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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世紀前，有一兩年時間我必須搭火車通學，每天兩趟經過宜蘭線二結車站時，總是看到那個小小的車站蹲在一大片稻田邊緣，隨時都在打盹兒，像透了鄰居那個很少有笑臉的童養媳。

只有火車來火車去的當兒，才會看到小車站微微張開迷糊的睡眼望外瞧一下，我始終沒有看過它睡飽的模樣。

當時的車站是日式的木構建築，經過稀釋的柏油漆過之後，再被風雨給抹掉些，便隱約露出木材該有的紋路，如同習於勞動者手腳上浮凸的青筋，掩飾不了歲月留下的風霜。

過了不久，來一個叫波密拉的颱風，把這木構的二結車站徹底摧毀，新建的車站不得不換上鋼筋水泥裝扮，奈何身子骨長壯了卻照樣一臉惺忪。

於今半個世紀過去，車站附近那大面積的稻田已所剩無幾，陸續圍過來的，全是高高低低的樓房，看來這個小車站有了聊天和爭吵的伴，但它照舊盤坐在地上，勾著頭不理人，彷彿老僧人般的沈穩。

誰也不清楚這個小小的車站究竟是繼續打著盹兒，或是早已踏入夢鄉。站前空闊的廣場，經常杳無人跡，供風雨或陽光隨興漫步。站在廣場上朝著候車室的大門望去，每個人想到的形容詞，肯定是「門可羅雀」這樣的成語。要等到黃昏時候，才有住在斜對面的一個學童，由他父親陪著打棒球。

很少人在這裡上車，也很少人在這裡下車。因為這裡離市集和村莊聚落還有一段距離，村民們外出通常以汽車、機車代步，搭火車往往只是當學生時所留下來的回憶。幾十年的歲月，就像那火車來火車去，除了把鐵軌頂頭那一面磨得烏亮，似乎沒有留下其他痕跡。

半個世紀前的我，一個背著印有Ｕ.Ｓ.的草綠色書包、身穿喇叭褲的高中生，每天和全班都叫他叔公仔的同學，一塊兒搭乘火車經過二結車站時，照例會在月台邊停留一兩分鐘，等候來車進站，好騰出我們要往羅東或回宜蘭的軌道。很少看到乘客進出這個車站，偶爾三數人上車或下車，似乎不足以驚擾小車站的夢境。

我和叔公仔，看慣了那個面無表情、收緊下顎，嚴肅得像木頭人的站長，筆直的站在月台上舉起手來，讓列車繼續前行。有時，我們抬起手臂行軍禮或揮舞手臂撩撥，站長仍不為所動，直到列車駛遠。

如果是上學，火車從二結起步不久就駛過中興紙廠的廠區邊緣，那兒會冒出個連普通車都不曾停靠的「中里車站」。看不到任何站房，只看到紙廠倉庫的柱子上，漆了藍底白字的站名。

二結站和中里站，都夾在宜蘭市和羅東鎮之間，似乎所有的人間繁華和喧鬧，早已被兩個都市化的市鎮瓜分掉了。現在車站附近能看得到的房子和人氣，大多是經過半個世紀的漫長歲月，才打從那兩端慢慢地溢出一丁點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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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二結車站為軸心，把二結到中里之間的鐵道當扇柄，順著時針方向開展扇面到蘭陽溪南岸堤防，這不足一點二公里半徑範圍內，從軸心到弧形扇頁下沿那半截依舊顯得冷清，就像那裸露透空而依序排列的扇骨。但由扇頁下沿繼續往上推進的整幅扇頁，則精彩無比。那些新舊不一的住屋樓房，和喧擾街巷的人車，彷彿整個扇面都被人題滿字畫，到處蓋著收藏者印章。

早在一九一六年設置二結糖廠之後的一甲子歲月，不管是扇頁範圍裡的舊店街或新店街，人們便佈下了一盤活絡的棋局。

這個叫二結城仔的聚落，緊靠著王公廟、福德廟。醫生館過去一點兒，有小吃店和賣米賣布的鋪子。然後是腳踏車店、賣酒賣菸賣糖賣鹽的雜貨店，再就是糖廠附設的肥料工廠和蔗渣造紙廠。

繼續往南有郵便局、派出所，合併後的中興紙廠規模之大，曾經是東南亞造紙業的龍頭。還沒有蘭陽大橋那個年代，二結渡船頭還是清朝《噶瑪蘭廳誌》裡明明白白寫著的重要官渡哩！

鐵路或公路一旦闢設，若未能選定居民密集市鎮設站，很快也會因人氣匯集而成聚落。為什麼獨獨二結和中里兩個車站，迄今還是被人們冷落一旁？甚至原本頭靠頭腳靠腳，幾乎併排著走的省公路和鐵路，也在跨過蘭陽溪即冤家般各走各的。

事情並非難以理解，它們在設站當初就不想用來載客人。

一九一九年三月，宜蘭和蘇澳間鐵路建好通車時設置的二結站，主要是方便二結糖廠、肥料工廠和蔗渣造紙工廠的原料和產品營運。糖廠於一九四二年拆遷後，這個離蘭陽溪很近的車站改行，忙著輸運溪裡的砂石，迄今仍未放棄；而中里站比二結站晚了十幾年設立，主要功能在配合紙廠運輸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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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世紀前，有不少羅東那邊的學生搭車到宜蘭讀高中，反過來從宜蘭到羅東就讀的僅有零星幾個，外加兩位老師。一位是成為國寶級畫家的美術老師王攀元，和一位剛從師範大學音樂系畢業的女老師。音樂老師是宜蘭市某醫師的女兒，不但長得漂亮，還有一雙被男生們認為會唱歌的大眼睛。只是她很害羞，學生向她敬禮都會令她臉上泛紅。

高二下學期是最後一個階段的音樂課，如果不找時間到禮堂的鋼琴邊去考獨唱，成績鐵定不及格。對我們那些正要轉大人的大男生而言，光是說話都怪腔怪調，唱歌怎堪入耳？

於是大家對這項歌唱考試，總是能拖則拖，拖到學期快結束的某天早晨，我那個叫叔公仔的同學突發奇招，就在行駛的火車上拉著我走到老師座位前，把翻開的音樂課本捧到老師面前說：「老師，我們兩個來考獨唱。」

老師看到兩個個子比他高的男生恭敬的站在她面前，臉上的紅暈迅速地漫延到雪白的頸項。叔公仔繼續有板有眼的報告，說我們是高二甲班十八號和三十號，這星期找不出自習課能到禮堂考試，請老師准我們現在考試。

叔公仔乘老師還沒有回過神當兒，即張大嘴巴吼出那串狗喉乞丐調的鴨公聲，聲嘶力竭地唱著〈天倫歌〉。這一唱，驚動了整節車廂裡的乘客，不管男女老少，個個摀住嘴笑歪在座位上。

輪到我唱，我故意壓扁喉嚨，希望能用丹田氣力唱好這首藝術歌曲。老師似乎比先前適應，不再只是低著頭看課本，時而也瞄一眼我臉上揪成一團的五官。

車廂裡的乘客，這回好像被我們師生的認真所感動，不再笑得東倒西歪，僅有少數婦女竊竊私語。

寶島歌王洪一峰帶過歌舞團到我們鄉下表演，我刻意模仿他唱〈舊情綿綿〉時那種迴腸盪氣的顫音，有滋有味地唱著：「人皆有父，翳我獨無，人皆有母，翳我獨無。白雲悠悠，江水東流，小鳥歸去已無巢，兒欲歸去已無舟……」 

就在這個自我陶醉的當兒，瞥見車廂裡的人竟然個個凝神靜聽，腦袋瓜著實驚嚇得差點不聽使喚，變成一片空白，伸長脖子想從老師手中那倒過頭的課本裡偷瞄歌詞，視線竟跟著模糊開來。所幸，車窗外突然闖進轟轟隆隆的巨大聲響，掩蓋了我忘詞而胡唱一氣的歌聲。

等火車駛過蘭陽大橋，回復正常行車節奏，老師反而表示不必再唱下去，同時把音樂課本遞還給我。我緊張地說：「老師我還有一段沒唱完──」她頭也不抬地從提包裡抽出成績簿，用鋼筆在叔公仔的姓名下方填著60分，在我姓名那一欄則寫了75兩個數字。這時，火車好像替我雀躍似的，猛烈地扭動車廂完成軌道變換動作，再滑進二結火車站的月台邊。

到了學校，叔公仔說老師一定認為他故意在火車上搗蛋，只給他六十分，還問我知不知道為什麼不用唱完整條歌，便能拿七十幾分？我先是搖頭，然後正經八百地應了一句，因為我唱得比他好太多。

叔公仔立即朝我腦袋重重地巴了一下說：「你帥哦！哼，那是老師怕火車一停二結站，少了行車時的噪音，讓你那種便秘幾天拉不出屎的歌聲，驚嚇車廂其他乘客，會令她丟臉，才不要你繼續唱。懂嗎？」

一語驚醒夢中人，原來是二結車站救了我的音樂成績。

叔公仔還向全班同學宣佈：「做人要懂得感恩，本班吳某某以後經過二結車站時，都要朝車站一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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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二結到羅東之間，里程還不到三公里，中途所夾的中里車站門窗早已封閉，靠軌道一側的候車室大門，乾脆用塗上黑色柏油的厚木板釘牢。

整個車站宛如裝滿過去歲月的超大貨櫃，被人遺棄在軌道旁，任由列車疾駛所揚起的風砂塵土颳過來又颳過去。

十幾年來，區間車會在此停靠，列車長除了指揮列車起動，不管有無乘客他都必須站在月台南端的陸橋進出口，充當收票員和售票員。那座又窄又陡的陸橋，是唯一進出車站裡外的通路，行動不便的人肯定無法在這個車站搭車。

包括大多數的宜蘭人，都不清楚中里站為什麼叫中里站。這一帶從古到今不曾有過中里這樣的地名，或公司行號。

早先是漢人墾拓此地住下吳姓大家族的竹圍，大家叫姓吳仔底。後來官方的地名叫四結，更因為台灣興業株式會社在此興建紙廠而改叫台興村，等台灣興業變成中興紙廠，這個村也在三十年改稱為中興村。自始至終找不到中里這樣的叫法。

蘭陽博物館的朋友知道我在打聽中里站名由來，捎來一則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台灣日日新報》的相關報導，才弄清楚「中里」二字，乃是投資台灣興業株式會社的造紙專家大川平三郎，在日本出生地的地名。

台灣鐵路一向習慣用當地地名為車站命名，中里站應當是少數的例外。而且，用一個與鐵路沒有淵源的企業經營者的出生地做為站名，恐怕更為少見。

造紙成了夕陽產業，中里站少了運送的貨物，也載不到什麼客人，車站好像只是時刻表上的一個標記。

倒是靠紙廠那排老倉庫牆壁，這幾年成了塗鴉族的畫廊。他們用各色各樣的顏料，把倉庫牆壁當作畫布施展繪畫天分，讓路過的火車乘客一飽眼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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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經很久不坐火車了，偶爾搭乘的自強號也不會在二結站或中里站停靠，但當列車經過二結站時，耳畔還是會響起叔公仔那句「做人要懂得感恩」的話語，自然會朝那車站多看幾眼。

至於中里站，我則不忘欣賞那些塗鴉族留下的畫作，可惜最近已被用白漆塗抹掉大半。

一個高中生和一個老人的心境不可能相同，但當列車依舊行駛在半世紀前行駛過的鐵軌時，老人往往失去蹤影，只有當年那個學寶島歌王故意拉長尾音、顫動著喉結的年輕人，還巴住車窗搜尋著昔日的小車站。

恍惚間，甚至不時地朝著自己的心頭叩問，真的經過半世紀了嗎？

──原載《印刻文學生活誌》

 ──照片說明： 上圖：二結火車站東側仍保留有日據時期的農業倉庫。吳敏顯／攝 中圖：二結火車站前有一片空曠的廣場。吳敏顯／攝 下圖：要進出中里火車站月台，得上下又陡又窄的樓梯。吳敏顯／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