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嘗試要指出：傳統中國社會是以人本主義思想為長期文化主流（而西方則是在近代漸漸從神本思潮轉向人本思潮，且後者從未完全取代前者）。但是，這種說法顯然留下許多待解、待答的疑問。好比說，也許有多數人會認為：人本主義與民主、自由、個人主義等是同一掛的概念，換言之，西方所擁有的民主、自由與個人主義才能與人本主義相容、相匹配；反之，傳統中國社會不民主、不自由、非個人主義，又何來人本主義一說？我對這些疑問是有想法與嘗試性的答案。只是，很難在一篇雜感式的臉書貼文裡交代完整。其實，我曾在零散的其他貼文裡有過討論，但是，並不太會有什麼反響。

有許多學者曾指出，（近代）西方是「個人主義」的，而中國則是「集體主義」的社會。還有許多學術研究嘗試論證此一說法（譬如美國學者Harry C. Triandis、荷蘭文化學者Geert Hofstede與韓國學者Ken I. Kim等就是）。但是，我對這種說法是不同意的。我認為傳統中國社會既不是個人主義，但也不是西方意義的集體主義，至少不是以次群體式的集體作為生活的基本單位，或作為價值朝向，而是以家庭、家族為基本單位與價值朝向的。也就是說，傳統中國只能說是家族主義的社會，而不宜說是集體主義社會。

那麼，人本主義會邏輯地導致個人主義的價值朝向嗎？從而，傳統中國的非個人主義也就反映出是非人本主義？

這當然與我的基本觀點不符，我也不認為人本主義就會邏輯導出個人主義價值。當然，個人主義會強調個人自由，而人本主義很可能是傾向肯定個人自由原則的。不過，肯定個人自由原則不必然拒斥為個人福祉與情感流向而讓渡自由。從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就並不是一種反個人主義的政治理論。同樣地，人本主義也可能同意讓渡個人自由以成就家庭價值。我認為，傳統中國社會是以讓渡個人自由以成就家庭價值的模式。

讓渡自由以成就家庭，應該是一種最人性化的選擇，因為愛家人是個人最自然的情感。不過，更重要的是，在傳統中國家族主義社會中，其實允許了相當大幅度的個人自由空間，特別是相對於後世的所謂公權力而言。我的意思是：在家族之外，個人是被允許很自由的，至少在理論上很少提出對個人的限制。

可能是受到近代西方的對照性認知，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傳統中國，似乎很少賦予個人自由權利。統治群體對人民基本上是採取高壓式的統治。黑格爾也輕蔑地說，中國只有一人是自由的。但是，這不是關於傳統中國社會中個人自由狀態的完整描述。

傳統中國社會裡統治高壓的存在，當然也包括少數統治者的過度自利傾向與不安全感，但是，其實應該更多是出於結構性的需要。一方面，正因為缺少自然形成的一致服從，所以會需要高壓統治。一旦撤除統治高壓，很可能會立即陷入「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的混亂狀態，而那會是更糟糕的局面。而會各吹各調，反映的恰是各個人間的某種異質與「自由」。高壓統治的根源，還有另一層結構性的促成因素：統治群體的利益與被統治者的利益的不一致性。

大概許多朋友看到這裡會啞然失笑。統治者的利益與被統治者的利益不一致，這難道只有傳統中國社會才有？這難道不是一種最普遍的情形？是的，它是很普遍，但是，在不同的社會結構條件下，程度可能會很不同。

馬克思提倡階級鬥爭革命，失敗之餘，認為是大眾缺少「階級意識」的結果。也就是說，無產階級大眾不能正確認識自身的階級屬性與彼此間的共同命運，所以彼此無從團結。反之，我以為，傳統中國社會的大眾卻有著太強烈的家族意識，而很難跨越家族來建立合作關係，甚至國家也因此無從團結以禦外侮。即使是在二十世紀的對日抗戰中，中國人還是有很多人不願意棄家從軍以抗日。而在更早的明清對抗中，明國國民也很難團結一致對抗清軍，以致讓少數清軍能勢如破竹統治中國。

總之，國家層級的不團結，是出於家族層級過於團結的負面副作用。而統治者必須面對這種結構局面。而在缺少更有效的技術的前提下，他們自然選擇了高壓統治。

高壓統治當然不是中國人本主義思想的目的，卻與它有間接的關係。這裡面，家族主義意識的形成對於統治型態的影響可能具有關鍵意義。在日本的武士領主制下，領民內部比較難形成強固的家族主義意識，而比較容易接受以領民作為自己的存在身分，所以認同領主。從而，一個領主轄地之內較容易形成一個團結單位。即使有統治與被統治者間的對抗，也比較是個人或小家庭對領主的對抗。當然，真正的對抗更多是不同領主或大領主與小領主間的對抗。

我不是在說日本沒有高壓統治，而是要說傳統中國社會中的高壓統治，那種「高壓」是因為統治力量的外在性與微弱性。統治勢力外在於人民（因為人民自成許多小集體，且有強烈的家族小集體的團結意識），所以統治者只能依靠（外部）高壓來進行統治。反之，日本領主制社會反而更有可能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團結為一體。所以，統治更有可能憑藉社會控制力（非直接暴力），更有可能發展出大集體規範。

如果暫時將專制統治這個變項加以控制，像傳統中國這樣的家族主義社會很可能比個人主義社會更有人情味，更能讓人自然覺得舒適、自在。個人主義社會裡人際關係很可能過於冷漠，人更容易缺少溫馨感與安全感。只是，問題在於人太容易陷溺，陷溺於依賴、思考怠惰、習於主觀思考模式、缺少超越家族的集體規範等。這種結構特徵，與專制統治形成一種結構結叢(complex)，相生相賴。

我說傳統中國統治勢力的微弱性，是相對於整體社會結構而言。相對於個別的人或家庭、家族，統治勢力當然是顯得很強大的。問題是，當統治者要改變整體社會結構的時候，就會發現自己的力量是多麼微弱。以宋神宗與宰相王安石的力量結合，都難以成功實現變法以改變中國之夢，就可一窺統治勢力的相對微弱性。

專制或暴力，反映的應該是統治勢力的微弱，而不是強大。但是，我們常因為對專制、暴力的情緒感應，而主觀上誇大專制、暴力統治的強大。我們也容易把由暴力所勉強統合的狀態誤以為是這個社會的集體主義性質的顯現。更重要的，我們也可能誤把暴力視為是傳統中國社會的普遍政治常態，而忽略它的人性化面向。

我們不妨看看，蘇東坡在黃州任團練副使，他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已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這裡所描繪的可能是個傳統中國具有一定典型性的文人官吏的生活與心態。他想的是如何專制、暴力對待人民嗎？是一個科層官僚的有效管理嗎？恐怕都不是，那更像是一個帶有個人主義浪漫氣息的心靈。

也許有人說蘇東坡並不是傳統官吏典型而是少數特例。就他的才華而言，他的確是極少數。但是，就他的為官生活型態而言，卻可能還是有代表性的。傳統中國社會的官僚治理型態，就是鬆散的、低度管理的型態。官員則主要是以文人為典型。能寫詩的官員很常見，但是，他們到底有多少科層幹部的訓練，就非常可疑。

我要說的重點是，傳統中國的統治，特別是相比於歐洲或傳統日本的武士領主制，是低度管理的型態。而很可能也正因為是低度管理，當必須要動員大量人力的時候，卻很可能更必須使用暴力才能驅動。而這與集體主義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專制統治還有一種重要的形成原因，那就是缺少理性溝通的習性。華人文化下，理性溝通之難，可說是至今猶然。台灣國會打架的現象，正反映出這種缺少理性溝通習性的問題。我認為這部分是道德主體性原則無形中鼓勵了主觀認知的結果；而缺少宗教力量所促成的集體精神統合則是另一層原因。西方因為基督教而促成集體精神統合，又憑藉希臘理性主義與羅馬法治制度而促成理性溝通習性。傳統中國社會在這方面的欠缺，使各方很難通過理性溝通而產生共識，也因此而形成對專制形式的實際依賴。

總之，傳統中國的專制可能有其結構的需要性與適合性，它當然不是人本主義的目的或理想，但是，某種人本主義所幫助促成的結構特徵卻有可能使專制更顯必要。

最後，我想再強調一遍：傳統中國的人本主義思潮，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可能影響複雜、利弊兼具。如果以為人本主義必然美好，與專制、暴力必然不合，而否認傳統中國有人本思想；或是忽略傳統中國的人本主義思想所可能帶給中國的負面影響，譬如行為放肆；又或者因為中國的人本主義思想就認為中國的不美好都是外緣因素的結果，這些恐怕都是有問題的看法，需要再做深刻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