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七十七年三月十八日聯合報十七版）

去年一群雜誌業者走上街頭「自力救濟」，抗議印刷品郵資太貴，並揚言罷免主張印刷品郵資漲價的立法委員，結果郵資漲還是漲了，雜誌業也還是一樣在經營，好像沒有發生過什麼事一樣。

同樣在去年，美國將中美著作權談判草案送達我方，輿論大嘩，認爲美國漫天喊價，台北市出版公會與著作權專家研商，擬定一個相對草案，結果這個相對草案十之八九被內政部採納了。

同樣是民間的意見，一個被排斥了，一個被接納了。雜誌業和出版業都在「自力救濟」，雜誌業走向街頭，出版業只在會議室討論，結果走上街頭的並沒有成功，在會議室討論的却成功了，這是一個値得注意的問題。

出版業者的相對草案，有公約和外國立法例爲根據，有學理的基礎，民間的意見經過學術的包裝，如果政府沒有更好的意見和政策，當然要加以採納。目前的出版品郵資的確太貴，雜誌業的意見如要被採納，背後應該有學理上的基礎，這些基礎至少包含世界主要國家的郵政結構、印刷品郵資的統計數據、台灣的特殊情況分析、雜誌郵資所以需要優惠的理由等等。如果沒有學理的基礎，政府在照顧全體利益的原則下，特別照顧一個行業的利益，當然會有所猶疑。

目前我們社會由緊控突然鬆弛，政府的政策權威性不足，民間的意見又特別多，政府往往不知道要聽誰的意見。因此，如果有成熟、集中性、有學理基礎的意見，往往很容易被政府採納。所以各行各業研究發展團體，在未來將顯得特別重要。這種團體，可以結合業者與學術界的力量來彌補政府施政功能的不足。

出版業是文化的火車頭。目前出版業有很多問題待解決，例如大陸出版品問題、紙價與郵資過高問題、美國翻譯權問題、發行制度問題……等。這些問題都需要專業化的知識與專業化的研究，不斷地調查、磋商、討論，才能提出解決的方法。而且這些問題只有業者自己研究最適合，很難期待由政府來解決。所以出版業實在需要募集基金成立一個研究發展的基金會，使這個行業更健全、更茁壯。

在過去，出版業大多各自爲政，還沒有眞正養成爲共同的公共利益互相合作的習慣，爲了改善出版的環境，爲了共同的文化理想，現在是檢討的時候了。

（轉載自蕭雄淋著，著作權法漫談（一），頁215~216，著者自版，199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