喪身之禍。」臨行亦有贈偈云：「將軍此去莫心焦，為見金牌禍怎消？滾滾風波須仔細，留心把舵要堅牢。」文句與《說岳》略有不同，意思所指則相近。其後，熊編《演義》卷七「岳飛訪道月長老」又據《精忠記》以增飾，除詳夢、贈偈外，道月曾勸岳飛歸隱：「但恐患難可同，安樂難共，而罹鴟夷之慘。不如潛身林野，隱遁江湖，庶可免矣。」但岳飛卻云：「若是神天有眼，必不使忠臣義士陷之於不義也。」由這些資料的對照，可知《說岳》的這段情節大致是根據《精忠記》與熊編《演義》的內容加以潤飾、改動而成的，只增加了一首四言偈及江中怪物攝去神矛的情節。

又《說岳》有關道悅長老的故事，還有下文。第六十回，因岳飛臨死時說：「不聽道悅之言，果有風波之險。」秦檜乃命家人何立，往金山寺請道悅來見。何立到彼處時，正值道悅升座說法完畢，突然當眾說偈云：

吾年三十九，是非終日有，不為自己身，只為多開口；何立自東來，我向西邊走；不是佛力大，豈不落人手？

說完即坐化，何立目睹寺僧將道悅屍身燒化後，準備離去，卻見火焰結成五色蓮花，道悅坐在上面向他說：「氷山不久，夢景無常，你要早尋覺路，休要迷失本來。」這段餘文情節，只熊編《演義》卷八，及《堅瓠集》有載，可能與《說岳》出自同一個來源，或者互相抄襲；但後二書只說道月長老燒化成「幾根白骨」，並無火結蓮花，警勸何立之事。那麼，《說岳》多出的這段警語，可能是作者增補以預告秦檜後事的。

第二節  周三畏掛冠

《說岳》第六十回，岳飛入獄後，最初由周三畏審理。此人當年曾贈劍給岳飛（第十一回），又明知此案乃秦檜誣陷，故不肯屈從歹意以對岳飛加刑問供，反而自思：「岳飛做到這樣大官，有這等大功，今日反受這奸臣的陷害，我不過是個大理寺，在奸臣掌握之中，若是屈勘岳飛，良心何在？況且朋惡相濟，萬年千載，被人唾罵。若不從奸賊之謀，必遭其害。」最後則棄官隱遁，全身遠害。第六十二回，岳飛死後，他曾到岳家報信，請作速逃難，免遭毒手。﹝註1﹞

關於周三畏，正史確有其人，《宋史‧岳飛傳》載冤獄初成，命何鑄審理，繼而改命万俟卨，並未提及周三畏。唯《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載：紹興十一年十二月癸巳日，初由何鑄與周三畏共同勘問岳飛，但查無罪證，才改由万俟卨與周三畏、李若樸、何彥猷四人會審。當時周三畏職任「大理卿」。又據趙甡《遺史記述》云：

初，獄成，丞李若樸、何彥猷謂岳飛當徒二年。白於卿周三畏，三畏遂白於中丞万俟卨，卨不應。三畏曰：「當依法，三畏豈惜大理卿耶！」

這段記載如屬實，則周三畏兩度為岳飛辨冤，乃至於不惜丟官罷職，其正直之行，值得稱述。但史書不言「掛冠」而去的事，唯《繫年要錄》卷一四二載岳飛死後，周三畏與何鑄等人皆因忤秦檜意而得罪貶官。那麼，「掛冠」的傳說從何而起？《夷堅志》甲志卷十五載有周三畏於大理寺旁神祠「宰豬為慶」的夢境，彼豬精即岳飛前身。又《樵書》亦傳云﹝註2﹞：

大理寺卿周三畏，不肯勘問岳武穆，掛冠而去，不知所終。明萬曆間，延安州山間有剪頭仙人，日飲淨水三甌，與人論及宋事，至咸陽冤死，輒大哭。問其姓，曰：「姓周。」後忽不知其何從去？空中墮名帖二紙，書「周三畏拜謝」。

此則傳說亦不知出處。但關於周三畏掛冠修仙的故事，大約即是如此內容。明清戲曲小說多有演述此事的：《精忠記》第十六齣「掛冠」云：周三畏勘問岳飛，見其背刺四字，知其無辜，乃自思岳飛功高爵尊，卻受縲絏之苦，自己不能救困扶危，豈可隨奸附惡，屈陷忠良？況且「強敵未滅？二聖未返？無故戮一大將，必失士卒之心，非社稷之計也。」於是他決定「學張子房棄職歸山，作個長生不死之術。」這段情節當即《說岳》所本。但於正史中，見岳飛背字及說「無故而戮大將」的人，應是何鑄，而非周三畏。﹝註3﹞《精忠記》第三十五齣又有周三畏受封為靈應真人，至陰司作證勘問秦檜的故事。

此外，《精忠旗》十九折「公心拒讞」關於奉旨勘問岳飛冤獄的人物，前後有三個：李若樸不肯受秦檜之託，棄官回家；何鑄猶豫甚久，亦推病不出；最後落到万俟卨身上。這其間並無周三畏其人。而熊編《演義》卷七「下岳飛大理寺獄」則先敘周三畏掛冠修道之事，而後何鑄接理，有為岳飛辨冤的言語。

綜合上述，《說岳》第六十回，周三畏掛冠的故事，可能從《宋史‧何鑄傳》、《精忠記》、熊編《演義》改寫而成。但在審理人的次序上，則傾向於《精忠記》，即周三畏之後，改命俟卨，其間並無何鑄或李若樸的介入。

第三節  冤獄始末

這一節可以分從「罪狀」與「審理過程」兩方面探討。首先談的是秦檜黨徒以何罪名指控岳飛，並據以判刑？《說岳》第五十九回，岳飛奉詔回京，被「錦衣衛馮忠、馮孝」打入囚車，解往臨安，下大理等監禁。逮捕的罪名是：「官封顯職，不思發兵掃北以報國恩，反按兵不動，私通外國，坐觀成敗」，「尅減軍糧，縱兵搶奪」。這兩條罪名據說是岳飛部下王俊出首告發的。岳飛對此指控的答辯是：「我一生立志恢復中原，雪國之恥，現在朱仙鎮上，同著張韓劉眾元帥，力掃金兵二百萬，若再寬限幾日，正好進兵燕山，直搗黃龍，迎取二聖還朝……那有按兵不舉之事？」又「十二座營頭，三十多萬人焉，若有尅減軍糧，怎能安然如堵？」岳飛自辯的內容，都是事實，且無破綻。但那兩項罪名，是秦檜與張俊誣擬出來的，查無實證；至於首告人王俊，據說「因吃多了海蜇，脹死了。」又死無對證。由此可知，這項指控，不能成立。

再上溯正史的記載。《宋史‧万俟卨傳》，紹興十一年七月，卨誣劾岳飛的罪名是：

1. 爵高祿厚，志得意滿，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頹惰。

2. 正月間兀朮復入寇時，稽違詔旨，不肯出師應敵。

3. 及與諸將按兵淮上，又於軍中散播謠言「山陽不可守」，動搖民心士氣。
其後不久，何鑄、羅汝楫又交疏論岳飛之罪：

4. 被旨起兵，略至蘄舒而不進；銜命出使，欲棄山陽而不守。以飛平日，不應至是，豈非忠衰於君耶？

5. 自登樞筦，悒悒不樂，日謀引去。嘗對人言：「此官職數年前執政除某而某不願為者。」妄自尊大，略無忌憚。

這五條罪名，歸納起來只有三個重點：「妄自尊大，忠衰於君」、「稽違詔旨，遲援淮西」、「散佈謠言，欲棄山陽」。這些都屬無稽猜測之詞，不能入飛於罪。秦檜黨徒只得另謀途徑，脅誘王貴與王俊，使二人誣告岳雲與張憲陰謀據襄陽為變，營還岳飛兵柄。

這些無端羅致的罪名，都是文士書生伏案虛擬的，在當時已不足取信於人，正如秦檜自己說的：「其事莫須有。」

再看戲曲小說中述及冤獄的罪狀，大抵同於正史而略有增減。《精忠記》第十一齣：「按兵不舉，虛運糧草，與金國同謀」，《精忠旗》第二十二折：「岳飛常自言，己與太祖，俱三十歲除節度使，這卻是指斥乘輿了。」又「寇犯淮西，前後受御札十七次，不即策應，卻是擁兵逗留了。」又「其子岳雲與張憲私書，營還兵柄。」這裡較特殊的罪狀是所謂的「指斥乘輿」﹝註4﹞是大不敬之罪。其次，熊編《演義》卷七云：「你在鄂州，朝廷不次宣召你提兵東下，策應淮西，你卻在途遷延不進，一意在窺伺朝廷勝負，兵勝則進，兵敗則反。」這項指控已經涉及叛亂嫌疑了。《說岳》所列舉的諸項罪狀，若與前述《宋史》及戲曲小說所述比較起來，則顯得簡單而空洞，不足以說明岳飛之罪與必死之由。

接著要談的是審理過程與被害經過。

《說岳》第六十回的敘述如下：岳飛入獄後，初由周三畏推勘，後改為万俟卨、羅汝楫會審。岳飛不肯招供，万羅二人乃嚴刑拷打，又弄出一等新刑法，叫「披麻問，剝皮拷」。岳飛受苦不過，索紙筆寫成一張供狀；內容是表明自己從軍近二十年來，只圖盡忠報國、中興宋室，內平盜寇，外禦金人，幾乎成功，卻被奸臣賺回，下獄逼供：「千般拷打，並無抱怨朝廷；萬種嚴刑，豈自出於聖主，飛今死去，閻羅殿下，知我忠心；速報司前，明無反意；天公無私，必誅權臣，以分皂白；地府有靈，定取奸黨，共證是非。」岳飛自知必死，乃復修書召取張憲、岳雲，前來同死，免生叛變。不久，秦檜夫妻果於東窗下計議，連夜將岳飛父子三人縊死於風波亭上。

這段情節的結構與內容主要是承自《精忠記》，而與正史差距甚大。根據《鄂王行實編年》記載：最初是万俟卨、何鑄、羅汝楫三人上疏誣劾岳飛罪狀，但查無實證，紹興十一年九月，張俊又脅迫王貴，並誘賞王俊，共同出首，誣告岳雲致書張憲，圖謀造反，以營還岳飛兵柄，於是逮捕張憲歸案，由張俊鞫問，編造供詞，坐定其罪，下大理寺獄。秦檜乃上奏，乞召岳飛父子入京，其證張憲事，高宗不允。檜竟矯旨詔捕岳飛父子至，依次命何鑄、万俟卨勘問。而坐繫兩月，無有供一詞。最後，万俟卨決定即以「詔命往援淮西，稽遲不進，延誤軍機」一項，坐實其罪。乃先命人簿錄其家，取當時御札，束之左藏南庫，欲以滅迹；又逼迫孫革等人，使證岳飛逗留。種種設計，捏造一分「王俊首狀」與「刑部大理等狀」，論定刑律，上於朝廷，高宗乃於紹興十一年十二月廿九日，賜岳飛死於大理寺獄。其具獄但稱「以眾證結案」，而岳飛竟無服辭。﹝註5﹞

另《三朝北盟會編》記載岳飛冤獄始末，與前述《鄂王行實編年》及《宋史‧岳飛傳》略有不同，茲補錄於此：先是張憲與岳飛被誣陷聚兵謀反，而下於獄。其後又召岳飛前來對證，當時，岳飛向不知情，只以為是上朝面聖，卻被騙往大理寺：

見張憲、岳雲各人杻械，渾身是血，痛苦呻吟。又見羅振等，將王俊、王貴告侯反狀文前來云：「國家有何負汝三人，都要反？……記得遊天竺日，壁上留題曰：寒門何載富貴乎？……既如此題，豈不是要反？」侯知皆檜門下，不容理訴，長吁一聲曰：「吾方知落秦檜國賊之手，使吾為國忠心，一旦告休。」道罷，合眼任其拷掠。

將這段史事的過程與《說岳》對照，可有幾個主要的差異：張憲與岳雲的罪名，是張俊編造出來，藉此把岳飛扯進刑責中的，故張憲最先下獄，並受刑逼，其後岳飛父子也入獄。而冤獄成立時，三人乃依不同罪狀而宣判死刑。但《說岳》簡化了冤獄審理的過程，直接逮捕岳飛入獄，嚴刑逼供，又使岳飛修書召取憲、雲前來同死。按《說岳》的敘述，憲、雲是無罪坐死的，只因岳飛怕他倆一時激忿，擁兵謀反，以致弄假成真，坐實其罪。第六十一回，岳飛父子三人被判死刑時，憲、雲俱說：「我們血戰功勞，反要去我們，我們何不打出去？」岳爺喝道：「胡說！自古忠臣不怕死。大丈夫視死如歸，何足懼哉！且在冥冥之中，看那奸臣受用到幾時。」可以說，憲、雲二人雖有極端的念頭，不肯服從陷害；但他們的死，直接是因為岳飛的「愚忠」所導致的。這些觀念與情節，是從《精忠記》沿承而來的，第十八齣，岳飛說：

我岳飛豈不要屈招，爭奈我有兩個孩兒，把軍馬扎在朱仙鎮上，他若知我受此冤屈，必然領兵前來報冤，那時難全父子忠孝之名。

他乃修書把憲、雲召來。又第二十二齣，獄卒奉命行刑時，岳飛恐怕二人不肯服刑，親自動手把他們綁了領死，這均是成全了秦檜的奸謀。﹝註6﹞

最後，還要補述一個與岳飛冤獄相關的尾聲，即所謂「獄卒埋尸」的故事。《宋史‧岳飛傳》對岳飛父子三人行刑的描寫，只云：「即報飛死……雲棄市。」並未註明如何死法。《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則云：「詔飛賜死……楊沂中蒞其刑，誅憲、雲於都市。」又《朝野遺記》云：「其（飛）斃於獄也，實請具獄，拉脅而殂。」這些記載說明岳飛與憲、雲三人的死法，各不相同；即按不同罪名而分別行刑。岳飛「拉脅而殂」，憲、雲二人則「誅於都市」。但熊編《演義》則改為岳飛「縊死」，憲、雲「棄市」。《精忠記》與《說岳》更簡略的說三人都是「蹦扒弔死」。但上述這些記載都沒提及官方對三人尸首如何處理。這就留下一個懸案，而附帶衍生出「獄卒埋尸」的傳說。按《朝野遺記》云岳飛死後：

獄卒隗順，負其尸出，踰城至九曲叢祠中，葬之北山之滣。身素有一玉環，亦葬之腰下，樹雙橘於上識焉。

孝宗即位後，訪求岳飛尸體改葬，隗順之子才出面指點，又《金陀祠事錄》亦云：「隗順為大理寺獄卒。王薨，棘等寺敕順瘞尸，順負尸潛瘞北山之滣，上置鉛，藏符為記。」這兩則記錄對埋尸者的姓名與埋尸地點都相同，唯所做暗記不同。此外，《三朝北盟會編》云：「埋於臨安菜園中」；《南宋相眼》則說埋在「錢塘門外，當時私號賈宜人墓」；《鄂王事實》更云岳飛死後，秦檜未知其尸，有「士人」簣螺殼以掩其墓，遂成冢，堅如牆壁。﹝註7﹞

所有這些傳聞中，以「隗順埋尸於九曲叢祠」一說，最後為世傳信。清道光年間，曾於杭州城內眾安橋下螺獅山扁擔嶺（即宋代九曲叢祠原址）創建祠墓，名為「忠顯廟」，有碑題「宋岳忠武王父子初瘞處」，且廟中設有隗順牌位。明代傳奇《精忠旗》第二十六折「隗順埋環」即根據《朝野遺記》而演述的。熊編《演義》卷八則據《鄂王事實》所載而略加改動：有「提牢獄卒」將岳飛三人尸首皆拖出牢牆外，在九曲偏巷中用螺獅殼埋壓，並解下岳飛腰間「紫絨縧」收著，作為日後照證。《演義》所述與事實較多不合，不足採信。《說岳》第六十回則改動更多，說是杭州兩個財主「王能、李直」與獄卒「倪完」其謀，暗買三棺木，連夜將岳飛三人尸首從城牆吊出。入棺盛殮，寫下記號，抬出城到西湖邊，埋在石螺獅殼堆內。這段敘述的人物與行動，都與早期傳說的內容大異了。（清朝中葉有石派書《風波亭》更把這段故事演述成「三俠盜尸」的說唱情節，大略說：高宗下命將岳飛三人尸首「撂在監外牆下，任憑鳥啄狗啃，不許埋葬收尸」，而施全、張保與隗順三人暗裡串通，趁黑夜用藥酒迷倒獄卒，然後各揹一具尸首，偷出城外，埋在螺獅堆裡。）

第四節  冤獄之成因

岳飛之被誣陷，為宋代歷史一大悲劇，不僅當時朝野上下皆知其冤，如布衣劉允升、進士智浹，皆曾上書訟其冤；皇族宗正卿士且願以百口保飛無罪；韓世忠亦當面詰問秦檜﹝註8﹞；甚至奉承秦檜與高宗旨意以審判該案的法官，如何鑄、周三畏、李若樸、何彥猷等人，都自動與奸黨爭辨其冤。雖然這些正義抗直之士後來都因此得罪而被殺被貶，以致二十年間，無人再敢議論此獄是非﹝註9﹞。但事實俱在，不容掩滅；千古奇冤，萬世難平。《宋史‧岳飛傳》即以「嗚呼冤哉！嗚呼冤哉！」為結語；而許多史家論著、文人筆記、戲曲小說，乃至民間傳聞，亦透過各種文字形式，表現他們對此冤獄的看法。

至若質問冤獄的成因，則有幾種不同的見解：或重視政治的因素，或強調天命的觀念，或歸咎性格的表現；這些見解又有大有小，有虛有實，有切當合理的，也有偏激任情的；本文綜合幾個代表性的意見，以求得概括性的了解，筆者認為岳飛冤獄的造成，主要由於他在言行、個性的表現，與當時的人事及政治無法協調，而陷於孤立猜忌之中。更詳細的說，岳飛是死於下列幾個原因：

1. 與和議牴觸：岳飛在當時主戰派將領中，最積極且最具實力；又與主和派不肯作任何形式的妥協與讓步，因此得罪許多勢利朝臣。

2. 軍勢太盛，兵權太重；又尊儒愛民，廣得人心，導致朝廷的猜防與文臣的疑懼。

3. 個性忠直不屈，只論是非，不計人情；凡有利於國家民族者，直言極諫，力促其成，不避「武人干政」之嫌。

4. 出身低賤而積極進取，年資最淺而職權甚高，引起同列將領的嫉忌。

5. 只顧中興大計，雪恥復仇，迎回二帝；因而危及高宗「保全帝位、偏安江左」的私心，使高宗認為他兼顧二帝而不專忠於己。

這五個原因乃就整體而言，事實例證甚多。但末節的重點在檢討並歸納歷來史家言論對岳飛冤獄成因的看法，再順序探求戲曲小說及《說岳》描寫此獄前後因果，所選取的各種觀點。首先，史論方面，幾乎都環繞在宋高宗、秦檜、張俊、万俟卨等造成冤獄的關鍵人物上，分析每個人的心理情況、政治觀念，及與岳飛的私人恩怨或利害衝突；附帶的說明岳飛性格與人際關係的弱點。這種透過人物心理與交互關係，以了解共同事件的成因與結果的方式，是較具體客觀而可信的，本文即列舉幾段，以說明之。《宋史‧岳飛傳》云：

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仇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高宗忍自棄中原，故忍殺飛。

這段話暗示由於主和與主戰兩派的政策性對抗，而致秦檜與岳飛不能並存。至於最高決策者高宗，則是支持和議而求偏安的。呂中《大事紀》云：

自兀朮有「必殺岳飛而後可和」之言，檜之心與敵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媒孽橫生，不置之死地不止。

本來，和議只是宋金外交上的協定，與岳飛的生死無關；因為，和議成則兩國休戰，岳飛無用武之地。兀朮提出這個條件，已經侵犯到宋朝的內政主權，但秦檜奉承金國旨意，認為岳飛活著，是個和議的障礙，故須藉和議以殺岳飛。張俊則忌妬岳飛的功高位崇，且想討好秦檜，獨攬兵權，乃附會此事。兩人互相勾結，一文一武，共謀陷審岳飛，捏造罪證，造成冤獄，掩飾他們政治利益的私心。又張溥《宋史紀事本末》云：

高宗構手書「精忠」字，製旗賜飛；又召入內，委以中興，御札數篋，好語無實，惑於賊檜，不顧墜淵；以人間之至愚，天性之極賤，而飾以浮譎，御以忮忌，亦何所不為也……。飛之利高宗構大矣，反其父兄，還其故疆，庸人皆喜，而構反為仇，非仇飛也，直仇親爾。秦檜逆構，構逆二聖，兩逆比而飛死。

這是指斥高宗的險詐仇親，而甘於與秦檜比逆，禍國害賢。高宗並不真誠以待岳飛，只在維持偏安的需要上，不得不依賴岳飛的武功。他是傾向和議的，只要能在某程度與期限內保障，他甯可放棄任何武力的方式。因此，岳飛與諸將連續大捷，使兀朮主動求和時，高宗即下詔停止征進，坐享軍事勝利帶來的和議成果。且又秉承宋代祖宗對武人猜防的傳統，深恐岳飛兵權太重，無法駕馭，乃復以和議為名，詔令退兵，一者遏止岳飛的鋒芒，二者強調君權的絕對。又高宗求和議以保偏安的心理，雖基於長期奔逃而對金人畏懼，附帶的也因為不願迎回二帝而威脅自己的帝位。正如柯維騏《宋史新論》云：「高宗頓忘父兄之仇，宜其莫恤功臣之冤也。」又胡世甯〈岳武穆論〉云：

蓋高宗甯偏安事虜，而不顧父兄之返者，乃其素志也。……武穆初起偏校，歷著忠勇之績，高宗固所深契也。及其密疏請建宗室……而深忌之矣。故後中興之事，屢請踐約，而莫之許。想當檜賊留身奏事之時，探知此意，建議迎合，以為「祖宗家法，素抑武臣」為社稷計也。況才勇如某，天下無敵者，使其縱兵滅金，得奉淵聖而歸，將置陛下於何地哉？其或遂為劉裕滅秦歸篡之事，陛下亦焉得而制之也……就使中原不可得，而偏安江左，亦不失為帝王宗廟血食也。使某而得志，陛下可得安枕而帝江南哉？

這段話點破高宗的私心，也說明高宗對待岳飛態度的反覆無常，乃由於為君者先有成見，並以此考查臣下的忠誠；故而高宗對岳飛的利用與信任，也有其限度；岳飛又不肯全無保留的滿足高宗的私心，而觸犯了他的忌諱，造成君臣的隔閡。秦檜掌握高宗的猜忌而加以發揮，使岳飛的存在成為不可饒恕的罪惡，堅定高宗「必殺岳飛」而後可和的決心。因此，決定岳飛必死的乃是高宗的私心與猜疑，秦檜只是提供合理化的藉口，包括祖宗家法、帝位保障及預防篡奪等。在這假設成真的情況下，岳飛焉得不死？到此為止，高宗、秦檜、張俊都有了「必殺岳飛」的理由，俞正爕《癸巳存稿》更綜合這些人物的複雜心理，且補入万俟卨：

張俊，盜也，就撫立功為大將，與武穆同事，惡武穆功名出己上……万俟卨，武穆遇之不以禮，自宋以後，文臣疾視武臣，卨亦欲抑武臣、殺武穆以自附於文雅。……檜畏武穆難制，故聽俊、卨，而適符高宗之意……知武穆或俊、卨終不能合，收拾民望，得二而失一，為無害也……宋高通觀大勢，不可不和……宋高之才，十倍於檜，和議本自主之，欲和議成，不俟殺武穆；所以殺武穆，正以卨、俊言，示逗留之罰與跋扈之誅，殺之有名，可以駕馭諸將，又惡其議迎二帝，不專於己，故殺之，……以宋高之沈鷙，秦檜之姦深，而俱為万俟卨以輕薄之才而勇任妒賢害能之責；秦檜能知宋高有偏安之材，可藉以取富貴，而誤殺飛。宋高才可兼用秦檜與岳飛，而誤殺飛，至死無以見君父兄妻，棄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四大倫，以負萬世之詬厲也。亦獨何心哉？

俞氏將宋高宗、秦檜、張俊、万俟卨四人「必殺岳飛」的理由，說得十分透闢，則岳飛冤獄的形成，就不足為怪。這是從政治利害來分析「誤殺飛」的背後陰謀。再就岳飛本人的性格與言行，也暴露太多的缺失，而引致君臣之間的猜忌，造成陷害的動機。王夫之《宋論》卷十云：

岳侯之死，天下後世胥為扼腕……而君子惜之，惜其處功名之際，進無以效勞於國，而退不自保其身。遇秦檜之姦而不免，即不遇秦檜之姦，而抑難乎其免矣。……君非大有為之君，則材不足以相勝……則恒疑其不足以相統。當世材勇之眾歸其握，歷數戰不折之威，又為敵憚，則天下且忘臨其上者之有天子，而唯震於其名……而在廷在野，又以恤民下士之大美競相推詡。猶不審，而修儒者之容，以藝文紓其悲壯，於是浮華之士，聞聲而附，詩歌詠歎，洋溢中外，流風所被，里巷亦競起而播為歌謠，且為庸主宵人之所側目矣。……軍歸之、民歸之、游士墨客、清流名宿莫不歸之。其定交盛矣，而徒不能定天子之交，其立身卓矣，而不知其身之己危……。

王氏認為岳飛以忠直的言行為國為民，其人格之美，常得正義人士及廣大民眾的敬仰，這固然是實至名歸，無所慊愧。但這種忠直，僅限於個人修養的完成；若要在當代的環境發為事功，求得當權者的信任與授權，則忠直的個性，反而造成猜忌與誤會。他雖取得君子們的應和嘉許，卻得不到小人們的實際支持，而這些小人們正是決定岳飛事功成敗的關鍵。王氏惋惜岳飛不肯適度的委屈，以與當權者（包括高宗、秦檜等人）週旋定交，先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再發揮軍事才能與救國抱負。相反的，岳飛汲汲於德行的完成、理想的堅持，而忽略人情的險惡與利害的衝突，乃至於「主忌益深，姦人之媢疾益亟」，高宗與秦檜黨徒群起攻之，必置之死地而後已，岳飛求仁得仁，其人格典型固然映照古今；但也導致了悲劇，不僅身蹈死地，事功瓦解，於國於民都無實利；且因冤獄的造成，而陷高宗君臣於「妒賢害能」的形象，千載罵名。這確是岳飛智所不及的結局。因此，岳飛「精忠」的實質與「權變」的智慧，都有了嚴重的瑕疵，而不能與王氏心目中的「郭子儀」相比，更無論與諸葛武侯並提了。﹝註10﹞

由上文的引述與論析得知，正史評論對於冤獄成因的尋繹，重在由「和議」、「猜防武人」及「性格缺失」，牽連到其他人事關係，以說明岳飛在當代政治環境中蒙冤致死的理由。這些內在因素的複雜，唯有透過多方面的分析與綜合，才得週全的了解。但傳世的戲曲小說卻簡化了這些因素，把重點擺在岳飛被害的恐懼，原因是：「被害」的過程，比和議、猜防武人，性格弱點等論析，更能具體表達，更能引起同情，旦免於觸及政治忌諱。其次，這重點也顯示幾百年來，一般人民對此事件的評價：如果皇帝與權臣甘於忍辱求和，倒也罷了，為何要昧著良心，陷害忠良？在作者與觀者看來──基於感情的認定──岳飛是絕對無辜，無可指責的﹝註11﹞，他的冤死，完全是高宗的自私與秦檜的奸險所致，而於複雜的政治因素無直接關係。即是說：他們認為和議與岳飛之死，不該混為一談，和議只是奸黨陷害岳飛的藉口，戲曲小說對冤獄的解釋，是片面的、情感的，甚至語焉不詳的。如《精忠記》把罪名全部推給秦檜，說他與金國勾結，在宋朝為細作，促成兩國和議，使南朝割地稱臣，以報兀朮之恩，第二十四齣，秦檜自道：

我在金國，曾盟誓，前日被他阻和議，只謂勢不兩立，陰中吾計，殺死在牢中，方稱吾意。

秦檜雖然假借和議之名以殺岳飛，但這種和議只是秦檜個人賣國求榮的行為，而非為宋朝利益著想，並且，高宗毫不知情，万俟卨又只是個唯命是從的奴才。劇作者把冤獄的成因簡化為秦檜與岳飛的利害衝突。

其次《精忠旗》的重點也放在忠奸對立的情勢，不但把張俊、万俟卨等小人嘴臉寫得極為不堪（第十七折：群奸構誣，第二十折：万俟造招），又處處揭露主謀者秦檜的奸險心腸：

手辣從來不用刀，更兼心計有千條，「精忠」二字偏生惱，殺卻他每方恨消。（第十四折）

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毒多無用處，卻也費躊躇。自家秦檜，前在金家，首唱和議，致蒙達懶郎君縱歸……若使天下明知和議是我，必定又來與我爭論，不若將金人利害，恐諕官家，使膽寒於從戰之難，自易協於和議之易。至上意自決，倘或要戰，這便是和官家作對頭……這條計，不但使宋朝倚重，尤能使金國銜恩。（第二十四折）

起初，和議只是秦檜討好撻懶，縱歸本國的計策、他並無一定的辦法與把握可以促成兩國談和，因此，他回國後能做的便只是排陷忠良，阻撓戰事，削弱宋朝的作戰實力與意志，然後又恐諕高宗自動擇出和議的意願。至此，他才以「奉承上意」的身分，替朝廷剷除和議的障礙，岳飛的矢志「精忠」，頑強好戰，都使他難堪，必須首先殺害他，才能略無所忌的逞其奸計，從秦檜的話意，和議只是他「挾外以自重」的手段﹝註12﹞；即使不主和議，亦容不得岳飛功高位隆而獨佔高宗的信任。

熊編《演義》也是詳於冤獄的審理及岳飛的被害，而略於指陳內在的、綜合的成因，但它的敘事順序及內容，較合史事，且甚詳盡。本文只引述它的議論部分，以探討作者對此事件的看法，卷七，秦檜夫妻得兀朮密信，要設計殺害岳飛，先是上書高宗云：「金國欲來議和，送還韋太后，近因朝廷諸將貪功，爭鬥不已，以此和議不成。」次以金牌召飛等班師，奪其兵柄，再「尋個風流罪擬之，將彼父子害了。」還是以和議要脅高宗，並藉故謀殺岳飛。但兀朮並無誠心議和，只是藉此消滅宋朝驍將，瓦解宋朝軍隊而已。《演義》又借周三畏說：「都是此奸賊（秦檜）有意金人，懷異心，陷害忠良，不由天子指揮，任意所為。」這樣說，似乎殺岳飛的事與高宗無關，且不列於和議條款中。但秦檜回答何鑄的質問時說：「此（殺岳飛）出上意也，非吾所得專。」這就顯得矛盾。既然「殺岳飛」是兀朮與秦檜的秘密約定（蠟丸），則不會列入和議明文，而高宗竟是促成秦檜殺岳飛的幕後授意者，則表示岳飛的死，必和議之外，另有原因。到此為止，熊大木暗示了岳飛的死與秦檜、高宗之間的複雜關係，但卷七卻附上一段「綱目斷云」，把這個暗示又取消了：

金人所忌者惟飛，而秦檜所忌者亦飛，以為不早驅除，終梗和議，是以必欲害之也。……嗚呼，檜何仇於飛？飛何負於檜？即此，誠天地之大變，人心所不容。檜之罪，又何得而粉飾之哉？故書「矯詔」，所以著其「無君」之罪。

這又把「殺岳飛」的理由還原到「阻礙和議」，且高宗並不知情。《演義》於此，自陷矛盾，無法明確看出熊氏本人對此事件的觀點。然而，把殺岳飛的罪過推給秦檜，似是比較方便的作法。卷八，於岳飛死後，又附「論云」：

飛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飛何功之有。」然功奮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按春秋斷法云：罪之不以其理，故不書「誅」，而書「殺」，只視「秦檜殺」三字，則知無朝廷而自殺之也。

前段就岳飛的性格論其得禍之因，是合理的，含有「忠直遭忌」的意思；後段則從春秋筆法推定，殺岳飛只是秦檜的專斷獨行，與高宗無涉，還不免有「為尊者諱」的偏失。若依前引胡世甯〈岳武穆論〉，及俞正爕〈岳武謬獄論〉所作的分析，決定殺岳飛的正是高宗，秦檜只是支持其意奉旨行事而已，豈可疏漏高宗而盡誣秦檜？

《說岳》對冤獄成因，幾乎完全闕如。只含糊點出高宗偷安、秦檜主和﹝註13﹞及万俟卨、羅汝楫假公報私，種種不甚相干的因素，這些因素都不足為「必殺岳飛」的理由。故而，最根本充分的原因，仍須扣住第一回的神話以解說之：岳飛與秦檜、方俟卨，原是前世宿仇，當於今生報應。如此已夠，不必添加任何人間因素，也因為是個人的宿世因果，與高宗無牽扯，故高宗無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