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文言文教學

　　上（2）個月，立委陳亭妃舉行「教育部吞噬台灣本土文學」記者會，有學者指出：高中國文課文言文比例過高，將吞噬台灣本土文學（註一）。其實，文言文與台灣本土文學屬於不同領域，不能混為一談。

　　文言文撰寫台灣本土文學，所在多有。即以最早的台灣遊記《裨海記遊》（註二）為例，就是用文言文撰寫；另外，本土作家吳念真的家鄉九份，有三個重要碑碣－修築道路碑、頌德碑（註三）及招魂碑（註四），其碑文也都是用文言文撰寫。其中，修築道路碑有段「…沿路之策蹇乘輿，擔簦躡履，呼於前、應於後，交臂絡繹而不絕者…」，頗有歐陽修《醉翁亭記》的味道。

　　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沿襲原居地的文風，事屬必然。日治初期，並未壓制漢學，只是當時文風仍然從事一些「文字遊戲」，因而被批評為：「諸君怎的不讀些有用的書來實際應用於社會，而每日只知道做些似是而非的詩，來做詩韻合解的奴隸，或講什麼八股文章替先人保存臭味。」（註五）直到日治中期，才由張我軍（註六）率先提倡白話文，作家龍瑛宗讚譽他是「高舉五四火把回臺的先覺者」。

　　時至今日，文言、白話之爭，方興未艾。杜正勝擔任教育部長時，就與詩人余光中互嗆，杜批評余「腦袋沒有轉過來」、「心理不正常」；余光中說：「文言文讀通的人，腦袋都很清楚！」又說：「使用白話文，也可以講出頭腦很舊的話。」他認為：民初提倡白話文的學者，文言文底子都很好，文言文吃進去，可以吐出很好的白話文，就像桑葉變成蠶絲。余光中雖唸外文系，卻勤讀文言文，因而能夠寫出漂亮的現代詩（註七）。
　　事實上，文言、白話各擅所長，孰優？孰劣？無須本人贅述。只是，批評文言文會讓人「腦袋不清楚」，實乃過於專斷！本人在職時，能夠替長官撰擬講稿，乃得力於早年鑽研古文。如今，又自許為「公文達人」，除累積行政經驗及熟識相關法規外，主要還是文字掌握能力。這種能力，絕非不學文言文，只唸白話文，可以達成。

　　陳立委擔心文言文吞噬台灣本土文學，真正原因是文章背後的大中華思想。個人以為：不如選擇描述台灣本土的文言文，如《裨海記遊》部分章節，一則維持課本文言文的比率，再則藉以了解台灣過往的人事物，誠可謂兩全其美。

註一：參見http://www.epochtimes.com/b5/14/2/21/n4089126.htm

註二：參見【不分類/台灣也該有一條「奧之細道」】乙文。

註三：參見【九份的故事/頌德公園】乙文。

註四：參見【九份的故事/壘壘墳塋】乙文。

註五：引自1924年4月21日《台灣民報》第2卷7號，張我軍〈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

註六：張我軍（1902~1955），板橋人，留學中國，旅居燕京時，與連震東、洪炎秋、蘇薌雨並稱「四劍客」，是台灣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的導火線引燃者。前中研院副院張光直，為其次子。

註七：參見http://mag.udn.com/mag/edu/storypage.jsp?f_ART_ID=28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