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過去幾年已經反復論證過，現代人類社會充滿了非理性的因素，放任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自然會導致非理性的多數壓倒理性的少數。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在無監管的大衆媒體上也會同樣體現出來（參見前文《大衆媒體的内建矛盾》），所以指望靠輿論來糾偏是緣木求魚。

我以前還提過，政治的目的在於公衆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政治裏面的所謂理性，就是任何能夠幫助公衆達到整體利益最大化的心態、知識和思考能力，這要求每一個理性的成員都能原則上瞭解公衆利益背後極端複雜的方程式，包括所有相關的專業知識，並且在牽扯到自身得失的議題上，依舊保持客觀的態度。換句話說，他不只是位賢人，而且已經到達了聖人的門檻。指望多數民衆有這樣的素質，當然是不切實際的；一個奠基於如此不切實際的假設的政治制度，自然禁不起長期實踐的檢驗。

我在前文《放任經濟學的邏輯謬誤》裏，詳細討論了一個公衆利益最大化的簡單特例。但是即使在那個已經極度簡化的例子裏，只憑個人的理性+道德還是無法達到全局的最優解。然而一個系統（System）越複雜，求最優解就越困難，所以現實的政治社會問題絕對是遠超一般人的理解能力。可是不論是什麽樣的政治體制，要與先進的科技、複雜的社會、市場化的經濟相匹配，仍然必須容許每個公民相當程度的發言和爲自己做決定的自由和機會，這就對公民的素質劃上一條底綫。換句話説，一般公民或許無法對尋求和執行政治上的最優解有貢獻，但是至少他們不應該成爲阻礙。

上述的公民素質底綫，最最最最基本的，是不要損人不利己。

損人不利己，乍聼之下好像很容易避免，可是在現實裏卻俯拾皆是，這是因爲它並不等同於存心害人來自嗨；這裏的重點在於“存心”那兩個字。例如林義雄的堅持反核，其結果是臺灣在未來一代人的時間裏，因爲缺電會損失至少千億美元級的經濟產值，相當於2萬人必須因此燒炭自殺（假設負面後果由這2萬人集中承受，參見前文《政府的第一要務》）。實際上林不可能因爲經濟發展遲滯而獲利，而且缺電之後，緊急上馬的發電產能反而有更嚴重的空氣污染，他的肺也必須一起承受。顯然他並不是存心要如此；他的害人以自嗨只能是基於無知。（我並不是說每個核電計劃都必須無條件通過，而是應該客觀理性地分析評估；反射性的自動反對卻必然是錯的。）

除了無知之外，另一個常見的心理因素是無感，就是根本不在乎損人不利己的純粹負面後果。這一般是源自一個普世的心理趨勢：黨同伐異。我在前文《人類的起源》裏解釋過，人類演化的過程，絕大部分圍繞著不同幫夥（Band）之間的殺戮和競爭，所以心理上尋找認同和敵對，是演化的自然結果。如果讀者不認爲自己有這個心理趨勢，可以自問一下，是否有特別喜歡、支持的球隊或明星，是否對他們的競爭對手有敵意，以及這種黨同伐異的認同是否有任何理性的事實和邏輯基礎。

成爲球隊或明星的粉絲，雖然沒有任何理性的實際意義，但至少是一個相對無害的疏導。畢竟現代工業社會，人口密集，關係錯綜複雜，陌生人之間必須天天打交道、和平共處，和人類演化過程中遇到幫夥之外的人就必須小心提防、隨時準備動手的那種環境，已經天差地遠；這種原始的衝動不但無益，而且會有很大的害處。但是一般人一旦提到政治議題，依舊會被這個衝動所控制，不知不覺地劃下分界綫，然後進一步定義自己這一邊是好的、正義的，另外那一邊自然是壞人、邪惡的。一旦定義（也就是沒有事實、邏輯基礎的結論）了好壞，那麽雖然明知是損人不利己，也可以理所當然地、堂而皇之地做。

上述的現象，不只是隨處可見，而且已經成爲現代民粹政治的主要動力。在李登輝挑撥之後，臺灣政壇的核心議題只有統獨，而統獨的根本，就在於黨同伐異。歐美也是一樣的；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分裂界綫，或許是宗教，或許是種族，或許是語言，藉口更是花樣百出，什麽犯罪傾向、勤勞懶惰、愛國愛鄉、歷史正義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實際上都只不過是黨同伐異的遮羞布。就連現在美國對中國發起的貿易戰，雖然其本質是霸權的爭奪，但是美國霸權的紅利是由1%獨占的（參見前文《從Manafort案談起》），然而美國的99%民衆無分政黨左右，依然普遍支持損人不利己的對華鬥爭，其心理基礎也是黨同伐異。

我和兒子聊起這事，說從Trump的民調始終還有40%左右的鐵板後盾，可以簡單估計出美國右翼的損人不利己者至少有多少。既然左翼的非理性程度基本相當，那麽我們可以大致估算美國人中的損人不利己者佔總人口不少於80%。我兒子說或許如此吧，但是這個比率在中國不會更高嗎？我也回答說或許如此吧，但是中國的損人不利己者不能選出Trump這樣的領導來決定國家政策。

這個國家體制的對比，上個月的《The Economists》（《經濟學人》）有一篇文章（參見《China is misreading Western populism》，https://www.economist.com/china/2018/10/20/china-is-misreading-western-populism）也討論到了。當然，《The Economists》是典型的先預設立場、然後黨同伐異的西方媒體，所以邏輯一講就歪了。它的重點說一個好的政府應該是“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而西方政府自然是民有和民治的，中國卻只有民享。

《The Economists》並沒有解釋爲什麽西方政府是“民有”的，而中國不是；這顯然是因爲理性的解釋不存在。“People”很明顯地指的是全民，所以像是英國這樣的階級社會，和美國的財閥獨霸，都不能算是“Of the people”；只有真正以全民平等為執政目的、以扶貧解困為第一要務的政府，才是“民有”。

至於中西之間“民治”和“民享”的對比，就比較靠譜了；但是那篇文章仍然說西方政府因爲是“By the people”，所以自然有Legitimacy（合法性），中國反之。我覺得這個論述十分可笑，正是一個前面提到的，全憑定義，所以沒有事實和邏輯基礎也直接達到的結論。既然一般公民沒有治理國家的能力，强行讓他們決定國家機器的操控細節，除了瘋狂之外，有什麽“合法性”可言？醫院並不由病人治理，航空班機也不是由全部乘客來共同操作，難道國家級的政治運作比它們還要簡單許多嗎？醫院的目的，顯然是要幫助病人康復，航空班機則是要將乘客安全運送，國家的政治是爲了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在以上所有的例子裏，成敗的標杆都是衆人是否享受到了應有的服務。換句話説，“民享”才是政府好壞的正確衡量標準；炒作“民治”這種“程序正義”的議題，只能是忽悠愚民的口號。

【後註】這次臺灣的選舉，民衆自嗨的程度，又創新高，我很有感觸。在民粹環境下，選舉不但是黨同伐異的體現，它本身就是刺激黨同伐異本能的極大動力源。換句話說，選舉是比體育競技還要極端的黨同伐異安慰劑；所以事後和體育勝敗一樣完全無效、無影響，是自然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