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自立晚報」民國六十九年一月三日第四版）

我國一向法治觀念淡泊，注重人情與倫理，價値觀多以傳統禮敎及固有習尚為標準。古云：「半部論語治天下」，古代法官以儒家哲學為判案的重要依據，現代法官更大談情、理、法，情與理猶在「法」之上。法官已然如此，一般人更不用談，一旦遇到事情有了爭執，往往請有力人士來「擺平」。一談到法律，人們就起了反感，把動不動談法律的人和橫眉豎目的惡霸等量齊觀，殊不知法律是判斷是非最客觀的標準。一國之中，最不重視法律的，恐怕是文人。俗語說：「儒以文亂法」，文人雖不致於以文亂法，但忽視法律，不懂法律却是事實。著作權法雖是保護文人權益最重要的法律，但是重視它的人却不多。目前政府正有意修改著作權法，可是，看到被保護的人反映並不熱衷，所以修改也草草應付，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

按理說，文人雖不是「宣傳家」，但勉強可說是思想的「傳播者」，其一言一行都廣泛地影響到人們的思想和判斷。所以文人對於其正當權益的爭取，應該不會像中低階層人士 ，有「下情不能上達」之苦。可是事實擺在眼前，我國文人的物質生活，却一直未見有所改善。以小說家來說，美國最近有一位小說家出版一本小說的報酬是四百萬美元，日本小說家一年所得最高可達四、五億日幣。我國小說家除少數特殊情形，一年可有數百萬元新臺幣的收入外，大部份都是業餘者，無法成為專業作家。小說家情形已是如此，其他文人更不用談。難怪有人說：「作家是一種被憐憫的行業」！

我國文人生活清苦，著作權保護不周可能是主要原因。以電影業來說，一部電影中，劇本著作人和導演應該是主角，演員名星只是像布袋戲的傀儡而已；可是我們却反其道而行，演員的報酬較劇本著作人的報酬多出十倍、二十倍。其原因之一是劇本得來容易，情節抄襲普遍，繁露的「養女湖」案只是一個例子而已。以出版業來說，目前出版界普遍不景氣，主要是出版社一有暢銷書，就被盜印，像「人生的光明面」、「人性的弱點」，都有十餘種盜印本。出版社一有暢銷書就被盜印，沒有暢銷書還要賠本，難怪要不景氣。出版界不景氣，稿費及版税無法增加，而作家待遇低，也沒有動力刺激其產生好作品。沒有好作品，出版物又賣不出去。如此惡性循環不已。

我國著作權法自民國十七年施行迄今，只修改寥寥幾條條文，基本的制度和精神，一點也沒有改。我國著作權法是抄襲明治年間日本的「版權條例」和「版權法」而來，完全是十九世紀的産物。日本在昭和四十五年（一九七○年），修改了著作權法，從舊法的四十六條，增加到一二四條，美國著作權法在一九七六年也修改了，這部著作權法光文字就有四、五萬字，規定十分詳盡。從一九五六年就集合出版家、作家、音樂家、演藝人員、專家學者共聚一堂，經過二十年的反覆討論才定下結論。我國著作權法自六十八年年初由內政部官員開始著手修改，經過沒幾個月，已完成草案。這與美國相比，我們實在不得不承認，美國的確是「先進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