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部將的分類與相關問題

在一部以英雄傳奇為主的歷史小說中，除了主要角色的英雄之外，往往還有一批常隨身邊，同甘共苦的伙伴，這些伙伴可稱為「英雄的四肢」，他們的作用，形式上為英雄壯聲色，心理上給英雄作支援，並於行動上彌補英雄的不足；此外，他們在小說中還有某些特殊功能，如參與主情節以製造副情節，對比或烘托主角的人格，假如說英雄是樹幹，這批共患難同生死的伙伴便是樹枝，從英雄主幹延伸出來，各自指向四方，形成力量的輻射，他們是英雄的護衛與眼目，英雄把血液（道德觀念與事業理想）灌注給他們，使他們參與而共同開創新局面。他們是附著於英雄而又獨當一面，但英雄樹幹只是挺直向上，同時舉起這些枝杈；而這些枝杈伸向四方，擴展「蔭蓋」範圍的同時，是以各種「傾斜」的角度生長的，因此，他們的生命雖與英雄共枯榮，卻比英雄多一分「邪氣」。並且，他們是經由樹幹而間接立足於地上，故對於塵世的責任、道德規範，較不直接觸及且受其限制，他們自足於以英雄為中心的團體恩義，聽從英雄的直接指揮，也只向英雄負責。即是說，他們較忽略一般性的社會關係，只對英雄個人依賴、助長、親近、效忠；分享其榮耀，分擔其悲苦，若不發生於英雄切身的利害，他們常袖手不管。這些伙伴是英雄不可缺少的，也經常是惹禍的來源。他們一向受到英雄的支持，遂與社會疏遠，為了維持小團體的尊嚴，他們往往對外界敵視，不能容忍英雄對他人（政府及文臣）的卑屈與服從。他們心目中的英雄是最偉大的，不許再有更高的個人或團體來抑制他、迫害他。

第一節  部將的分類

《說岳》的主要英雄當然是岳飛，而環繞他週遭的伙伴，大路可分成幾個類型：

一、早期伙伴

包括從小與岳飛一起成長，或在岳飛初出道便相交伴隨，而後來又與岳飛最親密，相處最久的老伙伴。如王貴、張顯、湯懷三人，從小與岳飛比鄰而居，且一起與周侗讀書、學武；後來又聽從周侗遺命，結拜為兄弟。此外，牛皋於周侗死後，前來投奔，被岳飛收留，教他識字習武。這四個人陪伴岳飛度過幼年與少年期，直到岳飛完婚歸故里，槍挑小梁王，始終不離左右。比這稍晚的還有施全、趙雲、周青、梁興、吉青五位，原是紅羅山賊，後與岳飛結拜而放棄山寨，跟隨岳飛回湯陰故居同住（見第十五回）。

這九個兄弟與岳飛訂交最旱，有較多同甘共苦的經驗，並且矢忠不二。他們在高宗即位前已出場。岳飛被重用而逐步實踐其報國事業時，他們成為岳飛最基本、最得力的助手。但在岳飛家居期間（即《說岳》第十五回到第二十一回之間），這九個兄弟與岳飛有段「劃地絕交情」的插曲。﹝註1﹞這段插曲在對比下顯示岳飛品格的高尚與操守的堅定；兄弟們雖修養較差，行為苟且，對岳飛均是忠誠不二，講究義氣的。

在這九位早期伙伴之外，當岳飛得到高宗任命而封官後，由其名氣與功業的感召，陸續又有加入岳飛軍隊的某些武力集團，也都成為岳飛的基本部屬。這些後期伙伴依其來源性質可分為：

二、自動投靠者

包括四小類。第一，一般山賊：岳真、呼天保、呼天慶、徐慶、金彪（臥牛山）；諸葛英、公孫郎、劉國紳、陳君佑（猿鶴山）；董先、陶進、賈俊、王信、王義（九宮山）。第二，梁山後代：阮良（阮小二）、關鈴（關勝）。第三，王官後裔：張立、張用（張叔夜）；張憲（張所）、狄雷（狄青）、鄭懷（汝南王）、張奎（東正王）、高寵（開平王）。第四，其他：張保、王橫、耿明達、耿明初、孟邦傑。

這部分人物的來頭比較複雜，有些本是佔山為王的草寇，有些本是耕讀漁樵的良民，有些則是沒落無聊的貴族；但他們都共同有著愛國報國的決心，並且武藝出眾；而這兩個特點也是岳飛本身具備而使人敬服的。他們慕名而來，被岳飛收容後，都放棄本行、官爵與習性，而伴隨岳飛左右，效命於其事業理想。《說岳》只簡單的介紹他們的來歷，卻沒有屬於他們個人的傳說事蹟，他們直接附屬於岳飛的事業；在收編為正規軍，得朝廷封職後，只依個人派定的職務，配合著大規模軍事行動的整體計劃，此外便很少有獨立的表現，唯少數幾位有特殊戰功（如張憲、岳雲）及特殊職分（如張保、王橫）的人物，曾多次被提及，其餘者幾乎都被忽略了；他們似乎變成一份在每場戰役中被隨意調動，排列任務的名單而已。

三、招降的流寇

這些人原與岳飛立場敵對（與朝廷為敵），不肯相讓，後被岳飛擊敗而投降，在岳飛護持下，帶罪立功，輔助岳飛完成剿寇禦侮的事業。這些原都擁有重兵，雄霸一方；甚至僭號稱帝，與宋朝敵體相抗；降靠岳飛後，於軍事方面的才能，有較優異的表現，而為岳飛倚重，如楊虎（太湖）、余化龍（鄱陽湖）、何元慶（棲梧山）、楊再興（九龍山）、戚方、羅綱、郝先（太湖）、王佐、嚴奇、羅延慶、楊欽、花普方、伍尚志（洞庭湖）等。南北宋之際，由於朝廷正規軍不堪驅使，岳飛又非宿將出身，這些基本部屬及土匪流寇的收編運用，對岳飛定亂禦侮的功業，有著決定性作用；並且，這些人物的出身來歷，與正史記載有很多相應之處，如潰軍、保聚、流寇的「招安」政策；而他們的姓名、事蹟，有許多是取材於正史的，以下即論列之。

據李編《年譜》，岳飛於宣和四年從軍後，曾依次隸屬於劉韐、劉浩、張所、宗澤、杜充；建炎三年十一月間，杜充棄建康降金，岳飛獨以所部兵馬與金人轉戰於建康附近。其後，屢以戰功陞遷。建炎四年，其部隊人數已有七萬餘人。其後，討曹成、李成，及光復襄陽、信陽諸郡，所用部隊，都是從這七萬人精選改編的。紹興五年平楊么，收其降卒，而致水陸部隊增至十萬左右，此後，每視情況需要，略有縮減或擴編。紹興十年，奉准北伐，除本部軍馬，更於敵後成立「忠義軍」，紹興十一年冤歿時，所部官兵總數十萬零九百人。至於所屬部將的編制員額，在紹興五年八月以後，為三十人，其後又增入兩河豪傑趙雲、王進等八人，共計可三十八人。﹝註2﹞從這些記錄分析，岳飛所統軍隊與部將的來源，可分三種：一是朝廷撥付的正規部隊與軍官，如牛皋、徐慶、王貴、董先等；二是於國內各地剿寇時收編的降卒降將，如潰卒及湖寇張用、楊再興、楊欽等；三是自動與官軍聯繫或來歸的敵後忠義軍，如李寶、梁興、趙雲、李進等。在《說岳》的敘述，岳飛所有部將，幾乎全是他個人從山賊、巨寇裡招降結拜的，未提及任何朝廷指派的正規軍；並且，岳飛的軍隊，除最初由張所撥付的八百人（第二十二回）外，其餘多是自動歸附的山賊與降卒。雖然他於牛頭山保駕時，曾得高宗拜封「統屬文武兵部尚書都督大元帥」，授權節制天下各路軍馬（第三十七回），但這些勤王軍隊均不歸他直接統屬。這是不合史實的，但《說岳》為何強調岳飛軍將的來源多是賊寇？它必然與南宋初期的特殊現象有關，也就是所謂「潰卒」、「盜寇」、「忠義軍」等問題。據孫述宇的研究，岳飛與南宋初年這三類民間武裝，有著深切的淵源。﹝註3﹞綜合言之，這三類民間武裝在南宋初年，曾發展出極盛的勢力，而朝廷對他們採取的政策也不一致，有遠見的相臣將帥多主張與忠義軍密切聯繫，對潰兵軍賊則視情況而剿撫並用，對國內盜賊則全力征討並遣散其徒眾。南宋初，由於傳統編制的正規軍不堪使用，必須另謀軍源，但朝廷對於是否收編潰兵及倚重民軍，在態度上多有不同：如汪伯彥、黃潛善等，力主和議，且對民軍深懷戒心，因此反對收編；又如李綱、宗澤、張所、張浚等，雖贊成利用民間武裝，卻因士大夫出身而不信任這些下層民眾。只有岳飛，既堅決主戰，且善能招撫這些民間組織，給予充分的汰選改編，作為有效的兵源，這是因為他出身的階層與潰兵、民軍相同，他的生活習慣及思想感情與他們沒有根本上的差異；並且，他從軍的初期，也經歷了為求糧而流竄，為求存而保聚。事實上，岳家軍的組成，主要就是軍賊與忠義民兵。﹝註4﹞從他的部將的來歷分析，可明顯的看出：由朝廷撥付的正規將士，大約只有吳全、吳錫、李山、趙秉淵、顏孝恭、崔邦弼、任士安幾位。餘如張憲、王貴、徐慶、牛皋、董先、李寶、傅慶、姚政、龐榮、王萬、王別、楊再興、郝晸、傅選、翟琮、李橫、李道、張、蘇堅、邵隆、李興等人，都曾經是軍賊或保聚的首領。後來又有梁興、趙雲、董榮、李進、張峪、孟邦傑、喬握堅、趙俊等人，也是忠義軍來歸的；而張用、黃佐、楊欽、李宏等，本是軍賊或盜賊來降的。

其次，據正史，在岳飛的復國方略中，自知僅憑麾下十萬正規軍，要直搗黃龍，是不可能的，他把希望寄托在淪陷區的武裝民眾，因此，積極的佈署敵後忠義軍的策應工作，曾派遣梁興、李寶到兩河與山東聯絡忠義部隊，且據說岳飛在對這些民間武裝曉以民族大義之餘，也會送去一些物質獎勵，如金帛、糧食、武器，及委任的官誥等，而岳飛向北方進軍的三次行動，曾得到忠義民兵的幫助。﹝註5﹞

從上述論析，可見岳飛與這類民間武裝組織的關係，再回來看《說岳》中岳飛部將的成分。前列的名單中，於史有徵的共十四位，其中《宋史》有傳的為牛皋、張憲、楊再興三人，餘為王貴、施全、趙雲、梁興、徐慶、董先、張用、孟邦傑、王佐、楊欽、戚方。以下就這十四人分析其正史記錄及小說的轉型。

1、梁興、趙雲、孟邦傑

這三位在史書中都是「忠義人」，較著名的是梁興，他與李寶分別從太行山及山東來歸，又分別被遣回敵後工作，聯絡淪陷區的忠義武裝。李寶於《宋史》有傳（列傳卷一二九）、《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四、二○六也有幾段完整的談到他的出身、投奔岳飛的經過，以及在岳家軍的活動。梁興在史書中只有零碎片斷的記載，且語焉不詳。但孫述宇先生曾考證出有關梁興的小名「梁小哥」及一些抗金事蹟，他對宋朝的功勞甚多，均被史書忽略了，可能是他一直留在淪陷區，不曾在宋朝任官。﹝註6﹞李寶則於紹興十年，隨岳飛班師，撤退到河南境內；紹興三十一年，參加抵抗完顏亮南侵的戰役，在膠西海面大捷，保存了宋祚，官拜節度使，另外，趙雲也是跟隨梁興來歸的，﹝註7﹞紹興十年曾與梁興合力攻打金人。孟邦傑也是忠義軍統制，紹興十年，受命與王貴、牛皋、楊再興分布經略兩京諸郡。

以上是有關梁興等三位忠義人的正史記錄。後代的戲曲小說唯熊編《演義》卷二「岳飛計劃河北策」提及，建炎元年八月，岳飛歸屬張河部下時，基本部屬十七位，已有梁興、趙雲、孟邦傑在內；且後來岳飛出征時，此三人亦曾分別出現在戰陣裡。這是不符史實的，因為此三人投奔岳飛的時間，較可能在紹興以後。熊編《演義》敘述岳飛部將，多不據史書，且未說明其出身及來歸，總是無端出現，又隨即消失。至於《說岳》對這三人的描述，也頗離譜：第十五回說梁興、趙雲本是紅羅山強盜，而岳飛結拜後跟隨出征立功，第六十三回岳飛冤死後，他們逃入太行山為盜；第七十八回孝宗即位，岳飛沈冤昭雪，他們接受朝廷招安，與第二代小英雄往征金國，卻死在妖僧普風的黑風珠下。這裡雖未提及「忠義人」的字眼，但第六十三回所說他們在「太行山」落草與招安，可看作是保聚抗金的暗示。其次，孟邦傑在《說岳》裡是山東人，在劉豫降金封官後的轄區內，第三十三回，劉豫次子劉猊打死孟太公，孟邦傑報仇不成，亡命在外，與臥牛山賊岳真等結拜後，同去投奔岳飛。第三十五回說他與湯懷押送軍糧經過樊家莊，被招為女婿。此後，便無下文。這些敘述文字中，可與正史所謂「敵後忠義人」發生聯想的只有：祖籍山東，與劉豫有仇、曾與山賊聚義等。

2、黃佐、楊欽

這兩位都是洞庭湖寇楊么的部屬，被岳飛勸降投順。《鄂王行實編年》及《宋史‧岳飛傳》對他倆的來降事蹟，亦有載錄。﹝註8﹞後代戲曲如《奪秋魁》傳奇第十八齣，楊麼（么）點將時，有楊欽、楊佐二位，但無降黃順岳飛之事。熊編《演義》卷五，描述岳飛招降黃佐的情節，已頗曲折：先是岳飛遣人招諭湖寇，黃佐乃領數人來見，甚得禮遇且隨即授官。次日，岳飛自帶一、二人親到黃佐寨中回慰，以表對降寇的誠意，黃佐感佩，率眾羅拜帳下，又置酒款待。岳飛將醉時，撫黃佐的背說：「君知逆順禍福，若能扶持江山，救濟民苦，他日富貴當共之……我欲煩足下親入湖去，勸其可招者，說與利害，以牓招之，引他來降；有不從招者，察其可乘之機，就擒而殺之。」接下去便是黃佐勸降楊欽、襲周倫寨等事，與正史同。

關於黃佐的傳說，還有一段「斷臂假降金」的故事。在清乾隆以前的一本《十二金錢彈詞》中被記錄下來，內容大略是說岳飛與兀朮的大軍在朱仙鎮對壘，金營裡突然來了個陸文龍，驍勇異常，連斬岳家軍數位偏將；岳營又派出嚴成方、何元慶、張憲、岳雲、余化龍五人聯手，採車輪戰法，仍敵不過，最後，王佐想出一個苦肉計，自斷左臂，到金營詐降，被兀朮收留，封為「苦人兒」，准他在營中任意行走。王佐設法找到陸文龍，用「越馬歸南」的典故，道破陸文龍的身世，原來他是河間節度使陸登的兒子，從小被兀朮養大。王佐勸動他反正歸宗。其後，金營預備以「鐵浮陀」轟炸宋軍，幸得王、陸二人箭書通知，岳家軍才得逃過此難。

《說岳》裡關於王佐與楊欽的故事，比前述正史及戲曲更複雜曲折。第二十二回，二帝北狩，中原無主，盜賊橫生，岳飛在家鄉等待時機。有洞庭湖通聖大王楊么，遣部下王佐以金珠、戰袍、玉帶來招聘岳飛入夥，岳飛不知底細，與王佐結拜，而後王佐說明身分及來意，被岳飛嚴厲訓斥：「我岳飛雖不才，生長在宋朝，況曾受承信郎之職，焉肯背國投賊？」到第四十八回，岳飛奉旨討楊么，重提結拜往事，以招降王佐，於是演出「王佐計設金蘭宴」謀刺岳飛的情節，幸得牛皋與諸將的護救，逃過一劫。﹝註9﹞第五十回，楊么的軍師又佈置一個「火燒金山」的圈套，利用王佐招騙岳飛，但此計仍被識破。岳飛兩次受騙，並不責怪王佐，王佐感念這種寬容與義氣，乃私下邀嚴奇投奔宋營。又第五十五回、第五十七回，即演述王佐斷臂假降金，說陸文龍歸降、箭書密告鐵浮陀等故事。其內容與前述《十二金錢彈詞》完全相同，只不知孰先孰後，而沿襲的痕迹甚明顯。

至於楊欽，《說岳》第四十九回說他是楊么族弟，是個柔弱的文人。「因逆兄不知天命，妄行叛逆」，他為了「保全祖宗血食」，便向岳飛獻出一冊洞庭湖的軍事地圖，暗助宋軍破了楊么水寨。這樣的描寫，遠離正史中楊欽的形象，甚至遮蓋了他的湖寇身分。

3、張用、楊再興、戚方

這三位在身分上應屬於「軍賊」，而他們與岳飛的關係也較曲折。據史載，張用與岳飛同是相州湯陰人，曾為宋朝弓手，利用民間警報而招聚民眾，又與曹成、李宏、馬友結義，互相支援。其後，接受宗澤招撫時，已擁有部眾數萬人，分成六軍。宗澤死後，杜充繼任留守，於建炎三年正月，派桑仲、李寶、岳飛、馬皋會兵突襲張用，張用聯合王善反擊，爆發了「南薰門之戰」。結果是張、王獲勝，但張用隨即引兵西去，在京西接地千里，號為「張莽蕩」。又常為軍隊糧餉問題，接受朝廷招安，屢降屢叛，後來在淮西受閭勍撫招，娶「一丈青」為妻。建炎三年七月，曾於「鐵路步」為岳飛所敗。紹興元年五月，以五萬人馬寇江西，岳飛前往招降，他對妻子說：「飛果吾父也，敢不降？」乃解甲歸降。

其次，楊再興於《宋史》有傳（列傳卷127），他曾為軍賊曹成部下，紹興三年閏四月，岳飛大破曹成於莫邪關，楊再興領兵抵抗，被逼躍入澗中，受縛往見岳飛，岳飛奇其貌，勉以忠義報國而放之。此後便在岳家軍中效命，多有功勞。紹興十年七月，岳飛大敗兀朮於郾城及五里店，楊再興以三百騎追擊金人，與兀朮大軍遇於小商橋，遭亂箭射死。據說他死後，焚其尸，得箭鏃兩升。後人即於小商橋北立廟紀念。明代王祖嫡並撰一篇〈宋楊將軍祠碑記〉以誌之。﹝註10﹞

再則是戚方，據云他原為軍賊孔彥舟部下，後來殺上司，投杜充。杜充降金，他首叛為盜，併扈成的軍隊。建炎四年，岳飛奉詔往討，逼其走頭無路，乃降張俊。張俊為之置酒求赦，岳飛云：「飛與方同在建康，方遽叛去，固嘗遣人以順逆喻之，不聽，屠掠生靈，騷動郡縣，又誘殺扈將而屠其家屬。拒命不降，比諸凶為甚，此安可貰。」張俊再請，岳飛乃赦之。又據《鄂王行實編年》云：建炎三年十一月，岳飛於廣德與金人戰，戚方曾以手弩射岳飛中鞍，飛藏此箭，云：「他日擒此賊，必令折之以就戮。」但後來還是赦免其死，降宋後，他憑著為盜掠奪的金銀，交結臣僚內侍，官運亨通。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南侵，他以大將軍身分駐守潯陽。次年且會合淮北忠義，收復壽春。﹝註11﹞

後代戲曲小說如熊編《演義》曾提及此三人，唯內容與史載略有出入。卷四「岳飛用計破曹成」云：生擒賊將赦通、楊再興，收為首將，卷六「小商橋射死楊再興」云：再興縱馬上小商橋，前後受敵，乃大叫「今日當以報岳將軍也！」縱騎衝突，為亂箭射死，又卷四「劉子羽分兵拒敵」云：飛致書張用招降，張用妻云：「我與君本躲避金兵，被人逼迫至此，豈肯冒盜賊之名哉？既岳統制有書來勸，正當返邪歸正，衛國立功，豈不為美？」張用曰：「岳統制果是我再生父母也，敢不服從？」又卷三「岳統制楚州解圍」云：岳飛奉詔征剿叛將戚方，戚方棄眾歸降張俊，張俊置酒為他求情，岳飛怒云：「此賊處心不忠，難以別賊比，昔或在廣德與虜對敵之際，他暗射吾，即令不令人知，藏之囊中，待彼有逆意，必令斬之。今日果然。」乃出示暗箭，張俊對戚方云：「汝既叛主將，復為盜賊，罪不容逭矣。」即令斬之。

熊編《演義》保留了此三人的軍賊身分，且於張用、楊再興事蹟的描述，大致符合史實，唯於戚方，則多捏造，如云戚方曾為岳飛部下，及走降張俊後仍然被殺。﹝註12﹞這些捏造的情節，可能是一種文字懲罰，不肯令叛賊安享天年。這種民間式的報復心理在《如是觀》傳奇裡，表現得更徹底。第二十二齣，把戚方說成是秦檜府中豢養的刺客，受命往宋營刺殺岳飛，第二十四齣，戚方自述其身分云：「我自小弓馬熟嫻，膂力過人，流落錢塘，翦徑為活，被官兵獲住。幸秦丞相……收為家將，十分抬舉。……近為岳飛不遵和議，差我前來行刺……。」第二十五齣，他暗射岳飛一箭，往投兀朮。岳飛乃詐稱中箭死亡，設計大破金兵，捕捉戚方回朝與秦檜對質，勘明其叛國刑責，從這段情節看，戚方的形象已甚惡劣了，變成秦檜的刺客。

這三個人的故事，在《說岳》裡衍化改動得更無稽，除姓名之外，其他形象細節與正史多不相關。第十七回說張用、張立二人都是河間節度使張叔夜的兒子﹝註13﹞，因為懷疑其父降金而相約離家出走。第三十四回則說他兄弟二人被金兵沖散，直到岳飛駐紮藕塘關時，張立才來投奔，而張用卻在曹成部下任茶陵關總兵，向岳飛獻關投降，其次，關於楊再興，《說岳》第十回說他是山後楊令公的後代﹝註14﹞，曾與羅延慶私搶武狀元，均被岳飛打敗。楊再興乃到九龍山落草為寇。第四十八回，岳飛往剿，楊景夢授「殺手鐧」剋制「楊家鎗」，楊再興敗陣請降，與岳飛結拜。第五十三回，領隊追擊兀朮敗兵於朱仙鎮，誤落小商河，陷入淤泥裡，被亂箭射死。這裡的楊再興，顯然因為驍勇善戰而死得悲壯，才被附會為楊家將的後人。再來談到戚方，《說岳》第四十八回說他是太湖水寇，兵敗後被岳飛擒降並結拜。第五十二回，隨軍往剿洞庭湖寇，因誤殺王佐的兒子，被軍令重責三十大棍，懷恨在心，曾兩次暗箭射岳飛，事敗，岳飛要他改投張俊軍隊，另謀出路，卻被牛皋一鐧打死。《說岳》對戚方的描述，除解釋他放暗箭的理由外，其他情節都不如熊編《演義》所述的曲折豐富。作者似乎原諒了他的惡行。

4、王貴、牛皋、施全、董先、張憲、徐慶

在正史裡，這幾個人物改隸岳飛部下時，都已是朝廷的正規軍官；且後代岳廟中配享岳飛的六位將軍中﹝註15﹞，這裡即佔了五個。徐慶是最早跟從岳飛的部將，但有關他的出身事蹟的記錄卻最少，正史只說他曾與王萬共擒賊黨姚達、饒青等十數人，又曾捕滅亡將李宗亮，並跟從攻打固石洞，勘定隨州等。死後追封「昌文侯」。

董先，原為翟興部下，曾叛降偽齊，後受招反正，任鎮撫使，歸岳飛節制，於收復唐州、鄧州等，多有戰功。尤其漢上之役，他與牛皋奉命迎戰，以擊鼓誘敵之計，出奇兵大破虜騎，得馬三千匹，岳家軍勢大壯，岳飛下獄時，他曾受秦檜誘迫，作不利於岳飛的證詞，﹝註16﹞後更屈從張俊而取得軍職高階，死後封「煥文侯」。

王貴，建炎元年曾聚眾萬餘人，往來河上為盜，後降於宗澤，隸屬岳飛，據說他勇力絕倫，相隨岳飛，攻伐甚多；擒劉忠、張聚；擊張威、破郭開；擒姚達、饒青；於收復唐、鄧二州，亦有戰功。又與牛皋等共定河西諸郡，又與岳雲等破兀朮於穎昌。岳飛冤獄初起，秦檜與張俊誘迫王貴執捕張憲以告發岳飛。﹝註17﹞他原不肯附會，反而說：「相公（飛）為大將，甯免以賞罰用人，茍以為怨，將不勝其怨矣。」張俊又以私事脅迫他，他恐懼而聽命。岳飛死後，王貴因此事而升職，歿後追封「尚文侯」。

張憲於《宋史》有傳，他是岳飛的愛將，相從甚早，戰功甚多，如破曹成、平楊么、復隨鄧二州、戰穎昌陳州臨穎等。岳飛入獄後，張俊使人誣告憲與岳雲謀據襄陽叛變，以營還岳飛兵柄，乃執之，由張俊親自拷問，備受刑拷而不肯屈招，張俊乃自作供詞，下之大理寺。後岳飛以「眾證具獄」而賜死，憲亦坐罪斬首，家屬流徙。紹興三十二年，冤獄平反，追贈官職。後又追封「烈文侯」，由於張憲與岳飛的關係特別深刻，有人訛傳他是岳飛之婿。﹝註18﹞但不可否認的是，岳飛的確愛其才而屢加提拔，在岳家軍的地位也最高，岳飛不在軍中時，每代領指揮之責。紹興年間，民間將他與岳雲合祀，稱為「資福廟」，傳說二人冤魂屢次顯聖。

施全與岳飛生平並無直接關係，但他曾經行刺秦檜，而為時人欽重，乃有說他曾為岳飛部下將校者。﹝註19﹞《老學庵筆記》云：「秦檜之當國，有殿前司軍人施全者，伺其入朝，持斬馬刀邀於望仙橋下砍之，斷橋一柱，而不能傷，斬全於市，觀者甚眾，有一人朗言曰：此不了事漢，不斬何為？」又《避暑漫抄》云：「秦檜之十客……施全以刺刃為刺客。」秦檜遇刺乃紹興二十年正月之事，施全於受刑時說：「舉國與金為仇，爾獨欲事金，我所以欲殺汝也。」後來據說秦檜每次出門，必定要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註20﹞。這個暗殺事件雖沒成功，但對當時社會人心，曾造成很大的衝擊。朱熹云：「舉世無忠義氣，忽自施某發之。」﹝註21﹞杭州有施全廟，民間私諡他為「義烈將軍」。據明神宗萬曆年間，張應登〈諡義烈將軍施公碑〉云：「夫諡法：為國除害曰義，安民有功曰烈……檜主和市國，推刃忠良，使薄海臣民，敢怒而不敢言者，幾許年所矣。自全一舉，天下始曉然知其罪狀，為人間世所勿容，其戛戛焉鳴其為賊，迄於今無所蓋藏……是欲除一時之害，因以除萬世之害……。」這正是把他的奮身擊賊，比諸張良的博浪沙之錐，雖不成功，而使士民奮起，其正氣之流形，原不可以成敗論也。清王曾祥〈眾安橋施將軍廟碑〉亦云：「行不必軌乎道，而合乎人心之同；事不必成於時，而傳為後世所快。此發於意氣之正，不牽於利害計較，故感激里兒巷婦，歷久不沒，而儒生之責備有所不得施……是則將軍之刺檜，克亦磔，不克亦磔……將軍何為者？或曰：岳忠武之死，將軍痛焉，為之復仇爾。按將軍刺檜，距忠武死且十載，將軍與忠武尊卑異分，內外殊地，必無生平握手之雅……。」這段話正面的意思是表揚施全刺檜，為發於大公至正的意氣，而無私人恩怨的摻雜。但另一層則說當時有人把此事與岳飛的遇害，結合來看，而說施全是岳飛部下軍校，他的刺檜是為岳飛報仇。後者說法並無正史根據，卻代表大多數民眾的共同看法，他們認為秦檜生平最大罪惡乃主持和議，及藉此殺岳飛，而施全捨生刺檜所表現的義烈，堪與岳飛殺身報國的精忠比擬。自從岳飛父子冤死後，士民胸中積抑了十年的憤氣，才得由施全的奮身一刺而發洩。若說施全刺檜是為古今人心報復岳飛冤死之仇，並無不可，後代的戲曲小說多採取這個看法，甚至把施全列入岳飛部將。

以上略述正史有關徐慶、董先、王貴、張憲、施全五人的傳略。﹝註22﹞再來看戲曲小說對這五個人物的描述。《精忠記》於岳飛部將只提及「兩個孩兒岳雲、張憲」及「前部鋒王貴、牛皋」。按戲文的意思，張憲似是岳飛的養子，且年紀比岳雲稍小。﹝註23﹞雲、憲二人後來被岳飛騙到獄中領死，因為岳飛怕這兩個孩兒「知我受此冤屈，必然領兵前來報冤，那時難全父子忠孝之名。」（第十八齣）三人死後即蒙玉帝封授為雷部都元帥及總管（第三十二齣）。至於王貴、牛皋在劇中似僅作為點綴，除提及姓名外，並無其他事蹟可述。例是施全，連續在兩齣節目（二十九、三十）中詳述他行刺秦檜的經過：劇中說他是「岳少保帳下副將」，其行刺的決心是：「奸臣施巧計，酷意害忠良，我今行刺去，便死有何妨……一則報主人大恩，二則替天下人雪忿，乃吾之願也。」正符合了大多民眾的設想，但正史記載他行刺的地點是「望仙橋」，彼時秦檜正要路過上朝。《精忠記》則說施全躲在「眾安橋」下，﹝註24﹞欲趁秦檜往靈隱寺設齋途中突擊，但因秦檜座馬「遇刺客不行」而致施全未曾下手便被擒處死。這段情節，較諸史書記載，有更週全的發揮。

其次，《精忠旗》第二折提到「牙將張憲、王貴，俱有兼人之勇」，張憲且曾為岳侯湼背刺字，王貴則因部下盜民蘆筏而受杖責。第十七折，張憲被誣「謀據襄陽，營還岳飛兵柄」，因而下獄；王貴則被脅迫出首張憲之罪，他本不肯從賊，但張俊以「也串入張憲一黨，先將他敲死」為恐嚇，他只得服從，又第三十一折敘述施全行刺的故事，施全自道：「近喜新援功例，充了個殿司小校，無奈忠良滅迹，奸佞橫行，岳家爺為著一片報國丹心，反惹下三字誣天黑獄……人事至此，天道可知，眼見得這江山，都成朔漠了。我施全不曾講過忠君愛國的套數，只有眼裡看不得，肚內撇不下。」這段話刻劃出施全的心直性烈，至於行刺乃是臨時起意的：「罷罷，我施全要這條命何用？就拚一死，也替天下除個禍害。」結局當然是行刺不成，反為所害。

熊編《演義》卷二「岳飛計劃河北策」云：建炎元年岳飛隸屬張所時，帳下部將即有張憲、王貴、董先、牛皋等人；卷四「岳飛兩戰破李成」載紹興四年，有徐慶姓名。但這些人只在戰陣出現，並無個人事蹟。唯卷五「岳飛定計破楊么」一則，敘述王貴作戰不力，被岳飛責打一百大棍，伏下後文被張俊脅迫誣告張憲的前因。直到卷七「岳飛上表辭官爵」一則，王貴果然因張俊採到他幾條違法私事，要拿他問罪，並全家流徙，他經不起苦逼，才附從奸黨，誣陷岳飛父子，這些故事都不背史實。又卷八「東陽市施全死義」完整的敘述施全行刺的經過，比正史及前述戲曲更加詳盡：岳飛死，和議成後，秦檜加恩橫行，民眾畏懼；「後軍施全」心懷不平，雖與岳飛並非同僚親族，但感念岳侯父子報國全宋的功勞，深恨秦檜的濫施冤戮，乃決意行刺：「一為蒼生除害，二為岳侯報冤。事不成，亦做個奇男子也。」於是埋伏路側，以利刃刺入秦檜轎中，但為轎幔所阻，束手就縛。秦檜拷問誰為主使，施全說：「汝乃罔君敗國之賊，天下人皆欲殺汝，豈獨我乎？」乃從容就義。這段情節在不違正史的範圍內，充分刻劃施全的義烈形象。並於後文補述此事的影響：自此，秦檜出入，每用五十餘人持刀隨行；又「自斬施全後，自覺神思疲倦，舊疾復作，竟不知所以也。」從這裡導致病重身死，就這結局而言，施全的行刺是成功的。

較後出《如是觀》、《奪秋魁》兩本傳奇，於岳飛部將只提及王貴、牛皋二人，且以付、淨，或末、丑的角色出場，所述事蹟多不正經，大抵重在牛皋的塑造，王貴則居於陪襯地位。對《說岳》的王貴與牛皋造型比較有影響的是《奪秋魁》傳奇第二、五齣，說到此二人原是綠林小賊，後與岳飛結拜，改邪歸正。曾因籌湊上京趕考的旅費而於小路打劫，被岳飛識破並作弄一番。

《說岳》對這幾個人物的描寫，有其獨特的作意及傳說淵源，譬如王貴，由於附從張俊而誣陷岳飛父子，故正史及《精忠旗》、熊編《演義》，都敘述他這個人格污點，並對他的相從岳飛而不能善始全終，深致惋惜。但比較屬於民間傳說系統的《精忠記》、《如是觀》、《奪秋魁》等戲曲，則完全排除這部分的不良記錄，而讓他與牛皋並列，成為岳飛部將的代表，《說岳》也沿承這個系統，重新捏造王貴的形象：第二回說他的父親拯救收留岳飛母子，因而托福生下他。這關係已非尋常，而後他們又一起唸書學武，並結為兄弟。這王貴的脾性極為粗暴，第十三回因為貪吃酒食又飲泠茶而病倒在牀，但聽說兄弟們要去殺賊，便獸性大發而痊癒，他把殺人當作「吃大補藥」，不過，他的武藝平常，性格又不鮮明，在《說岳》人物角色裡，居於次要地位。﹝註25﹞因此，第十五回以後便很少再出場，或僅屬於附從的身分，反不如後期投靠岳飛的伙伴們重要。這或可解釋為緩和的貶抑法：雖不取正史以指斥他的不義，卻也不給他太多出頭的機會。第六十三回，岳飛死後，部將死散將盡，他與其他兄弟共八人到太行山落草。到第七十回，施全行刺不成而被戮，王貴竟因此哀傷過度而病逝。這總算給讀者一個全始全終的印象了。

其餘次要人物如徐慶本是臥牛山賊，被孟邦傑勸往降順岳飛（第三十三回），後在朱仙鎮被曹甯殺死（第五十六回）。董先原在九宮山落草，有「奪宋朝」的企圖，曾搶劫岳家軍糧草，但聽從張憲勸告，同往岳飛帳下效命（第三十五回），後於朱仙鎮被連環甲馬踩死（第五十七回）。施全曾是紅羅山賊首，自動投奔岳飛（第十五固），岳飛死後，他與殘存的兄弟們在太行山落草，卻挨不住報仇心切，私行下山刺殺秦檜，《說岳》解釋他行刺不成的原因是：「岳元帥陰靈不肯教他刺死了奸臣，壞了他一生的忠名，所以陰中扯住他的兩臂，提不起手來，任他們拿住，以成全施全之義名也。」（第七十回），至於張憲，據說是張所的兒子，﹝註26﹞投在岳飛帳下幹功名（第三十五問），曾於牛頭山單騎救駕，獨闖金營（第四十一回），岳飛奉詔班師前，吩咐他與岳雲回湯陰等候消息，冤獄成，他倆卻被召來同死（第六十一回），《說岳》是把張憲看成岳雲同輩，且岳飛稱他為「我的孩兒」，大約是繼承戲曲傳說，把他當作岳飛養子的。

上述岳飛十四位部將，與正史有或多或少的淵源，並且在《說岳》中佔有較顯著的地位。也許因為他們是真實存在的人物，史書中已留下某些可供流傳的事蹟，又隨著岳飛故事的演化，經過歷代戲曲小說及民間藝人的轉述與改造，而致其形象越來越民間化而確定，最後甚至脫離正史原貌，完全成為另一個人物。如張憲、王貴、牛皋、徐慶、董先、張用等人，在《說岳》中，幾乎找不出任何正史痕迹。

此外，《說岳》中另一部分岳飛部將，其姓名、事蹟，僅在戲曲小說中出現，而為正史所無。他們在《說岳》中多半居於次要地位，有的只出場一次，點過名後便消失了，如那些自動投靠的一般山賊﹝註27﹞，因為本事較差，出身與性格又無特殊顯眼之處，在投順岳飛帳下後，便淹沒於下層軍官裡。這類人物在小說中的作用，只為了顯示岳飛的英名遠播，豪傑歸心；以及岳飛的擅於招撫群盜，收編流民而已。其次是那些梁山後代及王官後裔﹝註28﹞，則可能暗示《說岳》與其他宋代名將如狄青、楊家將、開國英雄等故事，及《水滸傳》等書的關係﹝註29﹞，或竟是承繼這些英雄故事的風格而發展。在效果上使讀者對岳家軍的實力有信心，因為從北宋開國以來所有英雄好漢的後人，幾乎都聚集到岳飛軍中。同樣的，那些戰敗投降的匪寇內，也有幾位是特別驍勇善戰的﹝註30﹞，他們原都是雄霸一方的強人，歸降後把武藝與智謀轉移到抗金事業，其勇猛精進必非其他部將所能及。因此，他們雖然出場較晚，卻有較密集的篇幅，並且，岳飛後期的抗金功業幾乎都靠這些招降的寇首來完成。﹝註31﹞

由此看來，這批虛構的人物在《說岳》中仍具有特殊而必要的作用，甚至因為某種情節上的特殊需要，他們有幾位被刻意塑造成「類型人物」，因而在小說中的價值，遠超過「於史有徵」的其他真實或半真實的人物。以下我們即探討兩位代表性的虛構人物，即張保與王橫。此二人的姓名事蹟雖於正史無可考，卻是《說岳》裡特殊的角色，是岳飛的貼身侍從。較早的資料僅《精忠記》曾提及「馬頭張保」，第十四、二十一、二十四齣裡說到岳飛奉詔班師時，張保特准隨侍到臨安，岳飛下獄後，他曾到牢房送飯並探問消息。他說：「主人，你有什麼門路，可說與張保知道，張保與主人出力。」岳飛卻說：「我的兒，待死而已，有甚門路？」張保只得放棄營救的希望，回去請岳飛妻女前來收尸。這裡的張保，尚無特徵，且未有配對。到《說岳》裡，便把張保的角色複雜化了。第十七回說他原是李綱家人，一向在外作生意，「能走長路，挑得五、六百斤東西」。後來跟隨李綱到黃河邊抵抗金兵，趁夜獨進金營，把造船廠燒了。第二十四回，李綱保荐他去服侍岳飛，他初不肯去，後聽說岳飛每餐吃素，且飯前必先遙祭二帝，便感動而投效。第二十五回，岳飛帶張保回京，於揚子江渡口收伏劫賊王橫，這王橫據說「挑了三四百斤的擔子，一日還走得三四百里路」，岳飛要他倆徒步賽跑，結果張保領先十來步，岳飛乃封他倆為「馬前張保，馬後王橫」。以後的故事還有岳飛被張邦昌陷害問斬，張保背李綱往救，又散發傳單，引來牛皋兄弟們的救兵。第四十九回，岳飛往赴王佐金蘭宴，張保隨身護衛，免於中計。第五十九回，岳飛奉詔班師，遣張保就任濠梁總兵，要他「盡心保國」；第六十回，王橫隨岳飛回京，被秦檜所派錦衣衛砍死。岳飛下獄後，張保棄官至臨安探監，因岳飛不肯私逃而致張保悲憤自殺。

《說岳》對張保、王橫二人的描述，自有感人之處，他們的身分被定義為「義僕」﹝註32﹞，以配合岳飛「忠孝節義」的倫理需要，作者以詩讚許他二人：「忠臣義僕氣相通，馬後王橫志向雄」、「拚將一死報東君，忠義原來似憲雲」；把張、王的死義與岳飛的死忠，張憲、岳雲的死孝相比擬，甚至在岳飛心目中，張、王二人的地位是高過於那些結拜兄弟的，因為他倆的行為符合了傳統士大夫「忠義節義」的觀念，而岳飛本人對於社會契約式的「義氣」關係，反較不重視。

附帶提到的是，張保與王橫雖是虛構人物﹝註33﹞，但湯陰精忠廟從祀岳飛的名單中，竟有他二位，且杭州更有他倆的墓，題為「宋背嵬軍統制張公保墓」及「宋本司中軍後營統制王公橫墓」。據李編《年譜》考證，這兩個墓所題官銜，並不符合宋代官制與史實，可能是清代以後，就是《說岳》一書流行於世後，才附會而成的，也可見小說的影響於民間，自有其信仰者，不必一定史有其人。

第二節  結拜的觀念

其次要討論的是：《說岳》中，岳飛如何接納並組織這些人物？在何種條件下，岳飛使原本複雜紛亂的化外之民，於短期內變成為國效命，服從軍令的基本部屬？依前文的分析，這些人物原都是分散四方，各有生涯的；甚至多有聚眾稱霸，與朝廷相抗的僭逆集團，他們的個人武功足以制服良民，集團武力也夠橫行鄉里或竊據州縣；他們是屬於民間性的武裝勢力，對朝廷與地方官吏都不肯服從，為何後來都放棄本行，解散組織，而俯首聽命於岳飛號令，為宋朝政府效命疆場？這必然因為岳飛個人有特殊的才能與人格，可以涵蓋、攝服他們。《說岳》的解釋，即在於作者極力為岳飛塑造完成的「民間與民族」的英雄形象。第十二回，岳飛槍挑小梁王，盛名遠播，成為天下武士仰慕的對象。這些人私下都有與岳飛訂交以共創事業的心願，但因時局混亂而岳飛又被奸人埋沒，故而他們暫時以各種方式──包括攔路打劫或依附僭逆──謀生容身，等待時機。及至岳飛被起用，他們往往又任性負氣，不肯向岳飛所代表的朝廷低頭，必須等岳飛本人在武藝方面折伏他們，又繼之以國家大義為號召，他們才肯服輸降順。但即使降順之後，岳飛又如何保障他們重新作人的資格，以及施展才學的機會呢？即是說，岳飛如何獲得他們的信賴，且互勉於竭誠報國？那便是「結拜」的行為與觀念。《說岳》裡有許多結拜場面的描述：

△  周侗見岳飛家道貧寒，就叫他四人結為兄弟（第四回）。

△  揀個吉日，叫牛皋與小兄弟們也結拜做兄弟（第六回）。

△  施全等忙等眾位上山，擺了香案，一齊結為兄弟（第十五回）。

△  又叫阮良與張國祥、董芳，亦拜為義友（第二十八回）。

△  二人就撮土為香，對天立誓，岳元帥年長為兄，余化龍為弟（第三十一回）。

△  又與那四人（諸葛英等）拜了朋友（第三十四回）。

△  又備辦酒席，與何元慶結為兄弟（第三十六回）。

△  就在地下對拜了八拜，（與楊再興）結為兄弟（第四十八回）。

△  三人（戚方等）只得依允，同元帥結拜過了（第四十八回）。

這些是直接與岳飛結拜的描寫，並且，通常是岳飛主動提議的，第四十八回岳飛說：「凡我帳下諸將，多是結拜弟兄。」結拜似乎成為一種經常舉行，且有特殊意義的儀式。此外，部將之間亦有彼此結拜的情形。如諸葛英四人（第三十四回），董先五人（第三十五回）、施全五人（第十五回）、岳真五人（第三十三回）；這些人原先就已結拜落草，後來又都成為岳飛的弟兄或義友；又牛皋與鄭懷、張奎、高寵結拜，領他們到岳飛營裡效用（第三十八回）；岳雲亦分別與關鈴、韓彥直、嚴成方、黑蠻龍結拜（第四十、四十三、五十二、五十八回）；這些結拜的描述，在《說岳》裡成為一種風氣。甚至，岳飛死後，又有以岳雷、岳霆、岳霖、岳震四人為主的「掃北平金二十位結拜小英雄」（第七十回）。

據初步的研究，《說岳》的結拜觀念，有其獨特的內涵，不同於《三國演義》、《水滸傳》、《隋唐演義》等，乃至於更後的《七俠五義》之類小說。主要的差異是：《說岳》慣用「結拜」一詞，而不說「結義」；並且它不強調單純屬於兄弟間「橫的對待」的義氣，而摻雜了其他倫理觀念與利害關係，甚至是以後二者為重點。因此，這種特殊的「結拜兄弟」或「義友」的觀念，如要勉強以「義」稱之，也必定屬於「忠孝節義」的士大夫形態，而非俠義小說所謂「濟危扶困，仗義疏財」、「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團結自保，猜防外界」的平民式江湖義氣，以下即比較論之。

中國傳統對於「義」、「義氣」的觀念，其確定的意義與範圍究竟如何，至今仍無定論。這裡僅就某些學者的意見加以探討。《中國小說史》第五章第三節云﹝註34﹞：

在封建社會裡，不同的階層對「義」這一道德觀念，有不同的理解：地主階層所講的「義」是指有利於鞏固封建統治秩序的行為準則；而一般的民間百姓與下層市民所講的「義」，則是指彼此之間建立一種團結友愛、互相幫助的關係……但他們都是個體小生產者，他們有散漫、保守與狹隘的一面，因此，他們的「義」往往建立在私人關係的基礎上，局限性很大，甚至易於被……所利用。

這是粗略的把兩種階層對於「義」的不同觀念，區分出來。在民間文學及小說中，「結義」的觀念是不同（或無關）於正統高級學術中的「義」的道德理解。一般而言，「結義」的歷史淵源，或許可以推到宋元時代，被壓迫的人民常用結義的方式保全自己，甚至組織團體紀律，以發動反抗「趙宋王朝」與「金元異族侵略者」的武裝戰爭。因此，宋元的民間文學常反映「結義」的故事，如《大宋宣和遺事》及《三國志平話》；宋元以後，把結義內涵發揮得最徹底，甚至形成模式的，也是根據這兩書而衍化成的《三國演義》與《水滸傳》。

《三國演義》中，對義氣的體現，以關公為代表，作者曾借曹操之口稱讚關公：「真義士也，事主不忘本，乃王下之義士也！」（第二十五回）黃華節分析關公在《三國演義》裡所體現的義氣觀念，是一種「交友之道」，是屬於「人為關係的道德律」，其粗略的定義是「對得起朋友」。桃園結義的內容是：

萍水相逢的三個人，相談之下，意氣相投，抱負同一，便締結起親逾骨肉的兄弟之誼，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是真真正正的實行出來，後來還當真實踐結義的誓詞：「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註35﹞

這種結義的性質是莊嚴誠懇且富於人間關懷的理想。它雖然是一種「交友之道」，但所施的對象，卻又不限於朋友，而可推展擴充為完整的社會倫理，舉其顯著的特徵是：

光明磊落，慷慨大度，既富於互助意識，又豐於仁俠精神，濟弱扶傾，恤危救困，這是對泛泛者的奇行。……對朋友則親如手足，休戚相關，協力同心，禍福與共，肝膽相照，絕對忠誠，貴賤不相忘，生死不相負，急朋友之事，見色而不貪淫。……對社會群眾，則急公好義，行俠疏財，嫉惡鋤奸，獎忠掖孝，大之則安邦定國，小之則安撫良民……﹝註36﹞

就這些特徵而言，《三國演義》所揭示的「義」的觀念，所涵容的意義與行為，極其廣泛，關公個人的表現，也都符合這些要求。

至於《水滸傳》，則把義氣的觀念約縮到以「對朋友」一項為重點，甚至為了弟兄間共同的利益，而會對社會民眾、國家朝廷採取欺壓及敵視。孫述宇先生論及《水滸傳》裡的義氣﹝註37﹞，認為那只是同道中人的互相撐腰而已，水滸人物講義氣時，不問是非而只求顧全互相的情誼。結拜叫做「結義」，是因為這儀式把大家變成了「義兄弟」，而梁山英雄結義之風，乃是承接五代藩鎮「義兒軍」的傳統，彼此在出生入死的環境中締結「義」的關係，以求互相保護。因此，「義」的本質，乃指一種「忠誠」，是對待朋友乃至下人的節操。梁山泊重視「義」，主要目的在於團結互助，而結拜時強調的也是「朋輩間的忠誠」。並且，由「結義」而「聚義」，是把義兄弟們聚在一起做事：犯法不義的事。可以說《水滸傳》所遵行的義氣是一種「匪黨道德」，孫先生說：

亡命漢需要團結求生存，他們就結為兄弟，並從「義兄弟」一群中抽出「義」字，利用它與「正義」之意的聯想，作為團結的象徵。他們叫結拜為「結義」，叫合作危險勾當做「聚義」，他們要求互相忠誠對待，就稱之為「義氣」……同道還須有通財之義，好漢互助應有經濟的一面，他們催促通財，便美之為「仗義」。

由這些引述可知《水滸傳》中義氣的觀念及結義的行為，與《三國演義》在心理狀態上並不完全相同，或至少在事業的理想與關懷的層面，已變得陰暗狹隘了。因此，不能把《三國演義》與《水滸傳》所體現的「義氣」觀念，混為一談，而須把它們所代表的不同類型區分出來。

《說岳》中有關「結拜」的事件雖然層出不窮，但對結拜後朋輩間「義氣」相與的實況，並無突出的描繪。此書並不強調小集團互助互惠的「義氣」，反而重視的是：一切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重，個人與集團的生命及感情為次。結拜是以岳飛為兄長而唯命是從，但岳飛終身服膺的理想是「盡忠報國」，且身入軍籍，得高宗重用，他不僅抑制個人的私欲，也要兄弟們超越集團利害而效忠於朝廷，即移「義」作「忠」。因此，岳飛與兄弟們自始即非「義氣相投」而已，更摻雜有「忠君愛國」的理想與「立功揚名」的觀念，甚至是以後二者為結拜的目的，如：

△  周侗死前曾暗示張顯、王貴、楊懷三人：「若要成名，須離不得鵬舉。」（第六回）

△  岳飛勸諸葛英等人說：「我想綠林生涯，終無了局。目今正在用人之際，何不歸降朝廷，共扶社稷？」（第三十四回）

△  岳飛對何元慶說：「賢臣擇主而仕，大丈夫正在立功之秋，請將軍同保宋室江山，迎還二聖，名垂竹帛也。」（第三十六回）

△  岳飛對楊再興說：「將軍若肯同扶宋室江山，願與將軍結為兄弟。」（第四十八回）

△  楊再興對羅延慶說：「我與岳元帥結為兄弟，蒙他十分義氣相待。兄弟何不棄邪歸正，投順宋朝，日後立功，決不失封侯之位也。」（第五十二回）

從這些話裡可以看出，兄弟們投奔或降順岳飛，並與之結拜，乃因他「是個忠臣」，且結拜後可依附在他部隊裡「共扶社稷、建功立名、封妻蔭子、榮宗耀祖、揚名後世」；岳飛收留他們結拜的條件則是：「歸降朝廷，同保宋室江山，迎回二聖」；則彼此的心意是很明顯的，岳飛是「為國求才」，這些兄弟們雖多是打家劫舍的草賊，或抗命僭逆的巨寇，只要他們本事高，武藝強，肯歸降反正，能為國效命，岳飛便以「結拜」作保證，許諾他們洗心革面，重新作人的機會，並為他們爭取朝廷的諒解與封職，使他們轉移實力於抗敵禦侮。據此分析，則「結拜」一事，在《說岳》裡，只是一種接納的儀式，是岳飛藉以堅定那批「投誠待罪」的兄弟們的信心，以便有效利用他們的才能武藝於報國行動。

具體的說，這種性質的「義氣」是被涵蓋在「忠」的原則內，並受其指導的，不能獨立為一項操守，岳飛也不要求對「義氣」嚴格的實踐與遵從﹝註38﹞；或者說，在「盡忠報國」這個光明無私的理念下，那種帶有恩怨內外的局限性操守，就微不足道而不必提倡了。簡化的說：兄弟們是仰慕岳飛的忠貞愛國、前程遠大；岳飛則看重兄弟們的本事高強，可堪造就；兄弟們為自己求出身之路，岳飛則為國家求有用之才，「結拜」乃是他們之間的默契與保證，彼此在「盡忠報國」的大理想前結合，而相對的降低朋輩間（不論是非的）忠誠互助的責成。因此，《說岳》並未渲染這種義氣在兄弟間的重要性，也不曾過度描寫兄弟義氣的表現﹝註39﹞，只有在相關於「忠」的事件裡，才兼及「義」的可貴，「義」是「忠」的輔助，如第二十六回，岳飛被張邦昌冤陷，牛皋率領弟兄們前往圍城搭救，而高宗查明真象後免除岳飛的罪，並讚歎這批弟兄說：「真乃義士也。」高宗許以「義士」之名，乃因他們「不是存心反叛」。又第六十回，岳飛入獄後，張保化名去探監，有意促成岳飛越獄私逃，岳飛卻訓以：「若要我出去，須得朝廷聖旨」；張保激憤而撞牆自盡。岳飛反而說：「他今日一死，豈不是忠孝節義四字俱全了？」﹝註40﹞這段話更可說明「義」必須配合「忠」以及其他德目，才能成立。尤有甚者，第六十三回，岳飛死後，牛皋與弟兄們起兵，要殺進臨安報仇，這原是符合義氣的，岳飛陰魂卻及時顯現，阻止兄弟們的行動，逼致余化龍、何元慶、牛皋等人懷忿自殺。作者以詩讚曰：

死生天賦忠貞性，不讓田橫五百人。﹝註41﹞

這些例子都在強調「義」與「忠」的依存關係：忠為主，義為從。岳飛生平只圖盡忠，平時雖也重視兄弟恩義，但必要時不惜犧牲義氣以成全忠名。若說《水滸傳》是標榜為義氣而不辨是非，則《說岳》便可說是為愚忠而不論情義了。

總而言之，岳飛平生行事，密切關聯於國家存亡的大計，故一切利害以國家為前提，也都回向國家為終局。這個大原則影響及於兄弟間的結拜，所體現的「義」的型態，也不同於《三國演義》與《水滸傳》。若說民間社會及傳統小說裡有關「結義」的行為與觀念，主要從《三國演義》裡關公的表現以及神格化後的關帝教門所發展出來的﹝註42﹞，則《說岳》裡的結拜內涵必然有別於彼，因為明代以後的武聖廟裡兼祀關公與岳飛，兩人的地位與德範，應是不相上下：關公諡「壯謬」，岳飛諡「武穆」；關公封為「三界伏魔大帝」，岳飛封為「三界靖魔大帝」；武廟的對聯「精忠貫日月，義氣薄乾坤」，前者指岳飛，後者讚關公。這些異同的比較，關岳兩人各有其信徒，各行其道，關公為「義氣之神」，岳飛則是「精忠之雄」。因此，《說岳》裡雖有類似桃園結義的結拜事件，卻不必仿同於《三國演義》及關帝教門，而可就岳飛所體現的人格典範，把「精忠」之德貫注於「結拜」的形式裡，塑造成獨特的交友模式：即以「忠君愛國」為理想，以「朋輩義氣」為輔助；以簡單的「撮土為香，對天立誓」為儀式，但不記錄誓文內容，或甚至以毒誓及報復來強制兄弟們就範；並且，在完成私定的結拜名分後，隨即加上朝廷封賜的職銜，將兄弟轉成部屬，從此以後，敘事的重點即擺在同心協力、報國殺敵的情節，而擺脫兄弟相處的私情描繪。

第三節  丑角牛皋

上一節討論《說岳》所述岳飛部將，當依其來歷與性質作成分類，並就「正史確有其人」及「純屬虛構人物」兩部分，抽取十餘位分別探討，說明他們在《說岳》裡的地位與作用。他們分別代表岳飛生平幾個階段所招聚的伙伴。但他們都是武人，僅與一連串的戰爭情節密切相關，離開了戰爭，其性格便不明顯。《說岳》裡只有一個人物與岳飛同樣得到獨立的性格描繪：牛皋。此書的正派角色中，岳飛的「生」與牛皋的「丑」，在性格與造型方面，成為兩個極端的對比。

「丑」是戲曲的角色名稱，徐渭《南詞敘錄》云：「以墨粉塗面，其形甚醜，今省文為丑。」又《堅瓠集》云：「優伶有生、旦、淨、丑之名。樂記注謂：俳優雜戲，如獮猴之狀，乃知生，狌也；旦，狚也；淨，猙也；丑，狃也。」狃的意思是：押也，犬與人親熱也，即熟習而狎戲也。應用到小說中，則如傅述先說：「在小說的結構中，丑角最接近作者與讀者，也最能洞察情節的神秘運轉。」﹝註43﹞丑角可說是作者與讀者共同創造、共同需要的人物，他以低俗而滑稽的形象取悅人們的官感，並把嚴肅的人生意念融化成親切的氣氛；他具有一種復活與再生的力量，可以沖淡現實的逼迫而暫時隱遁到餘裕的笑意裡；他能化腐朽為神奇，也能降高尚為粗俗。在一部以英雄傳奇為主的歷史小說裡，這種丑角的功用是：消融成敗的執著，平視生死的流轉，並作為人性的提示者，對小說中無處不有的戰爭，他並不狂熱的參與，亦非撒手不管，而只是以遊戲的心態來面對血腥與哀傷的場面。就《說岳》的牛皋而言，這種丑角至少被賦予三種性格特徵：嗜殺、福運、滑稽。它們都有深一層的涵意，且由於天命觀念的渲染，發生在他身上的一切現象，都成為必然的，且超越人間道德與因果的雙重評價。他以配角的身分輔成岳飛的事業，同時也補償了岳飛的性格悲劇。他是《說岳》書中，從頭到尾都在場的人物，他的個性野蠻，參與感較不迫切，是唯一來去自如而不為道德與法律所束縛的人物。由於這分洒脫，他清楚的發現：所有看似熱鬧擾嚷的場面，原不過一連串的遊戲，只要順著本性做去，便沒有特別值得激動與固執的，他始終以逗笑的形象出現故事中，從容不迫的跳進跳出：得意時大酒大肉的快活，顧不得岳飛每餐吃豆腐與哭二帝；興來時打幾場莫名其妙的仗，不計較誰勝誰敗與影響如何；若是看不慣，便皇帝老子也罵下座來；偶爾被斥責，就嘀咕著出家當道士去了。保持著這分天真的心態，他才得以隨心所欲的遊戲人間，讓福星照臨。他是岳飛的另一個身影，是英雄潛在的欲望與本能。他監視全書結構情節的演變，看著善惡的消長，生死的輪迴，成敗的交替；看著一切都是有趣而虛妄，從個性裡流出源源不絕的笑意，沖淡生存競爭的緊張，讓讀者從悲劇的情感解脫，而轉由蒼涼的觀照中，解悟人生的真相。

這裡先來探討從《宋史》本傳到《說岳》的書寫過程中，牛皋形象的轉變。《宋史列傳》卷一二七云：牛皋字伯遠，汝州魯山人，初為「射士」；金人入侵，皋聚眾與戰，屢勝。後得翟興、杜充、上官悞等人保舉，官至「蔡唐州信陽軍鎮撫使」兼「知蔡州」。紹興三年十二月，改隸岳飛軍。曾受命斬王嵩，復隨州；破李成，復襄陽；淮西之役，皋於蘆州遙謂金將曰：「牛皋在此，爾輩胡為見犯？」眾皆愕然，不戰而潰，從平洞庭湖寇，皋投水擒楊么，金人渝盟，飛命皋出師戰汴許間，以功最，累遷高職。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皋遇毒亟歸，語所親曰：「皋年六十，官至侍從，幸不啻足，所恨南江通和，不以馬革裹屍，顧死牖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毒皋云。理宗景定二年追封「輔文侯」。

據《宋史》所載，牛皋是個真實人物，其生平除了勇謀膽識為人景仰外，並無其他特徵可引起小說家的注意，何況，《宋史》未曾顯示任何使他成為丑角的性格。也許因為他功高被害的悲劇，與岳飛「莫須有」的罪名，同樣令人憾恨，故而戲曲小說企圖以英雄傳奇的手法，為他們作辨冤的補償。《精忠記》於岳飛的部將，只提及王貴、牛皋；可知在明代，牛皋在岳飛故事裡，已佔有相當的地位。《如是觀》也只談到王貴、牛皋二人，且牛皋的角色已指名為「丑」，第十八齣，牛皋奉命把守朱仙鎮，捉住奸細田思忠，揭發秦檜通敵的陰謀。此時，他的形象便是粗豪暴躁、好戰嗜殺的。這兩本明代傳奇顯示牛皋在岳家部將的代表性，其造型也全然脫離正史而改頭換面；但並未敘述他的出身與個人事實。直到明末清初的《續精忠》及《奪秋魁》，在這方面才有較多的發揮。《奪秋魁》裡，牛皋的角色是「淨」，而「淨」的性質與「丑」相似，都是塗灰抹土，插科打諢。此劇說明他原是綠林出身，投靠岳飛後，曾為籌措旅費而打劫行人；又激惱岳飛打死梁王柴貴，而致岳飛入獄，他流落為丐，為崔蓮姑收留。後來冤獄平反，他隨岳飛往剿洞庭湖寇楊么，成功回朝，封職完婚。劇中概括他的性格特徵是：「有恩必報，有德不忘」（第十七齣）、「粗直無偽，正是英雄之本色」（第二十二齣），又說話衝撞、行為魯莽、好酒貪杯等。至於《續精忠》所述雖是岳飛死後，第二代英雄復仇衛國的故事，但牛皋在劇中卻佔有特殊地位。第三齣說他是「山東兗州府東河縣人」，幼年無賴，落魄江湖，於亂草崗聚眾劫掠，後與岳飛結拜，隨征二十餘人，建立許多大功。岳飛冤死，他棄職歸家，不顧妻兒，只想為岳飛報仇，卻抱病汝州，被抱朴子勸說出家學道。兀朮入侵，朝廷降旨訪求岳飛舊部起用，牛皋不肯應詔，佔據嶺南做「草頭皇帝」，但得岳飛陰靈托夢，責以君臣大義，牛皋驚恐，乃與岳雷兄弟歸順朝廷，率兵勤王，擊退金兵，問罪秦檜，而秦熹又聚兵謀反，自立為紹興王，朝廷仍遣牛皋等往剿，卻被他的兒子牛通打敗。後來牛通知道自己的身世，父子相認，設計破賊，回朝完聚。此劇中，牛皋所表現的性格是忠誠、暴烈、單純、無畏，且隱含一般悲憤之氣，使他的形象顯得比較嚴肅。他的角色是「外」，即「老生」，似乎不能顯現他傳統的丑角特徵；但在第二代英雄裡扮演丑角的，卻是他的兒子牛通，可說是父子相傳的性格。

比較而言，《續精忠》與《奪秋魁》所寫牛皋的身世與事蹟，多屬民間傳說，但他作為丑角的特質，卻在這二本傳奇裡才豐富而確定，使後來《說岳》演述牛皋的故事時，有所沿承、發揮而終於定型。《說岳》對牛皋的塑造與刻劃，可能也參考了其他小說裡的丑角，如張飛、李逵、程咬金、焦贊等人的性格特徵，而予以類型化，但對於他個人的重要事蹟與精神面貌，仍是奠基於上述幾本明清傳奇，又加上作者的創意而增潤的。由於小說能容納較多的情節與文字。因此，《說岳》對牛皋的刻劃，最為細膩詳盡，可說他的丑角造型，在此書才充分完成。以下即細論之：

先就牛皋與岳飛的關係而言，他倆在角色上既是鮮明的對比，在性格上更是微妙的互補。《宋史》的牛皋是個鐵錚錚的愛國英雄，卻死於奸臣毒手，一腔忠義化作萬古沈冤，小說作者把他改造成李逵之流的草莽好漢，雖效忠於岳飛，卻無視於朝廷，極盡謾罵與嘲諷。如果作者對南北宋間的人物與史事有所批判，則其任務便大部分付託於牛皋身上。雖則正史中牛皋之死，乃因他曾為岳飛部將，而連帶的受秦檜迫害，但《說岳》不便讓岳飛本人對這些奸賊提出抗議，因為岳飛畢竟是個民族偶像，是後世的典範，即使受了極大的冤屈，也必須維持逆來順受，沈默知命的儒將風度。《說岳》只能許以死後的神格加封，使他在天命與因果裡報復秦檜及其黨羽。至於牛皋，則是隸屬於岳飛，連坐受害者，其個人榮辱都依附於岳飛的功過，他只是英雄整體的延伸，可施予改造而不影響岳飛人格的完美與崇高。因此，《說岳》作者把他從正史抽出，而沿承前代戲曲的丑角形象，加以變型發揮，塑造有獨特個性的牛皋：他以冷眼旁觀、從容自主的姿態，不再拘牽於「忠君」、「自制」而容忍非理的陷害；他以超然的地位過著適性的生活，敢於對人間的是非發出正面的批判；他完全解除榮辱的枷鎖，而以天賦的福運自衛，並扶持正義；他從率直的角度傾洩岳家軍因道德體面而強忍的怨怒；最後，他更渲洩了所有人類在社會禁制下的非理性衝動。就所謂小說中的現實而言，他是以復仇雪恥的方式，為已死的英雄討回等量的公道。這些正是作者與讀者共同夢想的結局，他不僅代表人類對於正義制裁的渴求，也完成他在正史裡馬革裹尸的欲望。﹝註44﹞夏志清總論戰爭小說中丑角的特色是：

在這些陪從的英雄中，最可愛的是綠林出身的滑稽英雄：粗魯、耿直、而且極為浮躁。雖然他常以丑角的姿態出現，他渲洩了對一位忘恩負義的皇帝的不滿、反叛的情緒……那目無政府，叛逆性的英雄，常因說書的小說家怕政府的檢查和逼害，而必須故意用滑稽的手法來處理……只要主要的英雄宣誓對皇室完全盡忠，那滑稽英雄對皇帝和政府直言不諱的批評，就比較不會惹禍……。﹝註45﹞

這種丑角英雄在小說中有其特殊作用，不僅要使讀者發笑，且要達成兩種任務：一是以野蠻的方式伸張正義，對抗昏君與奸臣，使天下人心獲得平衡的補償；二是以表面的滑稽來隱藏背後的不滿。這樣的角色必然是小說作者所塑造最曲折跳脫的人物形象；其藝術成就也可能最高，因為他多半是憑著想像而按情節需要，虛構而成的；較諸主要英雄，他所能根據的歷史材料甚少，或甚至沒有。但幾乎所有戲曲與小說中都少不得這種丑角，他滑稽的本能與天賦的機智，常在若不經意的行為裡揭發了某些預告與啟示。

再來談到《說岳》的牛皋所體現的丑角特徵：

一、嗜  殺

牛皋在《說岳》出場是第六回：「亂草崗牛皋翦徑」。作者描述他的相貌是：「面如黑漆、身軀長大，頭帶一頂鑌鐵盔，身上穿著一副鑌鐵鎖子連環甲，內襯一件皂羅袍，緊束著勅甲縧，騎著一匹烏騅馬，手提著兩條四楞鑌鐵鐧。」他的形象特色是「黑」，在平劇圖譜裡，黑臉代表忠義、勇猛、粗魯、坦率，譬如李逵與張飛。而牛皋本是上界趙公明座下黑虎轉世﹝註46﹞，落了人形也還是本色黑皮。岳飛早期伙伴四人，各有一種顏色為表徵：湯懷的白、王貴的紅、張顯的綠、牛皋的黑。﹝註47﹞這些顏色可附會於五行的內容，亦可隱喻其人格性向：如牛皋的黑屬水，而兀朮的赤屬火，依五行相剋的原理，朱皋終於剋死兀朮。其次，牛皋服裝的主要質料是「鑌鐵」﹝註48﹞，其全副按掛若拿去典賣，必夠供給短期生活所需與備辦進見周侗的禮物，但他卻穿著它來搶劫路人，這只能說他對強盜生涯有著特殊的興趣，也許是他最適配的職業﹝註49﹞，正如他是黑虎轉世，是天生的掠食者，而掠食者是不容許獵物反撲的，因此，當他行劫而被岳飛打敗時，羞憤得要自殺。就動物的本性而言，被獵物打倒，不僅是出醜而已，更是本能的挫折，因為他的活命條件，完全寄託在銳利的爪牙與狩獵的本事上，他必須不斷的殺伐掠食，「嗜殺」於是成為他最深沈的天性，更可怕的是，黑虎轉為人身後，嗜殺的動機由謀生而變成娛樂，這便註定他所適合的生存環境，不是綠林，便是戰場；前者是犯法的，後者則是榮譽的。牛皋平生出入這兩種生涯，其關鍵都在岳飛。

前引明清傳奇，多把牛皋與王貴並提，作為岳飛部將的代表；《說岳》也特意安排在牛皋與王貴配對，共同表現嗜殺的習性，如第八回，兩人不聽岳飛的調度，爭著追殺強盜，最後又放火把尸首連破廟一起燒毀，因此，兄弟們都說牛皋「殺人放火，是道地的本領」。第十四回，王、牛二人又搶著殺賊，一個說：「等我先上去吃兩帖補藥，補補精神！」另一個說：「等我先上去燥燥脾胃！」於是兩人爭相上陣，一個狠似玄壇再世，一個猛如關帝臨凡，殺得發瘋。第三十九回，岳飛命他倆去番營各搶一口豬、羊祭帥旗，他兩卻抓番兵充當祭品。從這些情節看，牛皋並未賦有對人命的惻隱之心，因為他是黑虎，對獵物憐憫只會削弱實力而危及自身。何況，在戰場上面對敵人時，這種嗜殺的本能是被鼓勵的。

由丑角所現的嗜殺，幾百年來為中國讀者接受，並視為當然，不但不以血腥的描述為可怖，甚至大呼痛快，這種心理反應，必有其人性根據，或許可擴大且普遍為所有人類潛存的動物性本能，及狩獵時代遺留的生活經驗，若用生物行為學，可名為「攻擊衝動」，這種衝動是從早期祖先遺傳而來，帶有強烈的侵略性；祖先們可以藉由狩獵來發洩這種衝動，但隨著族群相處的經驗所產生的契約與禁制，使人們喪失了這種衝動的權力；即是說，隨著文明的發展演進，制定了道德與法律的約束，把這衝動轉化或壓抑下來，以保障強者與弱者間的相安共處，但這衝動並未完全消失，往往會突破障礙與禁制而潰決為殘酷的攻擊行為，尤其在未受教育的粗人身上，或在約束力較弱的地區與時期內，它總是發洩得更徹底﹝註50﹞，就小說的丑角而言，它表現為嗜殺的習性，這習性若遭到抑制，常使他們變得易怒、與神經衰弱，且對任何事提不起興趣。正如《說岳》第十四回，王貴說：

……只因我那日在教場中不曾殺得一個人，故此生出病來……，如今太行山強盜去搶掠京城，必然人多在那裡……，我和你隨後趕去……殺他一個痛快，只當是我病後吃一帖補藥，自然全好了。

攻擊衝動只能藉攻擊行為來發洩。王貴與牛皋較少教育的感化以及理性的自制，就變得嗜殺成性，他們殺人不須動機，且見獵心喜，不肯罷休；又久不殺人，便覺生活乏味。因此，「殺」不僅是嗜好，也是生存條件。也許可用下面的話來註解：

大部分被今日責為邪惡與致命的罪行，在原始人看來只是與自然傾向相符合的，它只是一種純粹的適應，而且毫無害處。﹝註51﹞

牛皋既是黑虎轉世，其心性亦可比擬於原始人，則這種嗜殺的習性與行為，並不構成邪惡或罪行，他順性而為，且投身軍旅，「嗜殺」只可說是他的特徵，未必有害於社會與人性。何況，他在小說裡免於（法律與良心）制裁的快意砍殺，也令讀者暗地喝采，而替代的宣洩了久被壓抑的攻擊衝動。

但是，牛皋的嗜殺並非停留在野蠻階段，他接受岳飛的教化後，嗜殺的習性與對象有了合理的改進，身為潛在的黑虎，他雖披著人形，靈魂卻屬於畜牲。因此，他享有殺人的快感以及免於懲罰的自尊，在沒有遇到岳飛之前，他獨來獨往，不惜攻擊無辜的同胞以奪取生活物質，這在動物的族群禁忌裡是不被允許的，但他似乎無法辨認自己是否與人類同族（他殺人說是「取你的狗命」，又曾把人當作豬羊來祭旗），起初他只知自己比別人強，而攻擊掠奪的行為是有利的。直到第六回，他被岳飛打敗，自殺不成而被收留後，開始學習武藝、文字及做人的道理，逐漸歸化到人類的文明社會裡：一則疏導了嗜殺的習性並規定其攻擊的時機與範圍；一則學得辨別善與惡、朋友與敵人的基本常識。這是個「人文化」的轉機，從此，他的身命有所歸屬，意志有所定向，往昔因為焦慮與衝動而任意攻擊他人的情況也解除了，他有許多凶悍的鄰居（盜賊與金兵）讓他發洩攻擊衝動，而只有少數值得信賴的朋友使他去愛；他的道德責任不會負擔過重，也不致於在突發的怒氣下，用尖銳的武器攻擊同伴。這種局面確定後，牛皋對於入侵的金兵以及叛逆的盜匪，仍是殘酷嗜殺的；但對於兄弟與下屬卻是忠誠而懇切的，如第三十九回，高寵挑華車而遭輾死，牛皋獨踹金營，奪回尸首，且「大哭不止，連暈幾次」，他終於從內心體會到集團互賴的深情，他已逐漸剝落獸性而充實著人性，其嗜殺也由盲目的發洩而變成有選擇的敵對，並反顯出對同體的關愛，可以說，「嗜殺」的特徵在這過程裡，慢慢消去凶性而趨向「替天行道」的意義了。

其次，由嗜殺衍生的，還有「嗜酒」的習性，酒對於牛皋這樣的丑角，原是麻醉人性，引發獸性的，兼亦表現對人間嚴肅與清明的嘲諷。丑角依附於正義凜然的英雄，意識上不免有所顧忌與抑制，為了暫時免除這種不適性的自我壓抑，丑角常會飲下大量的酒精，以酒醉為藉口，放膽從事非理性的勾當。嗜殺與嗜酒在本質上是相通的；上陣則嗜殺，閑居則嗜酒；否則丑角無法在文明社會裡生存；而即使是借酒殺人，丑角亦有較多不受責難的自由，他享有道德豁免權。多數時候，喝酒上陣，砍人頭、剖人心，能使豪興轉強，快感加倍，且免除血腥的作嘔。主要英雄雖亦能喝善飲，但不至於醉，為全力應付嚴肅的事業，他不敢放縱自己於這種享樂。﹝註52﹞丑角則貪杯好飲，必醉方休，且常因酒誤事。《說岳》有多處提到牛皋的嗜酒：第八回云：「只有牛皋獨自拿個大碗，將那酒不住的吃」；第九回云：「只剩牛皋一個，獨拿著大碗，尚吃個不住」；第二十八回、三十二回，他領兵出征，每到一個地方，便要縣官拿酒來喝。牛皋嗜酒的理由是：「喝了十分酒，方有十分氣力」（第三十二回）。而他的許多事業戰功，確多是酒後作出的，如第二十八回，酒後行船巡湖，被湖寇俘獲，卻意外的救得岳飛性命；第三十二回，醉後出陣，把穢物嘔在番將腹上而殺敵致勝；第三十九回，隻身到金營下戰書，大醉而歸；最妙的是第五十回，他因為想擅飲秦檜夫妻下毒的三百罐御酒，而識破毒計，挽救全營戰士的性命。總括的說，牛皋的嗜酒，非但不誤事，反而是成事的條件，因此，岳飛不曾禁他喝酒。﹝註53﹞《宋史‧牛皋傳》說他是被田師中的藥酒毒死；《說岳》卻讓他識破秦檜的毒酒。這是作者故意翻案。

二、福  運

戲曲小說中的丑角，多半於心智或外貌有所缺陷，如愚魯、醜陋之類；但作者為了充分發揮丑角在作品中的功能，常給予適當的補償，最普遍的是：福運。其具體表現為「逢凶化吉」、「化險為夷」的神秘機轉，以及無疾而終的長命壽考。最顯著的例子為《說唐全傳》的程咬金，終身順性而行，有驚無險，活到一百廿歲才笑死。《說岳》的牛皋也是這類福將，跟隨岳飛轉戰各地的廿餘年，有許多非關人力的奇蹟，使他能「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現在」的完成大部分功業；並且岳飛下獄冤死，諸將喪亡殆盡後，他還挨到領導第二代英雄繼起作戰的老耄年紀，才笑死在兀朮的身上。這類丑角往往是天命的寵兒，不必祈福禳災即得福壽。他們比較缺乏抗衡天命的叛逆意識，甚至人為的意志亦不發達，這使他們總能在服從本能的渾然狀態下，從容自在的歸依命運的指引；他沒有天人的衝突，始終保持渾厚的赤子之性，不思善不思惡，過去的很少掛懷，未來的懶得操心；唯一他曉得的只是享受當前的快話，而沒有「茫茫前路，不知何所底上」的憂患情懷。這種安於現狀而甚少野心的人物，上天似乎樂於給他較多的方便，讓他幸運的遊戲於人世間。同時，由於較少受文明的污染，他的形象與言行裡保留許多造物原始的粗迹，類似野生動物的品質：堅韌、自由、狂野，以及日月風雨的滋潤；所謂「福運」，應即是這種來去自如，獨與天地同呼吸的生命特徵；但對文明人而言，福運被視為上天行使於某些人物身上的奇蹟與優惠。若就傳統小說裡的主要英雄與丑角比較，前者由於須具備超群傑出的智慧與才幹，而導致精明傷和氣，孤傲少生機，易遭天妒人忌的挫折，他的悲劇往往源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的長期磨難；後者則由於質樸無文而被人們忽視，反而減少前進的阻力，雖然他並不能獨自完成重大的事業，卻圓滑的閃過了英雄的某些難關，而迂迴的彌補了英雄的缺憾。他的福運乃由於先天才智的匱乏而得到的補償，因此，福運便成為丑角生存的重要條件。就牛皋而言，他本是黑虎轉世，先天與後天兩種因素的摻雜，使他雖不執著於人情世故，卻也不能完全清淨免俗。第五十回，他因為打破三百罐御酒而被岳飛驅逐出營，隨鮑方老祖到碧雲山出家學道，老祖要他戒酒、除葷、忘情；他受不住山中冷清而到處閒蕩，殺牛而食，犯戒背道，於是被老祖又逐回岳營幹功名。這說明牛皋在《說岳》的特殊地位，一則資質不足而須仰賴福運，二則仙緣未到，不得撒手人寰。他的福運並無神秘的意義，只能看作一種補償，一種以禽獸之質介入人文世界的保護網，同時也成為輔助岳飛成事的必要條件。福運既是他的保障，也是特權。在《說岳》裡，他是一員福將，從頭到尾都是福星高照，逢凶化吉，歷險不傷。從較高的意境上說，他的轉世下凡是替整個故事做「畢竟成空」、「英雄何在」的見證，他不像岳飛、兀朮、秦檜等人，隨其天命與因果而落劫，卻又惹出許多額外功過，以致死後還要受審判。他單純的從黑虎降生為人，胡鬧一場而死，死後「仍著趙公明收回」；劈空而來，破空而去，乾淨俐落，於本來面目無增無減，亦無滯無礙。在福運的護持下，他的人生可說是白走一道，遊戲招搖而已。他以配角的身分作為主要英雄的背影，並無獨立的意義，若英雄面臨難關，丑角便能具備各種福運，以彌補英雄因為道德修養而忍受的迫害與自制。可以說，他便是福運的化身，他所支持歸附的團體，也就是天命所歸；他個人的武藝才能也許對岳飛的功業無多用處，但他所攜帶的福運卻庇佑了岳家軍的功名成就。岳飛也深知這個利害，便由他掛先鋒印，出使危險任務；如第三十回。征剿鄱陽湖水寇，湯懷云：「大哥常說，他（牛皋）大難不死，是員福將，故此每教他充頭陣。」這是大家都承認的，福運既屬天賦，便自有威風，不是他人可得爭執。牛皋便憑這分天賦來顯示他的重要性，並給與夥伴們一股永遠的生機與信賴。第三十二回，他帶酒上陣，因為嘔吐而意外的殺死金將，旁人看了說：「他倒是一員福將，吃得大醉，反打敗十萬番兵。」﹝註54﹞類似這種僥倖，是其他英雄們不敢仰賴的，卻再三的出現於牛皋的事蹟裡，不得不委之於福運。尤有甚者，第三十三回，他出恭時，都可意外的捉獲金營奸細。這也許渲染得過分，但作者刻意造成這種福星高照、無往不利的印象，使讀者為這樣的人物鼓掌。牛皋除了毛躁的勇氣外，渾身都是致命的破綻，但福運為他編織了一襲天衣，護住命根；又隨時有修道人出面為他指點迷津，或者勇士趕來解危教困：如第二十九回的花普芳，第三十八回的高寵，第五十回的鮑方老祖，第七十七回的楊繼周等人，他們是牛皋的福運感召而來的。並且，這福運也經由牛皋而惠及其他兄弟們：如第三十二回，因為金節強將妻妹許配給牛皋，而使岳飛革去「臨陣招親」的禁令，成就了後來幾件搶親姻緣；第五十回，牛皋意外識破秦檜的毒酒，而挽救全營軍土的性命﹝註55﹞；第五十一回，鮑方老祖贈寶給牛皋，破解楊么的火牛陣，並兩次解救岳飛與牛通的傷病；最有意義的是：岳飛慘死後，諸將雲散，獨有牛皋未死，而活到領導年輕一代的英雄抗金，且為恢復岳家應有的榮譽說項。他憑著福運裡的「長壽」，繼續岳飛未完的使命，在最後的殘局中，與兀朮同歸於盡，延長南宋偏安的國祚，當時岳家軍中年輕一代的將領出陣交鋒時，總認為：「只消牛老將軍壓陣，萬無一失。」（第七十六回）牛皋一生的福運，的確免除了岳家軍的後顧之憂，且總能在平凡的生活裡創造奇蹟，維持人間一股長春的生機。

三、滑  稽

「丑」在戲曲腳色有兩個主要特徵：扮相是搽灰土，其形醜陋；表演則插科打諢，其狀滑稽。關於造形的醜陋，上一節已經分析過，由於前世遺留的「黑虎」形質使牛皋的相貌黑粗，令人覺得武勇可怖，與嗜殺的習性相連；另形狀的滑稽，則是本節要探討的。《說岳》對牛皋的滑稽言行，有出色的描繪。由於是黑虎轉世，保持人獸之間的活潑洒脫，對人世的道德與功業，既不熱衷參與，亦非全然忘懷，只看作酒足飯飽後的事，他最迫切的需要是：到處有美酒美食供他醉飽；一群忠誠可敬的兄弟與他作伴，一些昏君奸臣給他辱罵，一批盜賊任他砍殺，這便夠了，在岳家軍中，這些條件都具備，因此，牛皋得其所哉。當主要英雄與歹人憂心勞形、患得患失的為道德名利互爭長短時，牛皋卻無思無慮，笑口常開。「笑」是丑角的本色，是心靈的餘裕所放射的新鮮開敞的空氣。他所表現的散誕不經的言行，在嚴肅緊張的衝突與戰爭場面裡，便顯得滑稽、不調和，令讀者感到親切與荒謬。他沒有對理想的持久熱誠，也不堅持人為的抽象理念（如忠孝節義之類），不守規矩法度，不顧習俗世故，只憑至性真情的自然流露，且不避諱「酒食」與「殺人」的嗜好，他儼然是個自得其樂的土霸王。這種對於禮教規矩的叛逆性與天生的快樂主義，使讀者暗中喝采，羨慕他的敢於公然自由，以及沒有原則的彈性人格。第五十回，他被岳飛逐出軍營，在碧雲山遇到鮑方老祖，便想：「我與大哥立下許多功勞，昏君反要將藥酒來害我們，不如在此出家，無拘無束也罷了。」正是這種敢作敢為、隨遇而安的性格，使他保持永遠的新鮮爽朗，以及無限生機。對他而言，所謂精神、思想、理念，都是虛幻不實，也懶得去培養、關注，更不會以身殉之；唯一他能感受到生命存在的，是直接訴諸官能的滿足與感情的需求，也就是活生生的現實問題。這種只求保命與快活的人生態度，便是他滑稽言行的根源。第二十回，牛皋與兄弟們準備去打劫，岳飛出面勸阻，牛皋說：「只為飢寒二字難忍。」岳飛乃與他們劃地絕交，牛皋等人也不留戀，只說：「也顧不得這許多，且圖目下，再作道理。」這說明牛皋順俗情的生活觀念：沒有前程的預期，活在流動冒險的生涯裡，不勉強自己放棄當前的享樂而堅持長期的修養。但在《說岳》裡，他卻比岳飛更吸引讀者，因為他洒脫中帶有三分譏諷。由於缺乏慎謀遠慮的能耐，而使其遭遇與回應，充滿了刺激，他對付外界的挑戰時，表現出大量的滑稽與奇絕，能使讀者耳目一新。他似乎自願成為可笑的人物，以不斷更新的丑角姿態來重現人類的野性與童真。最顯著的例子是那毫無節制的胃口：他總是讓自己「吃得撐不住了」，才肯罷休，他把自己完全開放給美酒美食之類的官能滿足，而絕不效法岳飛的每天吃素以感念二帝（第二十四回），或愛吃豆腐以不忘出身（第三十二回）；他有酒先嚐而不論尊卑（第五十回），有食盡吃而不顧他人（第十一回），更絕的是他儘管暴飲暴食，卻不致如王貴的傷脾染病（第十三回）；如此優異的消化系統使他充滿活力，並蘊育出朗暢的個性，對他而言，這便是幸福的根源，他給讀者的印象是：一付可信賴的胃腸，終日打呃到處閒走，遊戲人世如掌心的飯碗與酒壺。

丑角的滑稽表現，即所謂「插科打諢」，對小說主題也許沒有正面的作用，卻能透過隱含的情致而曲折的闡釋與批評，使主題更深化、活化；表面上，它似乎只作陪襯與消遣而已。李漁《閒情偶寄》詞曲部云：

插科打諢，填詞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歡，智愚共賞，則當在此處留神。文字佳、情節佳，而科諢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韻士，亦有瞌睡之時……科諢乃看戲人之參湯也，養精益神，使人不倦。

又「科諢之設，只在發笑」；「科諢之妙，在於近俗」。在一本教忠教孝的小說裡，科諢的安插得當，能增加其可讀性與趣味性。所謂「雅俗同歡、智愚共賞」，即在於科諢的效果乃撤除知識程度的隔閡，而挖掘人事共通的經驗，這種形式是淺俗的，直接打動人們的情緒，抒解人們的神經。發笑的原因則由於丑角所表現的不對稱、不規矩、不合理等醜中之美，這種美，不會引起厭惡與逃避；這樣的笑，是源於同情與諒解。但它與高雅正直的幽默，亦不相似，它是近俗的，是如諺語民謠般的平白流利，能普入每個人原始粗糙的情懷，喚起親切的回響。雖近俗而真誠，不做作不勉強；它並不掩飾世間的醜陋與情欲，而以寬容的心情去看待。

且看牛皋如何滑稽：第九回，兄弟們喝酒行令，以「英雄典故」為題，別人說的都是如關雲長單刀赴會、劉季子醉後斬蛇、霸王鴻門宴之類文雅的辭令，只有牛皋說：「我不曉得這些古董，只是我吃了幾碗，不縐眉頭，就算我是個英雄吧！」正因為他缺乏歷史知識，也不會迂迴的想像，所以能跳出制約性的格套，一切取諸己、還諸身，形成一個圓滿自足的輪迴，他的滑稽在於與別人不協調，卻能別開生面，隨時更新，給人驚喜之感。第十回他酒後私行，竟向楊再興與羅延慶挑戰，要「搶了狀元來送大哥」，他既不自量力，且無視於武考的法定程序，只是任性而為，都無顧忌，結果是被人取笑作樂，反要岳飛來搭救。他在正規的戰陣上雖是常敗將軍，卻不會嫉妒爭功，「好勝」乃性格使然，但不致於逞強枉死；這種富於伸縮性的姿態，流露出滑稽的坦率，第三十回，他請先鋒印，領兵到康郎山與余化龍對陣，被敗落逃，其部卒發箭逼退追兵，牛皋竟說：「妙啊，倘然我老爺下次弄了敗仗，你們照舊就是了。」惹得軍士們哭笑不得。嚴格說，他的本事平常，但行動魯莽，總是給自己惹上危險與麻煩，但憑其天賦的福運，且深得將士敬心，他才能逢凶化吉，只留下許多笑料。他的蠻橫淘氣，使他敢於玩忽國法、頂撞軍法，而同伴們多庇護他免受制裁，而更養成他自以為是的作風。第三十七回，岳飛官拜大元帥，掛出軍榜，共十四條斬罪，其中「笑語喧嘩」與「酗酒入營」二項，犯著牛皋的毛病，他不服氣，故意以身試法：「看他怎樣斬我」；岳飛明知牛皋有意為難，便找個差事把他調開了，這種不識好歹的霸氣，也是滑稽的根源。他對所有法律教條都不信任，只講究人情義氣，教人啼笑皆非，沒奈他何。第四十二回，岳雲犯法當斬，牛皋出面保釋，准他出陣克敵，暗裡卻教岳雲：「若得勝了不必說，倘若輸了，你竟打出番營，逃回家去見太太，自然無事。」他的言行總是這樣潑辣狂妄，違背常理，卻讓人覺得他是赤誠無辜的。他的荒唐滑稽，應被欣賞，而非斥責，因為他沒有惡意，只是不服從教化，不能受拘束，有時他受委屈或被欺瞞，便與人嘔氣，而表現出赤子的心態，醜陋粗壯的成年人卻有著兒童式的言行，確是不協調的。如第十三回，岳飛槍挑小梁王後逃離武場，軍馬在後面追趕，牛皋提議說：「殺回京城，奪了帝位」，岳飛痛斥他這種叛逆的言語，他氣忿的說：「就不閉口，等他們兵馬趕來時，手也不要動，伸長了頸脖子，等他砍了就是。」牛皋對事情的反應是直接而激烈的，只知當下，不計後果，並且，憑其血氣之勇，對外來的侵害，總是徹底反擊的。因此，他對岳飛的多所顧慮與百般忍耐，極為不滿。而他的嘔氣，亦非全然無理，只是情態可掬。第三十一回，岳飛綑打楊虎，使用苦肉計，要他混入鄱陽湖為內間。牛皋不知實情，卻急於出面保釋，減輕杖責。後來破賊而真相大白，牛皋便嘔氣說：「這樣的事，也不通知我一聲，只拿我做獃子，下回打死，我也不管你閒事了。」由於被瞞騙而氣忿，他又把個人的霉運，歸咎給楊虎說：「我以前每次出兵，俱打勝仗，自被他的賊元帥花普芳在水中淹了這一遭，出門就打敗仗。」這種沒根據的聯想，只有牛皋的霸氣才說得出，令人竊笑。

此外，他也有一股膽大心細的氣質，在《說岳》裡雖只表現一、二次，卻是描述其滑稽特徵最成功的地方。第三十八回：「下戰書福將進金營」，岳飛要派人到兀朮營中下書約戰，牛皋說：「除了我，再沒人敢去的。」眾兄弟於是含淚為他送行，囑咐他言行謹慎，免得觸怒對方，牛皋說：「教的言語不會說，有錢難買自主張。大丈夫隨機應變，著什麼忙？」換了文官打扮，獨往金營，果然伶牙利齒，說得兀朮以平輩禮節招待，臨行還酒飯款待，吃得牛皋大醉而歸，這段情節與對話的描述，寫活了牛皋的機智與滑稽：一身文士服飾、一臉莊嚴神色，一席得體辭令，把這段冒險任務做得不卑不亢，有如出門訪友，行禮如儀，最後是盡歡而散。在這個事件的過程裡的牛皋，除了滑稽醜陋依然如昔，竟找不出其他魯莽、毛躁、任性等氣質。

最後還要談到丑角牛皋在《說岳》的特殊作用。即上述三個特徵對整部小說的主題、情節及人物的決定性意義，包括作者對傳統人事的嘲諷、對岳飛受冤致死的不平。「嗜殺」是對文明與罪惡的攻訐；「福運」是免於無理迫害的特權；「滑稽」則掩飾了某些反動的言論。這三個特徵使牛皋與岳飛的人格典型成對此，而又諧和的映照。在《說岳》裡，岳飛是做為忠臣孝子型的儒家英雄，渾身的「自負與自縛，」常犧牲個人的才智與國家的遠景，只為成全他的道德要求，這使他到處受牽制而忍氣吞聲，甚至以死表白。「以身殉名」在儒家是被許可的﹝註56﹞，人們甯可崇拜一個死得冤枉而清白的忠藎之臣，也不要那種為求成功立業而茍活的抗命之將。岳飛自從被母親刺下「盡忠報國」四字，及受高宗御賜「精忠旗」後，便注定殉名死忠的命運。第五十九回，奉詔班師時說：「一生只圖盡忠，既是朝廷聖旨，那管他奸臣弄權？」第六十回又說：「此乃朝廷旨意，你怎敢囉唣，陷我不忠之名？罷罷，不如自刎了以表我之心迹吧。」這種種冤屈、死難、忍辱，都為了成就個人的「一世忠名」，甚至可對「滅強虜、迎二帝」的家國大業，置於不顧；而對於「害忠良、通敵國」的險惡奸臣，也只能說：「且在冥冥之中，看他受用到幾時。」這些消極的心態，使岳飛成為愚忠的典型。

至於牛皋，則除掉官能享受與情緒需要之類的現實問題，便幾乎沒有任何支持他活著或殉身的所謂「理想」，甚至最基本的是非判斷與原則，他亦缺乏。他是順從本能而獨立的存在，週遭的人群與事物，都於他無恆久的意義；他參與抗金救國，服從岳飛領導，並非為著個人抱負的實踐，只是遊戲而已。同樣的，他也殺人劫財，落草為寇，也不必為政治因素而與朝廷為敵。事實上，他所做任何事，都不需正當理由，但隨興所至，來去自如，建設與破壞等值，無可論定其功過。徽宗與兀朮，岳飛與秦檜等人物的天命相剋、因果報應，這段複雜的關係，本與牛皋無涉，但他似乎被派定為監察者或見證人，而須耐煩的旁觀他們之間的爭執、迫害與受苦，卻沒有插手餘地；一切事件按照預定的次序發生並進行，他無法扭轉或中止。但後來因為岳飛死了，而兀朮尚未降伏，只得由牛皋暫時撐持局面，等待第二代英雄繼起，完成後半段的事業。《說岳》結場詩云：「因將武穆終身恨，一半牛皋奏大功。」這應是附帶的成就，夏志清認為：戰爭小說裡的朝廷，都是昏君與奸臣，他們共謀佈置一個陷阱，誘使忠貞正義的英雄，長年流落在外，與敵人做無休止的戰爭，且因為得不到政府的後援而兩面受制，凸顯出英雄的孤立卓絕。昏君或許無罪，卻不夠機警，或由於軟弱，以致於消極的縱容（通敵的）奸臣，而處處令英雄為難。而英雄本性又是刻苦耐勞，不敢把精神上的壓迫與現實上的匱乏，上達於天子，只有默默承受內憂外患的職責，謹守被掣肘的崗位，把所有精力與悲苦全部發洩在抗敵禦侮的行動。﹝註57﹞由於其責任總是超過有限的授權，又加上道德修養的自制，遂扼殺了英雄的勇猛與豪氣，成為抑鬱冤苦的形象。並且，既不能寄望於朝廷的支援，又放不下對天子的忠貞，他只得與其小集團相依為命，設法獨力抗敵。小說作者以這種模式塑造英雄，卻恐讀者不能充分體會英雄的困境與冤屈；且作者也有指斥與批判的衝動，卻怕政府當局的檢查；於是採取委婉的方式，創造丑角型人物，透過他粗魯滑稽的言行，而賦與他指責奸臣、謾罵朝廷，以及為英雄申冤雪恥的特權。作者處心積慮的把這個人物安插在英雄集團的次要地位，並使他成為半瘋半傻的造型，以便發揮他的特殊作用。由於依附於主要英雄，可以名正言順的代表英雄發言；又由於神智較低，說話即使激烈忤逆，也易被原諒。就《說岳》而言，牛皋的叛逆意識極露骨。第十三回，岳飛槍挑小梁王，與眾武舉反了校場逃出京城，追兵前來，牛皋說：

眾哥哥們不要慌，我們都轉去，殺進城去，先把奸臣殺了，奪了汴京，岳大哥就做了皇帝，我們四個都作了大將軍，豈不是好？還要受他們什麼鳥氣？還要考什麼武狀元？

在集團相依的意識下，岳飛是他心目中唯一的英雄，論才情、智慧、膽識、德行，都夠資格做皇帝的。他並不明白朝廷正統與倫常尊卑的不可僭越，也沒有由效忠皇室以達成國家統一的觀念。他是認定「勝者王，敗則寇」的道理，一切事情都可以武力解決。在他認為，皇帝也只是個人，甚至是個平凡庸懦的人，由這種人與奸臣所組成的政府，何必向它表示臣伏，忍受其迫害與羞辱？為何不能取而代之？當時岳飛的反應是：「你敢是瘋了麼？快閉了嘴。」岳飛並不曾體會牛皋話裡的事實，他認定皇室所象徵的政統與主權，而感到牛皋話意的叛逆性與危險性。第十四回，牛皋與岳飛擊破王善的賊兵後說：「雖不得功名，也給我殺得爽快，有日把那朝內奸臣，也是這樣殺才好。」這次，岳飛只說：「休得胡說！」奸臣該殺，確為事實，即使付諸行動，亦可借「清君側」之名，而不致有前番那種「弒君篡國」的罪惡。以岳飛的忠直謹慎，雖在政治與軍事方面忍受太多不公平、不合理的對待，卻不敢有任何「指斥乘輿」的言論，而只能把皇帝的昏昧，歸咎於奸臣的蒙蔽而已。第三十回岳飛向楊虎說：「天下英雄，皆為奸臣當道，失身甚多，本帥當年在武場，每曾受屈辱……當今天子敬賢愛才……。」這是岳飛初得高宗重用時的言論：雖說奸臣當道，還喜皇帝聖明，前途仍有可為；但第五十九回，奉詔班師時，他卻要承認，只憑皇帝個人的才德，並不足以抵拒滿朝奸佞，他說：「方今奸臣弄權，專主和議，朝廷聽信謊言，希圖苟安一隅，無用兵之志，不知將來如何？」他已知勢不可為，卻仍堅持個人「效忠朝廷」的信誓，不敢對高宗有不滿的情緒。因此，他可以承認牛皋的話有部分是對的，但他又有責任制止牛皋大逆不道的言論，就《說岳》的人物設計而言，牛皋代表多數人情感上對昏君佞臣的指斥，岳飛則代表理性的顧忌與掩護的面具。

牛皋的謾罵，在某些方面刺中專制帝王的自私與不仁，如第四十六回，他說：「我家元帥立了多少大功，殺退金兵，那康王全無封賞，反將他黜退閒居；那些無功之人，反在朝中大俸大祿的快活。」第四十七回又說：「那個瘟皇帝，太平無事，不用我們；動起刀兵來，就來尋著我們，替他去厮殺，他卻在宮裡快活。」國君對將帥的關係，淪落到只利用而不信任的地步，當然會遭到相對的不滿。但岳飛仍堅持說：「君要臣死，不敢不死。」牛皋不能諒解岳飛這種愚忠，何況其結局只是換取一連串的迫害。第五十回，牛皋識破毒酒，咬定是高宗指使下毒的，於是把三百罐御酒全部打碎，還要殺欽差，上京質問。第六十四回，岳飛下獄死，牛皋發誓殺入臨安報仇，卻被岳飛陰魂阻撓，忿而投水自盡，卻淹不死，只得仍往太行山落草。直到第七十四回，孝宗即位，遣使臣招安，牛皋說：「大凡做了皇帝，盡是無情無義的，我牛皋不受皇帝的騙，不受招安。」這些話強烈的說出牛皋對專制政府的不滿，也足以代表政治史中醜陋的真相：皇帝的賞譽，多是騙局，是對臣下的奴役；崇德純忠之臣猶可於千辛萬苦中以綱常自慰；但那些講求現實，性烈如火的豪傑之士，則無法容忍這個事實，因此，他們若非絕意仕進，全身而退，便是滿腹牢騷、反目成仇，而牛皋替他們說出心裡話。

最後，本節關於丑角牛皋的探討，有個小結論：從上面對這個人物在《宋史》列傳的忠勇形象，到戲曲小說的丑角造型，淵源流變的分析，及在《說岳》裡作為岳飛背影所表現的三個性格特徵，可了解這類型人物在英雄小說中的特殊作用；也可與其他小說的同類人物如李逵、程咬金、焦贊、焦廷貴等，作類比的研究，以便於全面性的了解。但本文只能就《說岳》的牛皋，作個案的處理。

李厚基於〈讀說岳全傳〉文中﹝註58﹞，也曾論及牛皋的性格特色，可作為本節的參攷結論：牛皋是個封建性賦稀薄，而又有較完整性格的人物，作者對於他，沒有抽象的誇張，反而使他顯得自然可愛。他是個魯莽的漢子，心直口快，純樸忠厚，是非觀念強，講義氣；遇見不合理的時候，敢罵敢反抗，這樣具有叛逆性格的人物，能跟岳飛東征西討，一則是出於他對祖國的熱愛，一則由於兄弟間的義氣，他無視於封建禮法與皇帝的聖旨，他充滿自由的氣息，不願與虛偽做作的統治者打交道。在戰鬥中，他樂觀、機智、勇敢；平時行為也很詼諧、幽默；有時還悄悄出些壞主意。這都使他在小說裡有血有肉，格外可親可愛，他是《說岳》裡刻劃得較成功，而應被肯定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