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明星產業的迷思

朱家一   原刊於中國時報 2008.05.22，2009.08.22稍作修改

明星製造產業的耀眼光環，引領台灣數十年來的經濟發展，展現台灣的旺盛活力與國際競爭力，曾成功讓台灣安然度過東亞金融風暴，至今仍是中流砥柱，但已不足以像過去那樣地獨力擔負帶動整體經濟發展的重任。面對全球經濟新形勢，明星產業政策應該重新檢討。

台灣過去在各個經濟發展階段針對「明星製造業」提供種種優惠，融資、租稅、土地、研發、人才等等各種獎勵措施，幾乎無所不包。然而，製造業占台灣ＧＤＰ的比重卻從一九八六年幾近四○％的最高點，逐步滑落到二○○六年的二一％左右，服務業比重則逐步爬升至七○％以上。政府長年導入各項資源，傾力發展製造業，尤其是明星製造業，台積電、鴻海、宏達電、奇美電…等等，經常聳動地占據大幅新聞版面，看起來製造業欣欣向榮，其實卻恰恰相反，製造業占經濟比重愈來愈低，二十年來幾乎腰斬。這是怎麼回事？是製造業式微了？服務業成長太快了？

大略可從兩個方面來說明，其一：製造業原來內含的服務外包了；其二：台灣製造業的附加價值相對縮減。

「製造業原來內含的服務外包」：早期製造業的採購、生產、銷售、人事、運輸、會計、金融、研發、設計、品牌等等活動通通自己來，如今的經濟環境分工愈來愈細密、愈專業，除了研發、品牌或生產等核心活動外（生產常未必是核心），大多可全部或部分委請專業公司提供服務，導致服務業的餅擴大，成長大過製造業的成長，然而製造業份量在統計上看起來有縮減，但對服務業及整體經濟的實質影響力卻未見得縮減。

「台灣製造業的附加價值相對縮減」：台灣製造業不斷升級，但大多侷限在代工層次的升級，利潤未必升級，附加價值的創造面臨瓶頸。品牌行銷、資金運用、物流運籌等可延伸創造附加價值的跨國活動，面臨國內相關服務業國際競爭力不足，兩岸政策不開放，而常將最具附加價值的經營活動拱手讓給具優勢地位的外資跨國企業。高科技代工不等於高附加價值，跨國台商製造業的靈活與優勢競爭力，卻沒有相稱的服務業相輔相成。製造業附加價值的創造遇瓶頸，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貧弱，台灣經濟發展的政策必須改弦更張，不再迷信高科技產業的亮麗名稱。

我們需要有具國際競爭力的文化創意產業，活躍的藝文、影視或廣告等軟體產業是製造業產品品牌行銷不可或缺的強力後盾；我們需要有具國際競爭力的金融產業，開放且充滿活力的金融市場是提升製造業資金運用效率的最佳途徑，也是製造產業超越代工、跨入品牌、拉長補給戰線的強力後勤支援，勝過繁瑣的融資補助與租稅獎勵。此外，我們更需要有具國際競爭力的教育產業與工作環境，高科技產業研發人力的需求倍數成長，傳統產業升級也需投入大量高級人力，服務業提升競爭力更需廣納人才。人口有限，高素質人力有其極限，而產業的擴大與提升卻無止境，台灣教育再好，也不可能提供足夠人才，我們須納全球人才為我所用，讓台灣成為吸引國際高級人才來台受教育或工作的好地方。

未來的服務業不應該是單純為服務台灣製造業或台灣本土市場而存在的，我們製造業向以外銷有形產品至全世界而聞名，我們也應致力拓展服務業的無形產品外銷，但服務業的外銷常以投資形態顯現，未必顯示在國際貿易的統計數字上。例如金融服務、物流服務、教育服務、影音產品等等。各行各業都能創造高附加價值，不限於所謂的明星產業，實際上，台灣經濟發展已逐漸成熟到百花齊放、各顯神通的地步，政策上或媒體上的明星產業，對ＧＤＰ的貢獻未必是同等的明星。（從前的兩兆雙星政策與當今的DRAM產業困境便值得深思。）

全球當前盛行簽訂各式各樣的自有貿易協定，由於絕大多數有形產品的關稅在全球長年致力貿易自由化下，均已減至相當低的水準，除少數特定產品外，進一步的效益有限，真正影響大的地方在貿易統計上看不到的所在，如金融的投資與服務、物流的投資與服務、人力的開發與運用等等，低或零關稅已是基本要件，不是未來國際競爭上的重點。

最後，我們產業發展相關的法律與政策數十年來雖有演變，但大體上不脫明星產業政策的色彩，不容易與時俱進。在既得利益與政治互動的衝撞之下，常偏離原本制定法律或政策的美意。政策源自於制定政策的機構，四十年來因政府組織相關法律侷限，改變有限，愈來愈不合於經濟發展環境的需要。經濟環境的改變是不等人的，更不會等政府，政府必須及時順應環境，改變自己，亟力去制定具開創性的政策與法律，很不容易，但卻不可迴避。 （作者曾任職經濟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