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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4/12 14:12:53瀏覽489｜回應0｜推薦5 | |
| 昨天很意外地接到台灣友人的電話，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仔細一聽,才知道她是在看到我的部落格後，知道我們住的地方被列入「緊急事態宣言」的指定地區，擔心我的近況，同時問一下我的骨折好了沒有?
在電話中，我可以感覺到她對病毒傳染的危機感。朋友是個退休了好幾年的教員，都有如此感覺，猜想一般正在前線工作的人,危機感，想必更為強烈。 我因為常上網，在很早的階段，就知道武漢的情況，也一早就買了一些家人必需的口罩。那時大學還沒放春假，我所屬的學科及委員會，一直在談送別會何時舉行，我一直拒絕，她們以為我在客氣。一月中,從中國留學回來的學生，說要來交成績單,我回說不必急,但是學生還是堅持要來，我告訴國際處的職員，學生來的時候，你們最好戴口罩。她們認為我小題大作。在3月之前，差不多的日本人，都以為那只是發生在中國武漢的事，就像SARS那時那樣，日本既無人感染,也沒有患者死亡的事。這次的疫病大概也不會波及日本。 但是網上消息,當時武漢號稱人口一千一百萬，事實上在大學放假後及春節前,外地學生與勞工等差不多五百萬的人口已經離開了武漢。全國各地飛機轉駁處的上海‧北京‧廣州等地都可能是載有武漢乘客飛機的登降處。如此看來,在廣州留學的學生，也不能說完全沒有罹患病毒的風險。 日本這次的病毒政策,受到國內外的批評。甚至引起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爭執。不被認可的地方政府也就單獨採取行動。日本以前常在危急之時，總會一致團結，渡過難關，為何此次如此支離破碎。 我們可以從日本人的國民性以及社會結構，安倍內閣的特徵等來看這個問題。 對日本人而言,「お上（公權力)」是絕對的存在。以前「お上」指的是天皇或日本武家政權的將軍或武士們所奉仕的「領主」，目前主要就是指中央政府或內閣總理而言。以前NHK的籾井会長，就曾經說過，「上頭說是右的東西，你自然不能說那是左的」等的話。日本人對上頭有種自然的「服從」性。所以當政府請大家「自肅(自我管束)」時，雖然沒有法律的強制力，但是多數的國民都會遵從政府的號召。記得兩次的送別會，一次是3月10號，一次是30號。整個晚上餐廳裏都只有我們而已,再沒有其他客人。這次正式發出「緊急事態宣言」以後,問券調查的結果，有七成以上的人，自我管束，響應政府,將接觸機會減少。沒有自我管束的三成中，其中兩成是由於工作關係，身不由己。只有一成是我行我素。另外年齡在30歲以下的，沒有自我管束的有四成，高於一般比率。可以看出中高年齡層的日本人，有服從的本性。因此雖然日本不能像其他國家那樣採取激烈的lockdown的手段，透過政府的呼籲，大多數的日本人都會遵守。 這種服從的行為，是否基於對偉大領袖的愛戴心情呢? 其實不然，另有別的社會因素，左右了日本人的如此行動。 中華圈子的人，很重視家教，中國的倫理思想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個人的「修身」主要是著重於道德修養，家教內容也以道德為重。日本社會的家教「(躾（situke）」卻有些不同。「躾」是漢字，但是這個漢字，看起來有些陌生。這是因為這個漢字是日本自創的漢字。望文生意,個人的修身,也是種「美學」。 日本的家教「躾」，是從小就教導孩子們不要給別人添麻煩(「人様に迷惑をかけない」）。這個別人的範圍有大有小，可以指個別的他人，也可以泛指社會全體。我結婚後，曾經想去拿駕駛執照，但是我「注意力分散」的性格,讓老公不太贊成。當時他說的理由，萬一出了車禍，你自己受傷沒關係，讓別人受傷了，那怎麼可以呢? 當時我老大不高興，心想怎麼這個人只關心不相識的他人，自己老婆如何倒在其次。也許是因為對未知的他人或社會存有敬畏的心理，讓日本人或在日本社會長期生活的人，漸漸地養成這種不給別人或社會添麻煩的習慣。 聽從總理或地方行政長官的呼籲，而採取自我管束的行動，不光是出於服從「お上（公權力)」的心態，或是愛戴領袖的心理。日本人在日本社會中,從小養成的一種不給他人或社會添麻煩的「自律」行動，是更大的原動力。 至於日本社會的結構與安倍內閣的特徵，如何影響政府決策，請看下回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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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地生活｜亞洲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