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傳統結構」概念的確是個很廣泛的指涉。但是，我並沒有說過：批馬=傳統社會結構=反改革。

我並不對所有批馬的言論表示不同意，更不會說批馬言論都代表傳統結構。這一點，恐怕是對我的言詞的過度推論。

重要的是，作為「結構」與主觀意向往往是有區別的。也就是說，我們的行動構成某種結構的一部分，但是，我們往往並不是有意識地要去促成那種結構狀態。我認為這是「結構」概念的重要性質之一。傳統結構的agent（或可譯為「踐行者」）往往並不是有意識地要去強化該種傳統。但是，我們不能因為不是有意識促成就自覺無責，而應該更有意識地去找出構成傳統結構的行動為何，並檢討自己是否也有意無意地做出這種行動。強調檢視「結構」概念，就是要有意識地檢查我們的行動在構成結構上的作用。

至於是否挺馬就被認為是搖尾系統，當然要看發言者的內心想法。不過，我已經多次受到類似譏嘲，譬如不久前就有人說我要嘛是白癡，要嘛是「馬英九養的狗」。受這種氣多了，的確容易變得敏感。這時候，有人劈頭就跟我談搖尾系統，我雖然不能確定是否有影射之意，但是的確容易朝這個方向來理解。這點還請原諒！

我願意為我前信的語氣表示道歉！

關於柏楊，以下是我在另文中所寫的一段文字，意思比較完足。

「我並不太欣賞柏楊先生，我認為他還不適合擔任思想導師。柏楊先生批評時政，用語較尖刻，但是少了社會科學的理論架構，問題分析並不深刻。」

我對柏楊有更多的想法，在此難以深論。我在我的部落格文章中，其實曾數度提到他。他的雜文書，曾是我青少年時期所愛。

就學術而言，柏老所寫的〈中國人史綱〉與柏老的白話版資治通鑑，都有一定貢獻。另外，他所寫的〈醜陋的中國人〉好像也普受重視。

但是，總體而言，我的確不認為他適合承擔思想導師的角色。他的文風，與魯迅有些近似，但是就思想深度與文采而言，他似乎略遜於魯迅。然而，即使是魯迅，我有一定程度的佩服。卻也不認為魯迅適合扮演思想導師的角色。

或者，反過來說，正因為魯迅曾經扮演過中國大陸思想導師的角色（因為毛澤東非常推崇魯迅），結果好像帶給中國大陸的是走向文革浩劫的悲劇。

如果把文革歸咎於魯迅一人，當然不恰當。但是，魯迅很可能是重要的文革思想推動者之一。

魯迅與柏楊，對批判社會與時政，都有一定程度的洞察力，因此也有利於社會改革的推動。但是，總的來說，我認為他們的思想走偏鋒，批判的矛頭指向了不很恰當的對象與層面，以致所可能引導的改革動力含有非理性的力量。

對我而言，重要的是結構的合理化。在結構極不合理的狀態下，個別人即難有積極作為，縱想有積極作為，往往也被結構扭曲，效果難見，甚至好像推向負面。

對於這種結構不合理的情形，需要理性而深入的討論。但不論是魯迅，或是柏楊，都太感性、太多的情緒，也太泛道德化，而且欠缺社會科學的訓練，所引用的思考、分析架構是不足的，甚至是有問題的。

上述意見並不是在讀到你的文字以後形成，而是早就已經形成的想法。

總之，我的結論並沒有改變。我不認為柏楊適合擔任思想導師。

你可以不同意我。但是，我並不準備收回我說過的話。我只為我先前的口氣欠委婉表示歉意。（至於口氣欠佳，因為我先前認為你在影射我是搖尾系統的一部分。這點也許是出於我對你語意的誤解。）

再補充幾句話。

我的說話對象，不是馬總統（我估計我的文字也極不可能讓馬總統讀到）。我的說話對象是一般民眾。而我也認為，我們一般民眾的文化習性與行動模式是有問題的，是需要被改變的。而且，我認為這部分的問題遠比執政者的作為的問題要嚴重，也影響更大，因為是「結構」的主要內涵。然而，多數人的目光總是朝向執政者，以為他們才是決定前景的關鍵力量。

總之，民眾並沒有真正認為自己是主體，而把目光完全朝向執政者（我認為這是一種依賴的心態）。而民主制卻是假定民眾是主體。這樣其實是體制紊亂的狀態。人民變成是有（政）權而無責的一種力量。

由於若想達成共識，需要討論的面向太多，我謹以條列式簡覆如下。

一、我並不太欣賞柏楊先生，他還不適合擔任思想導師。

二、我並不在意馬總統個人的禍福。我之所以挺馬，不是為了馬總統個人，是為了社會整體的福祉。

三、馬總統的施政遭遇困境，問題不完全是在馬總統個人，而更多是反映社會結構的問題。這個結構本身的問題遠比馬總統個人的問題嚴重得多。

四、馬總統或許可以改變自己以適應這個社會結構，但是，結果我們將見到這個結構的不斷再製（或說「複製」，比較容易理解）。

五、對馬總統的批評聲浪絕對不少，而是洶湧而來。我估計臺灣至少有數百萬人在罵馬，而馬總統能接收到的批評訊息，多到數不完、聽不完。

六、許多人似乎還以為現在還是君主專制時代，所以敢於批評領導者的事既鮮見，又可貴。像歌詞裡說的：「拼了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不對，現在不是君主專制時代。君不見南方碩隨時批馬，他有什麼麻煩上身嗎？連菜市場的阿巴桑見到馬總統也敢隨意嗆聲。嗆馬有什麼難嗎？

七、重點並不是馬總統是否警惕自己，君不聞，馬總統被罵成「父子騎驢」，那是什麼意思？是被罵慌了，不知所措的意思。當然，這是否屬實，終究難以確知。但是，批馬、罵馬，使馬有所警惕。這不是問題真正的重點。

八、我們社會存在著內部的深重矛盾，這是最關鍵的結構問題之一。但是，大家普遍輕估了這個矛盾所可能帶來的執政困難。執政者任何的行動都因此而遭到相當比例的一群人的反對。同時，雖然反對者的人數未必一定較多，聲浪、氣勢卻未必小，因為反對者通常較激情。而臺灣社會的基本結構已經決定了會永遠存在著相當比例的反對者。

九、許多原先票投馬總統的人，此刻都已經改變，開始對馬抱持批評態度。這倒未必是因為馬已經被證明錯誤，而是人們對馬失去信心。而失去信心大體有兩面的原因，一是馬的問題，一是民眾的認知問題。我的討論是要告訴大眾，請注意反省自己的心態、自己看事情的觀點。當哥倫布航行在大西洋上，久久未能找到陸地，水手們就對他失去了信心，並要求回航。如果哥倫布聽取了水手們的意見，那麼，美洲新大陸的發現就將延後。當李西樸嘗試開通蘇伊士運河而遇到財物困難時，如果他聽從抗議意見，停止工程，運河的開通也將不知道延至何時。所以，關鍵時刻，我們的抉擇更要審慎。

如果我們要做出嚴謹、負責的討論，似乎應該先就「無能」、「人格卑劣」等判斷語詞做出操作性定義，然後，舉出充分經驗事證，證明馬總統果然符合前述無能、人格卑劣等的操作性定義。

如果人們並沒有這麼做，只是自己憑感覺逕行認定馬總統就是「無能」、就是「人格卑劣」，那只是這些人自己一廂情願的說法，缺少客觀有效性，也缺少可參考性。

再者，如果我是反馬人士，我大概會說，即使只是能騙人其實也是一種能力，只是這種能力是走偏鋒的能力，能騙人的人未必有能力做好實業或其他工作（當然，能否做好某件事，關鍵或許並不在能力，而在興趣與性格特質），而且，有這種能力的人按照定義應該是不符合美德要求。

我們的討論最好能明辨不同的概念與判準(criteria)。美德是一回事，能力是另一回事，而能力又可以再分成不同的能力向度。討論時不宜任意混淆不同的判準。

對我來說，如果認為馬有騙人能力，卻又說馬「無能」，這就有點自相矛盾。當然，說馬「人格卑劣」，恐怕缺少充分事證，只是一廂情願的說法。

當然，我不是反馬人士，我不認為馬騙人。如果說馬眼高手低，或者低估改革的難度，有些承諾未能實現，或許較近於大家的觀察。

但是，我也多次表示過，馬最被詬病的問題就是經濟沒搞好，但是這裡有明顯的非戰之罪的成分。如果沒有發生世界金融風暴，而馬的經濟還搞成現在這樣，我也會站出來批判馬總統。但是，事實就是已經發生了金融風暴，已經明顯出現世界經濟不景氣，這時候完全不帶同情地批判馬總統經濟沒搞好，這實在並不公平。說馬總統沒有做到承諾是騙人，也嫌太過。

我們的媒體奉行自由主義，而且是自由主義中的較有問題的一種，骨子裡，求的是名利，卻總是用上冠冕堂皇的理由，像是「言論自由、新聞自由、人民知的權力」之類，其實主要還是方便自己求名求利。蘋果日報大概是集大成者，但是其他媒體其實也好不到哪裡去。

媒體喊自由，並且強調這種言論、新聞自由無害於社會。這是在利用自由主義思潮。媒體仗著自由主義這個尚方寶劍，無視於美德與良善生活的需要，也無視於最新的研究結果：許多媒體的確會助長偏差行為（特別是社會學習理論的相關研究）。M.J. Sandel的討論，正是在批判這種自由主義思潮。這種思潮早已經造成對社會的傷害，亟需被糾正。

台灣的民主植根尚淺，還需要用心呵護，但是媒體卻在戕害台灣的民主發展，的確令人深深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