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曾經在美國政壇玩得很開的Paul Manafort接受宣判，十八項罪名中被定罪了八項，都是逃稅或與其直接相關的罪行。本月，他又與特別檢察官Mueller達成認罪減刑協議，罪名是“Unregistered Foreign Lobbying”，“未登記為外國説客”。這似乎是美國司法系統打擊貪腐的一次勝利，但是如果仔細檢視詳情，就會得到相反的結論：亦即Manafort雖然行爲極爲囂張，會吃上官司卻是極特殊情形下的獨例。

首先，美國國會在冷戰後對IRS（國稅局）的預算做了多次的削減，以往令人汗毛直立的隨機查稅（原本扣減額報得越高，被抽查的機率越大；這對不想交稅的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例如Trump來説，很不方便），現在已經基本停滯。逃稅罪越來越成爲檢查官無法用正面攻勢對目標定罪之後的備用手段。

有些讀者或許記得，在1930年代美國聯邦政府也是用逃稅的罪名，才制服了芝加哥的黑幫老大Al Capone。但是那是因爲Capone的主業，例如謀殺、勒索等等，都不是聯邦法的範疇；而且他主領大型組織犯罪，白手套和替罪小弟很多，很難把罪行定到他自己身上。這些因素，對Manafort並不適用。真正難以從Manafort的罪行追查其他共犯的原因，是美國政壇的系統性腐化，不但法條已經被徹底弱化（例如將起訴條件提高到不可能達成的層次，我曾在《美國式的恐龍法官（三）》一文中，解釋了金融法的類似案例），即使法律仍在，因爲議員和大官們人人皆如此，也就沒有檢察官願意浪費自己的職業生涯和精力去追查。所以貪腐既不是Manafort名義上的罪名，也不是他被權力階級甄選出來追殺的真實原因。

他最早被FBI盯上，是因爲回溯幾年前他曾經為親俄的前烏克蘭總統當説客。但是這個要求外國説客必須登記的法案（FARA，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其實是1938年羅斯福爲了封鎖美國同情納粹的輿論而量身訂做的，條文故意寫得極度含糊，原本是準備二戰一開打就可以一次性使用後丟棄。冷戰期間替蘇聯説話的人，有更嚴厲的罪名等著，也用不上。冷戰結束後，美國一超獨大，菁英階級在全球搜刮，做説客是其中的門道之一，當然也不會有事。

FARA又上了風頭，是最近這幾年的事。先是針對俄國，然後被用來對付中國：正因爲它的條文含糊其辭，又沒有多少前例，所以用來因人執法、“自由心証”，非常方便。例如俄國的RT新聞網，屢屢戳到美國痛處，美國人又不能公然剝奪“新聞自由”，所以就想出一個辦法，把它定義為“外國説客”，就可以堂而皇之地限制它。最近對新華社和孔子學院，也要如法炮製。然而從BBC也是由英國國家資助的機構，卻完全不受FARA的管轄，就可以簡單看出它沒有一般法律的邏輯可言。

Manafort也算倒楣，因爲美國的統治菁英階級必須與Trump這個民粹政客做鬥爭，著力點就是通俄門，所以他、Rick Gates和Michael Flynn在兩年内就已經先後倒在FARA的刀下，順便還扯出逃稅的罪名。實際上2016年之前50年，一共只有七起FARA的案件，所以一般估計，在2016年只有20%的外國説客（指真正拿外國政府錢辦事的美國政客，而不是RT或新華社這樣的“廣義”説客）花時間依法登記。Mueller起訴了Trump手下這票人之後，一年之内，登記人數就倍增。

前面提到，Manafort這樣的外國説客，是美國統治菁英階級在全球搜刮的買辦，並不是我憑空杜撰；事實上，老讀者應該知道我從不會無的放矢，像這樣的結論，背後一定有實據。這篇文章寫得囉嗦些，下面我把實據講清楚。

Manafort在2016年會被臨危授命，成為黑馬共和黨候選人Trump的競選總經理，是因爲他在1996年就已經擔任過同一個職務，當年的共和黨候選人是參議院領袖Bob Dole。

Dole是純種的建制派出身，在位的時候呼風喚雨、八面靈通，但是依美國政壇慣例，並不直接受賄，拿到的現金只能用在競選上；一旦退休了，才百無禁忌。但是這時年紀也很大了，必須盡快吸錢，以便惠及子孫。美國國内企業的政治獻金，自然是見者有份，但是競爭者眾，大家分一分就沒有太多。真正能一次拿到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美金的，只能找貪腐的外國政要。

剛好Manafort也開始注意到這一點；在2003年俄國大亨Deripaska想要擺脫美國政府對他的制裁，於是Manafort就介紹Dole爲他到國務院説好話；從此Dole吃到甜頭，對東歐/中亞/西亞的生意特別有興趣。後來最有賺頭的，又是另一個前蘇聯金主，不過這次是Kyrgyzstan的總統Bakiyev。（以下的細節，主要來自這篇文章：https://thinkprogress.org/paul-manafort-bob-dole-board-of-crooked-bank-central-asia-413f55b4ce82/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自行參閲。）

Bakiyev在2000年到2005年之間做過幾任總理，在2005年主導鬱金香革命（Tulip Revolution）推翻了親俄的Akayev政權，出任總統。他搜刮的財富，主要通過當地一家叫做Asia Universal Bank（AUB）的銀行來洗錢。2006年，俄國中央銀行公開揭穿AUB是洗錢白手套的内幕，一時所有西方的銀行都斷絕來往，AUB面臨破產的危險。

於是AUB找上APCO Worldwide，這是美國的一家大型公關公司（認爲美國司法公正的人，請回答，爲什麽新華社算是“外國説客”，而APCO Worldwide不算？），而APCO Worldwide介紹Dole出任他們的董事。有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出任董事，AUB的聲譽問題自然迎刃而解。對AUB來説，花上幾千萬美金的小錢，買到企業的生存，實在是很划算的。

但是APCO Worldwide也不是傻子，自然知道這其中有貓膩。它自己的商業聲譽倒不是問題：有錢賺，誰管錢是哪兒來的。但是如果出了事，它必然會被總統候選人告上法庭（雖然Dole也不是傻子，但是裝傻就有錢可敲詐，這是真正的美國文化），這可不能鬧著玩。於是APCO Worldwide又雇了一家顧問公司Kroll Associates來寫一篇報告。

Kroll當然也知道他們拿了錢，就必須睜著眼説瞎話（我所知道的任何一家企業顧問，他們的生意模式基本上都是拿錢説瞎話；例如某CEO想加薪，不能自己一個人決定，就僱一個薪資顧問來寫研究報告，那麽結論自然是應該加薪；所以一個稱職的企業顧問，接到新工作之後的第一要務，就是搞清楚雇主内部是誰主動要買這份報告，從而決定報告的結論應該是哪個方向），但是難道Kroll不怕被告上法庭嗎？

這裏的妙處，在於Kroll的報告結論是AUB有合法的反洗錢程序，但是並沒有說、也不可能保證“個別人員”不會繞過這些程序，所以他沒有法律責任。APCO Worldwide已經花了錢、買了報告，所以已經盡了代理人的義務了，也沒有法律責任。Dole則可以說他是誤信APCO Worldwide和AUB，是受害人之一。事實上，Kroll和APCO Worldwide也都會自稱是受害人。至於這些受害人從AUB拿的大筆酬金，那是正當工作的報酬（雖然Dole從來沒有去過Kyrgyzstan，每年只花一小時到紐約聼簡報），自然和AUB的非法行徑無關。

2010年，俄國在Kyrgyzstan引發政變，推翻了Bakiyev政權。2012年，美國決定揭發起訴AUB的非法洗錢作爲，沒收了若干資產，但是Bob Dole並未受到任何損失。Dole至今已經95嵗了，仍然在世。

美國的權貴可以這樣輕鬆賺大錢，追根究底，是基於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如果霸權易手，那麽這種可以決定外國銀行能否繼續做生意的話語權，就要拱手讓人。與此類似的門路，成千上萬；大者如美元的流進流出，所產生的不勞而獲的利潤，比上面這個例子大上百萬倍。斷人財路，如殺人父母，所以中國若是想要美國坐觀中國的崛起，是絕無可能的。當前的貿易戰，也絕不會是中美之間最後的衝突。寄望中美關係能再囘到貿易戰開打之前的狀態，是天真幼稚、不切實際的妄想，所以我一再强調中方必須對美國做出合理對等的殺傷，才有嚇阻之效。

【後註一】談起Kyrgyzstan的鬱金香革命，不能不提美軍在該國租用的軍事基地。這原本是2001年爲了準備入侵阿富汗而安排的；當時Putin還指望討好美國，所以沒有反對。到2004年，北約繼續擴張，納入了波羅的海三小國，這是原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從此Putin對美國的夢想完全破滅，美軍在中亞的基地也一夕之間，成爲芒刺在背，Kyrgyzstan隨即開始和美國討論解約。一年之後，Akayev就被推翻，流亡俄國，時機確實十分可疑。Bakiyev上臺後不到一年，俄國中央銀行對AUB動刀，又是一個巧合。此後Putin對Bakiyev不斷施壓，要他關閉美軍基地，這是公開的消息。如果美國利用AUB來牽制Bakiyev，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我沒有證據，不能確定。

美軍基地續租這件事在Bakiyev任内一直反反復復，拖到2010年，Putin耐心耗盡，俄國才公然出手，鼓動新革命，推翻了Bakiyev。新總統當然很識相，定下2014年對美停租的決心，後來也真的實踐了。

中國和Bakiyev關係很好，做了很多生意；但是從長遠戰略來看，把美軍踢出中亞是件好事。

【後註二】在2021年一月底Trump離任之前，Manafort果然如我預期的獲得了總統特赦。然而早在2017年官司剛開始，紐約州紐約郡檢察官Cyrus Vance Jr.就也同樣預期到此事，事先在州的級別對Manafort的聯邦罪行做了平行起訴。這種聯邦和州的同時問罪，原本明確違反美國憲法中禁止Double Jeopardy（重復起訴）的條文，但後來最高法院判定兩者的司法主權（Judicial Sovereignty）彼此獨立、不相統屬，所以平行起訴不必受憲法限制；這裏的重點在那個“必”字。

這是一個典型的海洋法系問題：事先沒有成文的法律規定，必須走一步、判一步，建立判例，才有明確的執法規範。然而聯邦最高法院的既有判例，和Manafort的案子不完全相同，所以檢察官可以嘗試起訴，卻沒有保證法院會同意。2021年2月8日，紐約州最高法院決定Double Jeopardy原則有超越憲法的廣汎適用性，在沒有州議會立法明確允許的前提下，對此案不予受理。

但是紐約州議會和Vance檢察官同屬民主黨，所以也早早預期了這個問題，在2019年通過法案，允許對被總統特赦的對象，在州級別重複起訴同一個罪行。不過這個法案不追溯既往，所以Manafort逃過一劫；同一批獲得特赦的Bannon就沒有這麽幸運了，因爲他被起訴是2020年的事。Trump沒有給自己特赦，可能也是考慮了這個全新州法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