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昏君與奸賊──英雄的悲劇

《說岳》裡，由岳飛及其兄弟部將們組成的軍事集團，即所謂「岳家軍」，當然是全書人物的主體；由這個主體牽引出的次要人物，則可依其對岳家軍的支持或陷害，而分為兩個集團，形成所謂「忠奸對立」：前者如李綱、宗澤、劉光世、張所、韓世忠，都是忠於國家，勤於王事，且曾提拔岳飛為將帶兵，或於政治及軍事方面支持岳飛的決策。後者如張邦昌、王鐸、張俊、劉豫、秦檜，及万俟卨、羅汝楫等，都是禍國殃民、私通敵人，並想盡辦法抑制岳飛出頭，或陰謀阻撓岳飛報國立功，最後更設計冤殺岳飛父子。在這兩派對立、互為消長的夾層裡，扮演關鍵人物的是：宋高宗趙構，他本是超然於兩個集團之上的最高統御者，不該涉入雙方勢力的傾軋，但南北宋之際，內亂外患頻仍，國本動搖不安，他的帝座江山，全靠朝臣與邊將的維持，他個人又畏葸無能，苟且偷安；對敵寇的入侵，不能堅定或和或戰的原則，對盜匪的內亂，也把不定或剿或撫的策略。為保全個人的利益，他不惜放棄至尊的超然而擺動於兩個集團之間，苟容求存；誰能保證其安全，專重其權位，他便假以權柄，言聽計從；否則，便反目成仇，貶逐賜死，罔顧功勞。由於這種懦弱自私的性格與多疑猜忌的心術，使他成為「昏君」的典型。並且，就《說岳》的記述，他是使宗澤氣死、李綱病死、岳飛冤死的幕後殺手；而南渡偏安、辱國失土、罷斥忠良、信用奸佞，諸般罪行，他也難辭其咎。總論其人格評價，竟是乏善可陳的。

區別「忠奸對立」及「昏君」的名義後，以下即以「昏君趙構」及「奸賊群象」為題，分析《說岳》對這些人物的描寫。

第一節  昏君趙構

歷史中的宋高宗，由於向金人稱臣求和，棄中原於不顧，且與秦檜共謀殺岳飛，於是為後世史家所痛貶，口誅筆伐，無所不至。《宋史‧本紀》評曰：

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有餘，以之撥亂反正則非其才也。況時危勢逼，兵弱財匱，而事事難處……君子於此，蓋亦有憫高宗之心，而重傷其所遭之不幸也，然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重以首劉群盜之亂，權宜立國，確乎難哉！其始惑於汪黃，其終制於姦檜。恬墮猥懦，坐失事機。甚而趙鼎、張浚，相繼竄斥，岳飛父子竟死於大功垂成之秋，一時有志之士，為之扼腕切齒；帝方偷安忍恥，匿怨忘親，卒不免來世之誚。悲夫。

這段話仍有替高宗惋惜迴護之意，認為他才識不足，且在「所遭之不幸」、「確乎難哉」的危局下繼位，乃造成南宋初年許多使人慨歎憤恨的事件。高宗本人於建炎三年二月初次奔抵杭州時，曾下詔罪己，曰：「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曰昧勘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這是他的自知之明。但罪己之後，並無悔意，仍一錯再錯，至死不改，才弄得國事無望，二帝不返，後世史家，便不肯同情他的處境，都嚴厲的諷刺誅伐，如《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九評曰：

康王構，徽宗第九子，史言其生東京大內，赤光照室。又云：朗悟強記，誦書千餘言，挽弓石五斗。帝王之姿，或有天命，然觀其出使金軍，應對無聞，為虜所輕。承詔開府，逍遙自全，京城坐陷。以彼庸才，豈但中人以下乎？……構獨擁兵居外，乘危履尊……。

張溥這段評論，對《宋史‧本紀》所載高宗的某些優異秉賦，並不以為然，他甚至認為，如果當年由信王榛繼位，必定能恢復中原，或至少也比康王構更合乎撥亂反正的條件，因為，趙構是個「中人以下」的庸才，且志氣卑弱，無所作為。王夫之《宋論》卷十也說：

然則高宗忘父兄之怨，忍宗社之羞，屈膝稱臣於驕虜而無愧怍之色；虐殺功臣，遂其猜防，而無不忍之心；倚任奸人，盡逐患難之親臣，而無寬假之度，孱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樂，沾滯殘疆，恥辱不恤。如此其甚者，求一念超出於利害而不可得……竄李綱、斬陳東、殺岳飛、死李光、趙鼎於瘴鄉，其為跖之徒也，奚辭。

王氏把高宗比擬為自私自利的「盜跖之徒」，這是最嚴厲的批評，而文中所舉的罪行，也確是公認的高宗的人格污點。從這些評論看來，高宗的歷史形象與評價，乏善可陳，雖然，從史書看，高宗與當時名相李綱、趙鼎、張浚、及名將岳飛、韓世宗等人的談話，他頗有識見，深明大體，但做起來，尤其是抗金復國的事業，則顯得猶豫退縮，不能實踐，這便令人覺得他對名相的委任，只是敷衍利用而已。他是一位有深沈機心而無陽剛氣魄的人君，僅能建立偏安之局。

歷史的宋高宗，有如此多缺點為人所詬病。而他與岳飛十餘年的君臣關係，在心態上亦不穩定。即位之初，屢為金人與叛臣所遷，流蕩無定，於是對忠誠善戰的岳飛，重用委任，召見賜旗，大有知遇相得之感；而定都臨安後，金兵受阻，群盜剿平，國力逐漸恢復，人事制度也建立完成，他便倦於談兵，轉而謀求和議，稱臣於金，對待岳飛諸將也漸有猜防牽制之心，最後甚至因為求和而授意秦檜殺害岳飛。這個陰謀的過程與詳情，在本文第二、三、四章已經探討過，以下要評析後世戲曲小說中，對高宗形象的描寫。

總括的說，元明清三代戲曲演述岳飛故事時，多不曾正面提及高宗的為人，高宗並不成為特定角色而出場，讀者對這個最大影響力的人物，多是透過其他角色的口述而聯貫成形的。《地藏王證東窗事犯》曾批評高宗躲在臨安，不肯抵抗金人；而第三折表明岳飛對高宗仍是寄以希望的，要求高宗為他洗雪沈冤，報復深仇。《宋大將岳飛精忠》對高宗不但沒有批評，甚至加以頌揚，因為他能曉明忠奸，讓岳飛掛帥，擊潰兀朮大軍。《精忠記》第十二齣，曾藉岳飛說出：「聖上竟不念二聖蒙塵何日返？全信著誤國奸臣，怎做得臥薪嚐？」第十四齣，道月和尚也曾暗示岳飛：「干戈擾攘，卻用你承當，太平誰許你為卿相？」這兩段話指斥高宗的忘父兄之仇，飄搖無壯志，以及對將臣的利用與猜忌。但岳飛對他還是徹底愚忠，只認為高宗是被奸臣秦檜蒙蔽作弄。《精忠旗》雖曾突出「高宗與二帝都是皇上」的觀念，對高宗作出諷刺與批判，但仍把主和誤國，陷害岳飛等罪狀，都歸咎於秦檜，而不曾進一步描寫高宗的性格，及其與奸黨的陰謀關係。《如是觀》則藉著百姓擁戴岳飛、鄙棄朝廷的心理，以貶斥高宗。但由於岳飛堅持不奉偽詔班師，反敗為勝，迎回二帝，並勘明秦檜夫婦的罪刑，皆大歡喜的結局，挽回高宗的聲望。

上列戲曲的演述重點，多擺置於岳飛報國的事蹟，以及秦檜的通敵奸謀，自此表現民族戰爭中，忠奸的對立與衝突，而高宗居於無能或無知的次要地位，作者較少提到他。

又熊編《演義》所述高宗事實，大抵本於《資治通鑑》與《宋史》，多有實據。唯故事之次序，略有誤差。卷一「宋康王泥馬渡江」的內容，於史無徵，可能採自民間傳說。全書直接論及高宗為人的有：

卷一：「康王本慈仁柔懦無決斷者。」

卷三：「建炎初，汪、黃二人，專持國柄，嫉忠良……中外切齒恨之，惟有高宗不覺……。」又胡寅上疏諫高宗曰：「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命，出師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乃亟歸尊位，偷安歲月，略無捍禦；及虜騎乘虛，匹馬南渡，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懷怨，恐非自全之計也。」

卷四：「高宗為人，柔懦有餘而剛果不足。」

卷八：高宗對韋太后曰：「寡人以太后之故，屈恥求和，不吝中國所有從之，今得見慈顏，則心志滿矣。」韋太后卻訓之曰：「王以吾車駕南還，遂言滿其心志，其如父兄之恥辱何？……今專憑講和，分天下為南北，權各有歸，又不知久後，孰為君孰為臣。使中原士民，無所專主，禮樂征伐，不統於一人，失先帝創立之洪基，忘其不共戴天之仇，豈英明剛斷之主哉？」

這幾段話，代表熊大木對高宗為人的評斷，大抵是：柔懦、昏惑、偷安、畏縮、短志等。這樣的國君，足令小說家憾恨而筆下痛貶。熊編《演義》另有關於高宗與岳飛在君臣關係方面的情節，留待下文《說岳》中一併探討。

《說岳》對高宗形象的描繪，最為詳盡，它包括許多荒誕不經的傳說。第十九回，康王入質於金，被兀朮收為義子。後得二帝血詔，命他逃歸中原即位，於是有「金營神鳥引真主，夾江泥馬渡康王」的故事，寫得神奇而宿命，但這則故事的來源甚早，非屬憑空杜撰。按《宋史‧本紀》及《三朝北盟會編》載有其大略，而宋元筆記如《南渡錄》及《大宋宣和遺事》等，亦有神異事蹟的傳說。﹝註1﹞。因此，關於「泥馬渡康王」的故事，至少在宋元之際，即已流傳。至於這故事的產生及流傳的原因，可能由於高宗的即位並非得自父兄傳授，而乃「乘危履奪」，由張邦昌及元祐太后迎取，群臣勸進。最為史家詬病的是他開元帥府於相州後，並未領兵入援汴京，致使二帝被俘北去；且事後又置之不顧，反即帝位而代之。即位後，更不曾以國土及二君為重，力圖恢復，卻數次南遷退避，終致與金人劃河為界。這些經歷，都使後世史家歎恨高宗的為人。論才識膽略，他不及後來逃歸河北五馬山寨的信王榛，但他卻久佔帝位，以庸才而任用奸邪，柔懦主和，坐失復國良機，為後世唾罵。正由於他的性格與作為，望之不似人君，所以上述傳說及小說作者，才假借泥馬渡江、夢授御袍、及二帝血詔等情節，以附會高宗是天命所歸﹝註2﹞，合於法理的。

《說岳》所錄此段情節，與諸書記載，在承傳過程中，略有異動，且夾雜對高宗的諷刺，如第十九回，康王入質金營，兀朮要收他為義子，條件是：「我若得了江山，還你為帝。」他竟答應了。其次，若非崔孝傳詔、神鳥引路，有遺命與神蹟的保證，他或許就此躭在金營，坐待兀朮贈與江山帝位。再則第二十四回，高宗收納張邦昌所獻義女荷香，竟為女色所迷，幾乎誤殺岳飛。第三十六回，宗澤請高宗駐驆汴京，以號令四方，抵抗兀朮入侵，而高宗不從，因此急死宗澤。作者以詩句責備高宗，且預示宗澤之死，為後來岳飛冤死的先例，其關鍵都因高宗柔懦主和，聽信奸邪。從這幾回事件，已漸看出高宗對分辨忠奸的無能，而致後來諸多欺騙、逼誘的情節，使讀者對這位「中興之主」痛恨扼腕。第三十六回到第四十五回，描述杜充父子引金兵殺進都城，高宗與李綱等君臣七人落荒而逃，被困牛頭山，其間許多曲折的情節，顯出高宗臨難無助的可憐相，人君威嚴都無作用，反被綠林好漢取笑，並遭叛臣陷害。幸而他是真命天子，有神靈護佑、義士相助，始能倖免。這段情節於正史有所影射﹝註3﹞，其詳細過程，於熊編《演義》卷三亦有完整的描述。《說岳》雖取其故事大綱做為結構，但所述人物與事蹟，則多與史不符，乃作者藉此說明高宗初即帝位的苦難，伏下後來遷都臨安，畏戰求和的因緣。第四十五回，牛頭山解危，高宗聽從苗傅、劉正彥的建議，決定遷都避敵，李綱諫阻不從，解官退隱，作者云：「高宗本是個庸主，巴不得他要去，省得耳根前聒噪。」岳飛亦相繼諫阻，高宗曰：「今幸兀朮敗去，孤家欲遣使講和，稍息民力，再圖恢復。」岳飛便也告假還鄉，一時忠良盡去。第四十六回，秦檜逃歸，封為禮部尚書，作者以詩寄意云：「高宗素志在偷安，奸佞紛紛序列班，從此山河成破綻，蒙塵二帝不能還。」此詩可看作《說岳》對高宗為政的總評，就事實言，高宗最大的罪咎即在於「遷都臨安以避敵」及「重用秦檜以求和」兩件事，作者由此說明忠奸勢力在朝廷的消長，並依此判斷高宗的賢愚。第四十七回又藉楊再興說出：「無奈當今皇帝，只圖偏安一隅，全無大志，不聽忠言，信任奸邪，將一座錦綉江山，弄得粉碎，豈是有為之君？」楊再興對高宗的評價是「昏君」，後來的牛皋、黑蠻龍等人也都如此稱呼（第五十、七十二回）。第五十九回，岳飛也有怨言：「朝廷聽信奸言，希圖苟安一隅，全無用兵之志，不知將來如何？」第六十回，岳飛下獄的供狀更指斥高宗「不思二帝埋沒於沙漠，乃縱倖臣弄權於廟廊。」這些意思相近的話語，重複出現於書中，把高宗的形象貶到極為卑劣。雖然正史與小說裡的高宗，都不曾直接對岳飛施壓，或參與迫害，但間接因為他的柔懦無能，畏懼金人，導致遷都南僻，使中興復土的行動，倍加困難；且又委曲求和，縱容奸臣與金合謀，阻撓軍機，陷害功臣良將，這些影響，成為岳飛報國事業的致命傷。《說岳》為岳飛抱屈，而刻意暴露高宗的昏懦。第七十四回，更假造情節，讓岳飛陰魂憑附羅汝楫身上，把高宗嚇死，算是變相的報復。

《說岳》書中，高宗據有極特殊的地位，可說是同類小說的人物類型裡，一個重要的角色──「昏君」。但其他類型人物如「英雄」岳飛、「奸臣」秦檜、「丑角」牛皋、「敵將」兀朮，都有個人的神話來歷，且關於他們的行為意義，最後被綜合在本書的神話架構裡，成為一個縝密的關係網。唯「昏君」高宗卻沒有這種設定。《說岳》曾附會徽宗為「上界長眉大仙」（第一回）、孝宗為「紫徽星君」（第七十八回）；且云徽宗無道，北宋當亡；孝宗有德，南宋當興；而處於其間承上啟下以及存亡續絕的高宗，卻沒有上應天象的來歷，除「泥馬渡康王」的插曲保證他是真命天子外，別無特異表現，且與貫串全書的神話架構，無甚關係。他算是「局外人」，所以被刻劃為無所作為的「昏君」形象，聽任兀朮、岳飛、秦檜等人物互相殘害，以完滿其宿世因果，而高宗卻不能干預，只作個旁觀生滅的無情傀儡而已。夏志清認為：類似這種意志弱，耳朵軟的昏君，是最可惱恨的，因為他對英雄的態度，隨喜怒而變，他經常忘記英雄過去的功勞，而聽信朝中奸臣的挑唆，動輒懲罰他們。這種皇帝是用來加強讀者欣賞英雄的「忠貞不移」的。但這種模式的產生，且被讀者接受，即等於對專制君主作了嚴厲的批評。也暗示一個事實：在逸樂的生活及諂媚的人們包圍下，即使善意的君王，也不能分辨忠奸，識別是非。並且，「昏君」處於有道無道之間，常問心無愧的統治下去，而不受公開的攻訐，他的殘酷與無常，英雄只能儘量忍耐﹝註4﹞。這段評論，可作為高宗的寫照。

第二節  奸臣群像

在《說岳》及同類小說中，主要英雄通常有兩種敵人：一是正面（軍事上）的敵人，即入侵或為患的外族；一是背面（政治上）的敵人，即掌權當道的奸臣及其黨徒。這兩種敵人常因某些共同的利益而互相勾結，使英雄陷於腹背受敵的困境。奸臣想獨佔朝廷權柄，便須挾持天子，排除異己，且要私通敵國，作為靠山；因而，在兩國交戰的局勢裡，奸臣經常處於觀戰的立場，適時給予本國英雄軍事上的牽制及形象上的陰損。一則討好敵國，藉此獻功：一則抑遏英雄勢力的成長與壯大。即以《說岳》為例，這兩種敵人對英雄的意義是不同的：敵將兀朮乃基於天命而與岳飛為敵，奸臣秦檜則緣於宿仇而與岳飛作對，前者以武力戰鬥來激揚岳飛的豪氣，並成就他的功業；後者則以政治陰謀來挫折岳飛的銳志，並阻撓他的行動。由於敵將本身也屬於英雄型人物，其心態與行為比較光明磊落，願意以面對面的決戰來定勝負，而奸臣則多是書生型文臣，無法憑武力與英雄相抗，轉而訴諸陰謀，他們懂得如何博取皇帝的寵信，利用各種特權，不擇手段的向英雄背後攻擊。但英雄基於武士的榮譽惑，雖居於挨打的地位而不能向「不肯公開」的奸臣反擊。因此，英雄的武藝與謀略足以在戰場上打敗敵人，卻無法在朝廷上抵抗政客，這便形成「螳螂補蟬，黃雀在後」的悲劇。岳飛擊潰兀朮，而秦檜扳倒岳飛。

《說岳》裡扮演著主謀迫害岳飛的奸臣角色，前後有二人：張邦昌與秦檜。他二人共同的特徵是媚主專權，通敵賣國：但迫害岳飛的動機，則有不同：張邦昌乃因岳飛槍挑小梁王，破壞他勾結巨寇以傾覆宋朝的陰謀，故而記恨報復：秦檜則源於前世深仇，加上今生為促成和議而必須剷除岳飛。這兩個奸臣在《說岳》故事裡，前後輝映，使岳飛及其他愛國臣民，吃盡苦頭。比較起來，秦檜的陰狠更甚於張邦昌，因為秦檜的迫害岳飛，是有正史根據的；而張邦昌實際上並不曾與岳飛發生任何關係，更不可能有仇隙與陷害的事件。

《說岳》第十二回，全國武舉考試，有三位主考官被小梁王行賄收買，「丞相張邦昌」便是其中之一。據《宋史》張邦昌於徽、欽二帝被俘後，雖曾受金人冊命，僭立為帝，但他的行為矜慎，每事不敢有僭意，頗似逼於金國而權宜攝政。他給金人的印象是「和柔謹媚」，僭位期間亦無禍國作為﹝註5﹞，但《說岳》作者卻編撰許多情節，把他描寫成挾「朝廷權位」與「金人威勢」以迫害忠良的大奸賊，先是受賄行私，導致眾武舉鬧反，岳飛潛逃；第十七回，又奏遣李綱與宗澤往黃河抵抗兀朮寇軍，欲陷他倆於死地。第十八回，金兵入城，又主張送禮求和，三次搜刮宮廷與民間財物美女以獻敵，並親到金營請功云：「張邦昌特來獻上江山，今已耗費宋國財帛。」兀朮知他乃「宋朝第一個奸臣」，於是賜封「楚王」，要他設計奪取趙宋天下，他提議：「必須先絕了他的後代」，乃騙取趙王、康王、徽欽二帝、及「五代先王牌位」，入金營為質；然後請兀朮帶兵回國，丟下殘破無主的汴京，由他留守。第二十四回，又從元祐太后騙得「傳國玉璽」到金陵進獻高宗，受封右丞相，又遣送婢女荷香入宮，迷惑高宗：「只要誘他荒淫酒色，不理朝政，便可將天下送與四狼主（兀朮）了。」第二十五回，他假傳聖旨，召岳飛回朝，誣以「進宮行刺」的罪名，請旨處斬。幸得李綱、牛皋營救，才得審明冤情，識破奸計。張邦昌於是被削職逐出。第三十七回，高宗君臣出奔避敵，夜宿張邦昌府中，被出賣給金兵，幾乎遭擒，幸得張妻私放脫險。他的陰謀不成，反為金兵抄家並擄走。第三十九回，牛頭山決戰前夕，兀朮把張邦昌代替「豬」為供品，殺了祭旗，這才應驗了他在第十一回所立的毒誓：「若有欺君賣法，受賄遺賢，今生就在外國為豬，死於刀下。」根據上述引證，《說岳》裡張邦昌的兩大惡行是：出賣宋朝，迫害岳飛。第二十四回，作者以詩評他：「欺君賣國無雙士，嚇鬼瞞神第一流。」他的罪惡不可輕饒，作者讓他死於自己的毒誓，且行刑的正是他極力討好的金人，作者諷刺說兀朮從開始便厭惡這種賣國求榮的奸臣，但因「目今正要用著奸臣的時候，須要將養他；且待得了天下，再殺他也不遲。」（第十八回）類似張邦昌這種奸臣，必無好下場，不論在本國或敵國，都被看作「禽獸不如」，而應宰殺以謝天下的。

張邦昌死後，接替的是秦檜，《說岳》第四十回到四十五回，牛頭山決戰，宋軍全勝，高宗遷都臨安，兀朮因為軍事慘敗，乃決定用「以漢制漢」的計謀，派遣秦檜回宋朝作奸細，從此，岳飛步步踏入冤冤相報的厄運。《說岳》安排秦檜出場的時間，緊接在張邦昌死後，以作成二人的比較：他倆雖同為奸臣，且都通敵賣國：但張邦昌只為個人利害而企圖在南、北宋的混亂裡混水摸魚，其技倆並不高明，既得罪宋朝，又惹厭金邦，落得死於非命。秦檜則陰毒知機，無往不利。第十八回，張邦昌自請作奸臣，要斷絕趙宋後代；秦檜卻表現出忠臣的擔當，自願保趙王質於金營。第四十六回，兀朮戰敗，改變策略，恩養秦檜，派他回宋朝為內應，因此，他終身的作為乃是：以忠臣的身分，作奸臣的事業，效命金邦，蠶食宋朝，奉承金人意旨而誘導宋君達成和議，並從中取利。他的手段高明陰險，不但取得高宗的絕對信任，且還得滿朝文武敢怒不敢言，所以他能長期享有富貴與權勢。

《宋史‧奸臣傳》論云：

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誤國，忘讎斁倫。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無恥者，率為檜用，爭以誣陷善類為功。……開門受賄，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晚年殘忍少甚，數興大獄。而又善諛侫，不避形迹。

又朱熹〈戊午讜議序〉亦云：

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終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

這兩段評論，單就秦檜的陰毒性格以說明他平生禍國殃民的大罪，但他這些無以倫比的罪行，卻無人能殺其氣焰，發其陰謀，反而使他享盡財勢且壽終正寢。這是因為高宗與他狼狽為奸所致。昏君、奸相，同為史家所痛憤。《宋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二，張溥論曰：

其（秦檜）歸，蓋金諜也。檜固國賊，扭逆無論；高宗構亦人主也，忘仇委身，寵終無二，獨何心哉？……（檜）始歆帝以愛親之名，而使之不忍不和；終教帝以拒兄之實，而使之不得不和。帝遂以檜為知我厚我，群臣莫及也。……帝構初奇檜、繼惡檜、後愛檜、晚復畏檜。厥念不恒，而同歸不肖。

這是把高宗與秦檜一併定罪，兩人互通聲息，敗壞南宋士氣人心，削弱其政治威信與國防勢力，終致中興無望，異族崛起，而後徹底亡國。

歷史事實如此。而宋元之際，便多有民間說書人與劇作家，以建炎、紹興年間的史事為主題，演述並諷刺秦檜的私通敵國、陷害忠良等事蹟。如元雜劇《宋大將岳飛精忠》頭折，兀朮云：

自靖康二年，某擄宋朝一人，乃是秦檜，舉家數口在某營中四年，某待他甚厚。秦檜言稱道：「若放我歸宋朝，必封我為官，我願為大金細作。」

這裡肯定稱秦檜為「金諜」。又說秦檜歸宋後，與李綱、岳飛等人辯論「和」、「戰」的利害，盛誇兀朮的兵強將勇，以嚇阻諸將出戰；繼而陳述戰陣的凶險，勸誘諸將以和議自保，坐享官祿。這些話語完全是為兀朮作說客，消沮宋將的鬥志，但岳飛識破其奸謀，反唇相譏：「學士你一心順金，並無輔國之心，專主和議，賣國求權……坐國家琴堂，食王君俸祿，全無盡忠之心，盡懷反叛之意，故將官位欺人，是何道理也？」嚴厲的指斥秦檜「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奸謀」的用心。此劇雖於文辭、關目、規律各方面，都無可取，但對於揭發秦檜的為金人細作而通敵主和，這個事實，則多有正史根據﹝註6﹞。

其次，元雜劇《地藏王證東窗事犯》第一折，藉岳飛自陳而說秦檜是個「挾天子令諸侯紫綬臣」，又云「見有侵境界小國偏邦，秦檜結勾起刀鎗」；也同樣肯定秦檜的「金諜」身分。再下去，則是明清傳奇，對秦檜的特殊身分與賣國行為，也都有明確的指陳，如《精忠記》第九齣，秦檜自道：

政和年間，狀元及第，官授御史之職。自汴京失守，將下官與夫人擄至金邦，曾與大金盟誓，得放還鄉，願作他國細作……我許大金和議……。

又《精忠旗》第四折，兀朮云：

我想必須一面鞠旅陳師，一面通和講好，將他金帛年輸歲運……使他君臣宴息偷安……那南官兒只秦檜一人常講和議，我主一向賜在撻懶部下，如今只得縱他南還，暗中行事。

《如是觀》第十齣，兀朮對秦檜夫妻言：

俺要你夫婦到南朝去做個細作，記俺十二個字……主和議、收甲兵、逐李綱、殺岳飛。此四件事你須牢記著……事成之後，富貴不小。

熊編《演義》卷四，秦檜對撻懶云：

我初入使金國，重感金主不殺之恩，誓以死報，第恨無由耳。如元帥肯放檜歸於本朝，但是那裡有的消息，便先暗暗說將來，使這裡預先知道；這裡有事若傳將去，都奏依行。那時眾將欲邀功者，吾竟阻之，必使爾國坦入中原，無慮也。

從這些文字看來，元明清三代的戲曲小說，都肯定秦檜是為金國細作，被遣回敗壞宋朝基業的。由這個前提出發，於演述他後來主和誤國、殘害忠良的故事，便可簡化其行為居心而視為當然。

《說岳》對秦檜的奸臣造型與情節描述，比較複雜。且涉及神話背景，而有其獨特的意義內涵。第十八回，新科狀元秦檜自請保送「趙王」入質於金，趙王驚死，他被扣留營中，後來兀朮起兵回國，還特別派人「移取秦檜家屬」同行。作者預示秦檜後日的作用云：「有分教：徽欽二帝，老死沙漠之鄉，義士忠良，盡喪奸臣之手。正是：無心栽下冤家種，從此生將禍患來。」﹝註7﹞其後，第四十五回，兀朮於牛頭山慘敗，改用和平攻勢以瓦解宋朝鬥志，他的軍師提供秦檜作為奸細人選，云：「我看此人乃是個大奸臣……狼主可差人去尋他來養在府中，加些恩惠與他，一年半載，必然感激；然後將些金銀送他回國，叫他做個奸細。這宋室江山，包教輕輕的送與狼主受用，豈不是好？」第四十六回，兀朮收用秦妻王氏為侍役，並聘秦檜入府為參謀。如此恩養一載有餘，遣之回宋朝，臨行約定：「臣夫妻二人，若得了好日，情願把宋室江山送與狼主。」乃到五國城討得二帝詔書回國，高宗封他為禮部尚書。作者說「此是紹興四年初秋之事也。」又作詩諷刺秦檜的變節從虜云：「錚錚義不帝邦昌，一過燕山轉病狂；臣妾自南君自北，莫尋閒事到沙場。」這段情節有兩處於史不符，但其中的許多疑問與細節，史學家至今亦不能確定真相如何﹝註8﹞，因此，本文亦不深究；戲曲小說自有一套說詞，這才是我們探討的重點。

《說岳》所述秦妻王氏與兀朮有私情勾結，而秦檜貪圖衣食恩養，竟對此事「眼開眼閉，只做不知」；作者以這種賣妻求榮的情節諷刺秦檜夫妻的喪節無恥，是有其傳說的來源：《精忠旗》第四折，兀朮決定派遣秦檜回宋為細作，卻先召見王氏，演出一段私情纏綿的對話：

（兀朮）：夫人，我與妳萍逢大海，遂結聯盟，只妳鳥戀南枝，應還故國。

（王氏）：我丈夫荊榛餘息，得蒙不殺之恩：賤妾荊布下陳，上托同心之好方擬百年奉待，忍言一旦拋離？

兩人又互相盟誓，不忘舊情，王氏說：「妾見中原男子，都是脆弱，及侍太子，始知人間有男子耳。」兀朮贈以明珠一顆，約定和議得成，便「相見有日」。又《如是觀》第七齣，把這件事更寫得極為露骨可恥，秦檜為搏取兀朮歡心，無計可施，竟教使其妻王氏扮作採桑婦人，誘引兀朮成親，秦檜且舉酒稱賀云：「但恐拙妻不堪侍奉太子，倘蒙不棄，臣之幸也。」王氏乃於枕席間向兀朮獻計，放他夫婿回國為奸細。以上這兩齣戲的類似情節，被《說岳》沿承而略加改動，使王氏成為秦檜與兀朮間陰謀的媒介。

《說岳》第五十回開始，便是描述秦檜夫妻歸國後，所做各種妒賢賣國的事。名義上雖是秦檜主持其事，背後均是王氏在設計促成的：因為王氏與兀朮有過親密的關係，比較善體金國的意旨，而隨時提醒並督促秦檜在宋朝為細作的任務。甚至，多數時候，她對於為金國服務以出賣宋朝的事情，表現得更為積極主動，且無所顧忌。《說岳》即以這種心態，把大部分的罪過推到王氏身上：

古人有云：「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不為毒，最毒婦人心。」那男子漢狠殺，有時或起一點不忍之心，惟有那婦人，稟著天地間純陰之氣，所以起了毒意，再無迴往之心。

第五十回，岳飛征討楊么將成，回朝報功，高宗發下三百罐御酒犒賞，那王氏竟瞞著秦檜，在酒裡下毒，作者云：「她的心上，思想藥死岳飛並那一般將卒，好讓四太子來取宋朝天下。你想這等心腸，豈非比蛇蜂更毒麼？」第五十九回，兀朮傳蠟書給秦檜：「若能害得岳飛，方是報我國之恩：倘得了宋朝天下，願與汝平分疆界。」秦檜問計於王氏，王氏要他矯旨召回岳飛，「然後再尋一計，將他父子害了，豈不甚美？」第六十一回，万俟卨與羅汝楫勘問岳飛，不能定供判罪，王氏乃以火筋在爐灰上寫著：「縛虎容易縱虎難」，並授意秦檜，藏紙條於柑皮內，命勘問官趁夜將岳飛父子勒死，作者詩云：「喪盡良心毒計施，婦人長舌匪夷思；黃柑斷送三良命，冤獄千秋載口碑。」猶有甚者，第六十三回，秦檜要處斬岳飛全家，經不起韓世忠夫人的質問，乃改判「發落雲南為民」；王氏卻說：「相公難道真個把岳家一門多免死了？倘他們後來報仇，怎麼處？」必要秦檜把岳飛家族趕盡殺絕，才能滿願。《說岳》這樣描寫王氏的陰狠歹毒，把秦檜名下的大部分罪責歸諸王氏的主使，一則諷刺秦檜的奸而無能，謀及婦人；一則讓王氏有機會向岳飛報復，因為他們前世有一啄之仇。

《說岳》所述秦檜罪狀，似僅「陷害岳飛父子」一項，作者說秦檜的被釋歸國，乃兀朮於牛頭山慘敗後採用的和平攻勢，因此，秦檜在宋朝的唯一任務，便是對付岳飛而已。根據《宋史》與《大金國志》的記載，秦檜歸宋為細作，最重要的工作是：促成和議以瓦解宋朝的鬥志。「殺岳飛」只是和議的條件之一。但《說岳》乃以岳飛的故事為主題，必然要刪減與他無直接關係的事蹟，故事中把秦檜同盟的時間改為「紹興四年初秋」，比正確的記載延後四年。此時，唯一他能做的，便只是剷除岳飛。再從本書的神話背景來看，鐵背虬龍投胎為秦檜，原只為報復大鵬岳飛的啄傷之仇而已。此外，他與其餘人事並無任何糾葛。

其次，《說岳》把陷害岳飛的陰謀，歸咎於王氏，簡化了秦檜本人的心機與才幹。但據引歷代史論家對秦檜人格的分析，可知他的城府之深，計謀之狠，絕不輸於王氏﹝註9﹞。且史書並無王氏參與秦檜奸謀的事。《說岳》歸罪王氏，乃從明清傳奇沿承而來的觀念。如《精忠記》第九齣、十一齣，秦檜兩次向王氏求教陷害岳飛的辦法，王氏云：「你如今差人告他一狀，按兵不舉，與金國同謀。奏過聖上，取回班師，送下大理寺勘問，暗分付問官，害他性命。一來報金國之恩；二來顯你大權。有何難處？」又《精忠旗》第六折，秦檜云：「且喜夫人與我同來，又多機警，可謀大事。」乃向王氏商量和議的計策，王氏云：「相公少年多讀了兩行書，留著道理在胸中，不好行事。如今把那些道理一齊撇下，放出毒手來。」這兩本傳奇都提到秦檜問計於王氏的事，但未能刻劃出王氏的精明歹毒，在《如是觀》傳奇中。對此才有較詳盡的發揮。第五齣，秦檜云：

又喜我夫人巧言舌辯，她原出自名門，乃王莽、王敦之後，欺君誤國，家教相傳，區區多賴她指教。前日金兵渡河，我夫妻被擄，一時沒了主意，我就與夫人商議……被她說得如醉方醒、如夢方覺，因此，我就一輟轉身來，虛心下氣，降了金邦。

王氏教秦檜的是：「你如今只得做個身在南朝心在北，上合天時，下合人意，我包你一生的富貴了。」秦檜讚云：「平生自謂能得失，全賴妻賢德。」第十六齣，王氏要秦檜矯詔調回岳飛，再謀個罪名，加刑殺死。秦檜說：「妙吓，此非人謀，真乃仙機也。」

上述三本傳奇的歸罪於王氏陰毒，為《說岳》所沿承，而又多加一項神話解釋：即女土蝠與大鵬的宿仇，這便使得整個故事與人物心態更加合乎情理。

再來談到關於「爐灰畫字」與「食柑藏票」二事，在南宋筆記《朝野遺記》有一則云：

秦檜妻王氏，素陰險，出其夫上。方岳飛獄具，一日檜獨居書室，食柑玩皮，以爪劃之，若所思者，王氏窺見，笑曰：「老漢一何無決耶？捉虎易，放虎難也。」檜犂然當心，致片紙付入獄，岳王薨於棘寺。

這則記載岳飛的死，乃王氏授意秦檜，令其暗殺於獄的。但據史家考證，殺岳飛一事，乃秦檜具獄，高宗賜死的﹝註10﹞。而這則記事歸咎於秦檜的擅旨謀殺，實有替高宗掩飾的意思。後世戲曲小說，多採用這個寫法：如《精忠記》第二十齣，王氏授意秦檜撈空柑子，藏紙其中，付與勘官，吩咐於風波亭殺害岳飛父子。《精忠旗》第二十四折，關於此事的內容，與《朝野遺記》全同，又熊編《演義》卷八「秦檜矯旨殺岳飛」，則兼有爐灰劃字及食柑玩皮的情節。《說岳》乃綜合《精忠記》的柑皮藏書及熊編《演義》的爐灰劃字而成。此二事的內容雖甚簡單，但因發生地點，都在秦府「東窗」下，就關聯到下一章要談的「東窗事犯」的相關戲曲及小說系統。在這裡，僅先提及其故事因緣。

最後，要談到另兩個與岳飛冤獄有關的奸臣：万俟卨與張俊。《說岳》第十回，秦檜將岳飛發下大理寺囚禁，因周三畏不肯審理此案，掛冠而去；乃改命万俟卨與羅汝楫共同推勘，這三人在第四十三回牛頭山之役，曾因侵吞軍糧而被岳飛杖責，心懷怨恨。後來投在秦檜門下，「如狗一般」的諂媚走動，終於被拔昇為大理官，代替勘問岳飛。他便想趁機報復當年的仇恨。依本書的神話背景，万俟卨乃大鵬在黃河邊啄死的團魚精轉世，既有宿怨，又結新仇，合該岳飛要死在他手裡。且據正史記載，万俟卨與岳飛也確有過節﹝註11﹞，万被《宋史》列於「奸臣傳」，曾陰助秦檜以誣陷岳飛。因此，後世戲曲小說便以反派角色的形象刻劃他。如《精忠記》第十七齣，万俟卨自道：

下官自幼不識文墨，長大那懂行藏，不分忠孝與賢良，到手何曾輕放？

作者把他寫成一個不學無術，善於巴結的酷吏。他又發明一種「按麻問、剝皮拷」的刑法，專門對付岳飛。第十八齣說明他與岳飛結怨的原因：「叵耐岳飛，我前日解糧到邊上去，略遲了些，被他細問起來，打四十棍。」

其次《精忠旗》第十二折，對万俟卨的嘴臉亦有痛快的刻劃，極盡挖苦之能事：

小人似我真乾淨，沒滲入些兒公正，借將他執抅蠢殘生，做我權門薄敬。若要做好官，好人抖一邊；若要好官牢，好心用不著。我万俟卨，心懷險毒，性賦貪污，但弄得他人有些不祥的機括，便與我無一毫利息，也笑上半年；只打聽得那家有些略好的風聲，並與我沒半點私仇，也惱成一病。做作無窮身分，先算計，搏換得當朝顧盼，只愁沒出色的卑膝奴顏，喜歡現在興頭，常思量，包攬盡舉世榮華，又管什麼……我便一生受用不盡。

這種小人形象，原要害盡天下蒼生的，也不專為岳飛而設，而岳飛卻落在他手裡。這些戲文內容對万俟卨的描繪，都在解釋他為何接理岳飛冤獄，且成為捏造供詞、殺害岳飛的執行者：除了賦性陰狠毒辣外，又因岳飛曾得罪他。這些因素，都被《說岳》沿用，且加入前世怨仇。

再來，談到張俊。在大部分的歷史記載裡，都把秦檜、万俟卨、張俊三位並列造成岳飛冤獄的主要人物；而就捏造岳飛父子謀反的證據而言，張俊的主意最多。《宋史‧岳飛傳》對於張俊忌恨岳飛的原因，記載甚詳。至少有七件事，但最根源的理由，則是張俊的「嫉妒」。據《宋史》列傳一二八云：張俊「起於諸盜」，徽宗年間從軍，征討群寇。汴京破，二帝北狩，他三次上表請高宗即位，因而深得寵信，累加拔擢，但其人格卻不佳，列傳云：「帝於諸將中眷俊特厚，然警勅之者不絕口：自淮西入見，則教其讀郭子儀傳，召入禁中，戒以勿與民爭利，勿興土木。」又《雞肋編》載軍中戲言「張太尉鐵臉，乃謂其無廉恥不畏人」。《堅瓠集》形容他「在錢眼中坐」，則是說他貪好財貨。綜合而言，張俊乃因勸進有功，得高宗殊寵，於是挾此恩榮而貶抑諸將。岳飛曾在他幕下為列校，後因戰功累積而晉位，與張俊齊等，且高宗曾對岳飛云：「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更使張俊妒忌，再加上岳飛的軍事才幹與人格威望，亦非張俊所能及：這些都伏下迫害的前因。紹興十一年三月，諸將奉詔班師，張俊察知秦檜主和，便力贊其議；又自動納還所統軍隊，以迎合朝廷收回諸將兵權的意旨。八月間，協助秦檜逼誘王貴與王俊出首岳飛叛亂的偽證，且私下逮捕張憲下獄刑求，誣陷他與岳飛謀據襄陽為亂。岳飛父子竟因這些莫須有的罪名而處死。起初，因為張俊附會和議，秦檜許以「盡罷諸將，獨以兵權屬之」，但岳飛死後，張俊不知退藏，妄想總攬大軍，秦檜乃唆使朝臣劾論其罪云：「俊據清河坊以應讖兆……他日變生，禍不可測。」於是將他罷黜逐出。紹興二十四年七月，張俊病死，高宗親臨祭奠，哭之甚慟，封為「循王」。

綜觀張俊生平，享盡榮華富貴，旦獨得高宗眷寵；但因貪狠妒忌，助檜殺飛，而成為後代唾責的罪人。明傳奇《精忠旗》提及張俊。第十七折「群奸搆誣」：

（張俊自道）：起於諸盜，頗負才氣，以勤王有功，累陞樞密使之職，素與岳飛有隙，每每要尋個什麼計較下手他，再不湊巧，幸得秦丞相心下著實不喜歡他，我正好趁此因風吹火，一來去眼中之釘，二來又奉承了丞相，豈不一舉兩善？

為此，他諂諛秦檜，陰貶岳飛，脅迫王貴與王俊，逮捕張憲下獄。這些事蹟，大抵都本於《宋史‧岳飛傳》而鋪演。此外，熊編《演義》卷七「秦檜定計制兵權」，亦述及張俊的劣迹云；諸將班師後，俱封樞密院職：

世忠等既承封爵，各具表會同謝恩。唯張俊懷不平。退居府中。自以為岳飛年少於我，初只列在將校之中，今日職位拔起，居我之上，必須謀陷之，方雪此恨。

於是決定「以罷兵首秦檜，將所部隸御前，庶示不復用兵之意；且力贊和議，重結於秦檜。」從此，兩人互相結納：「秦檜有所為，必謀於俊；俊圖得高位，亦盡心為之措置。」以後便是誣陷岳飛父子的故事。

《說岳》對張俊的描述，完全背離正史，且略去他參與岳飛冤獄的事實。第十二回，他以「右軍都督」的身分附從張邦昌、王鐸為武舉主考，受賄而迫害岳飛，曾對天立誓：「如有欺君之心，當死於萬人之口。」第二十五回，岳飛被張邦昌誣陷，牛皋領兵往救，張俊職居「後軍都督」，奉命出城抵拒，大敗而歸。自此，再無下文。到第六十九回，岳飛死後，岳霆等人在臨安打擂台，誤殺其子張國乾。第七十二回，黑蠻龍殺進三關，替岳家報仇，被張俊設計捕捉。第七十四回，高宗死，孝宗即位，平反岳飛冤情，捉拿秦檜黨徒定罪，張俊的罪狀為：「身為大將，不思報效，專權亂政。誤國害民。」應處以極刑。第七十五回，臨安百姓因張俊往日作惡多端，都恨之入骨，商得岳夫人恩准，把張俊綁在樹上，一人一口，把他活活咬死，應驗了當日武場的誓言。

《說岳》如此描寫張俊，只為說明「報應不爽」的觀念，卻無具體的罪狀，不足以說服讀者。但故事這樣演述，竟影響及於民間的習俗，《庸閒齋筆記》有一則記載云：

小說家無稽之語，往往誤人。《岳傳》載張俊陷害岳忠武，後為諸將咬死，於是吳俗遂有「咬死人不償命」之說﹝註12﹞。

這是出乎意料的附帶作用。更有趣者，清朝光緒年間，周潁芳所編《精忠傳彈詞》第五十回，敘及一段張俊的故事。大略云：岳飛軍屯駐朱仙鎮，兀朮無處進兵，乃命喇罕分兵往取淮西，因為：「張俊坐鎮其地，能力本弱，較易攻取；加以張俊係與秦檜同黨，此去必能制勝。」又云：張俊在淮西，仗著秦檜勢力，無惡不作。父老不堪其虐，參謀造反。張俊猶不在意，仍與擄得民女作樂。後聞知金兵到來，卻說：「就失了這淮西，也值不得什麼大事，且等四太子進了長安，殺了那昏君……你可曉得老爺是秦相門下第一個得意的人？秦相是私通金人的，兩下俱有關照，只要候喇罕二大王來至城下，你老爺自會門城迎接的。」便換了金邦官服要出城降順，百姓卻於此時叛變，張俊大驚，從狗洞逃走，卻跌進一個「過往行人溺便窩」，幸得家奴救起，作者形容他的慘相：

糞蛆入耳溺滂沱，幾番跳躍無門路，流來蕩去急如梭……齷齪情形言不盡，有污霜毫寫佞臣，地中爬起奸張俊，臭氣薰天了不成；渾身尿糞糊頭面，從何下手脫衣襟？內中有個高年僕，硬著頭皮代洗清；上下衣衫都脫下，宛若豬羊待典刑。

又家奴為他洗刮乾淨後，唯有臭氣去不掉，他說：「臭氣倒隨他去罷，秦相爺也有這股氣味呢！」這本彈詞把張俊諷刺得極為不堪，足見民間自有公論，敢於史實之外，表達他們對古今人物的批判，並執行所謂的情感制裁，張俊便是一個觸犯民間公憤的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