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生於清乾隆三年（西元一七三八年），卒於嘉慶六年（西元一八○一年），享年六十四歲，生前沒沒無聞，窮困潦倒，一生出外作客三十餘年，顛沛流離、備嘗艱辛；尤其在最後的二十餘年的生涯裡，生活極為困頓，雖然身懷絕詣，學術研究上卻缺乏任何知音，最後由寂寞而至於孤憤。當他覺得連知交好友邵二雲都沒有對他學的術成就有任何公開表示，忍不住寫信表示抗議： 

僕之所學，自一二知己外，一時通人，未有齒僕於人數者，僕未嘗不低徊自喜，深信物貴之知希也，而於諸通人之所得，何嘗不推許稱說，幾於老估評值，未嘗有浮抑矣，又何修怨之有哉！……足下嘗許僕為君家念魯身後桓譚，僕則不敢讓也。今求僕之桓譚，舍足下其誰與！雄、譚並時而生，於古未有，可無名言高論激發後生志氣，而顧嘿嘿引嫌，不敢一置可否，豈不惜哉！足下勉之而已！（〈答邵二雲書〉）

他其實是很希望有人欣賞他的。但一直到死後，名字還被人誤寫為「張學誠」或「章石齋」（前名見於錢林《文獻徵存錄》，後名見於焦里堂《讀書三十二贊》）；他一生心裡的難過、痛苦與焦慮是可想而知，因此在遺留著作中，有一篇〈知難〉之作。 

雖然有人認為實齋自己過份地誇張了他的不幸遭遇（如法國漢學家戴密微Paul Demieville指出，章學誠過多地抱怨他生活中的境況），因此表現出一種強烈的被迫害感（persecution mania）；但是往深一層看，他的激憤決非單純地起於「不幸遭遇」。

在價值取向上，實齋毫無疑問是以學問為他的生命中心意義之所寄，而他在這一方面所受到的冷落以至誤解也最深。儘管他曾一再對外宣稱外在的毀譽已經不放在心上，事實上在寫給幾位知己友人如邵二雲、朱少白的信札上，卻時時流露出強烈的埋怨失望之情。所以章學誠最終所表現出來的被迫害感，最深的根源還是在於他的學問成就始終未能獲得學術界的承認，學問上所遭遇的委屈就是他在生命旅途中所遭遇的最大的挫折；在這一挫折的前面，其他一切委屈都微不足道。

由這一點，來看他為何要批判戴東原、汪中與袁枚等人，是很有趣的。胡適先生指出：「實齋對於當時負重名的人，頗多偏見，幾近於嫉妒，故他對於他們的批評往往有意吹毛求疵，甚至故入人罪」、「先生之攻戴震，尚不失為諍友；其攻汪中，已近於好勝忌名；至其攻袁枚，完全是以『衛道』先生自居了。」錢穆先生也指出：「實齋當經學考訂全盛之日，孤識獨抱，屢發『知難』之歎，若袁簡齋、汪容甫，雖為學途徑與實齋全不似，然持論立言之足以相通者不少矣，顧實齋獨深加詆毀，則『知難』之歎果不虛歟！」倪德衛先生則好奇：「奇怪且相當可悲的是，全身心地焦慮於『知難』的章學誠，對於一個思想上與他如此接近的人卻除了詆毀之外（指汪中），全無理解。」余英時先生則從章學誠的心理來勾劃思想的角度，研判他之所以會如此批判時人，主要有「好勝」、「嫉妒」、「知難」、「孤憤」、「寂寞」等因素。除了以上諸位先生分析之外，筆者再加上一筆推測，或許他是帶著某種程度的「自卑」。

在章學誠確立學術道路的方向後，他對自己是堅定而有自信的，但由於一生極少被人稱許，也許他會動搖，也許他會懷疑，也許他會在某個時間，對自己失去信心而感到「恐懼」，恐懼自己的學術成就終究不是自己所以為的如此崇高；是以在與當時聲名遠播的學術名人相較（如袁枚），不免產生自卑，卻由於他一生的歸向已經選擇了學問，他是無路可退，無法回頭。

由自卑與恐懼，加上之前所說種種因素，讓章學誠走向強烈地批判，強烈地攻擊，他要顯示他的存在，他要證明自己、肯定自己，甚至是由攻擊人來顯示肯定也在所不惜。龔鵬程先生提出類似的看法：「飽受屈辱的靈魂，為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有時不免會以攻擊為防衛。」 

另外，再由曾燠〈贈章實齋國博詩〉云：「君貌頗不揚，往往遭俗弄。」章學誠臉上有斑點、耳背、言辭訥鈍、相貌奇醜；雖然他不一定會因自己的容貌自慚形穢，因而加深對站在台面上風光人物的怨望，但被俗人調侃揶揄的遭遇，則可能令他對世俗更加憤恨。當然，以上是對章學誠的心理背景所提出的一種假設。

在章學誠所批評諸人裡，袁枚是被攻擊最猛烈的對象，〈丁己劄記〉： 

近有無恥妄人，以風流自命，蠱惑士女，大率以優伶雜劇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門大家閨閣多為所誘，徵詩刻稿，標榜聲名，無復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閨娃……而為邪人播弄。浸成風俗，人心世道大可憂也。

章氏的攻擊，主要都在「人身」上，針對的乃是袁枚的「好色」和「收女弟子」。

近有傾邪小人，專以纖佻浮薄詩詞倡道末俗，造言飾事，陷誤少年，蠱惑閨壺，自知罪不容誅，而曲引古說，文其姦邪；又其不學無識，畏見正言讜論，不能附會，自暢其說，則竊取前人成言，委曲周納以遂其私，……又為曲喻廣證，一似人若不為纖佻浮薄之詞，則無由為正人君子；又似人若通經服古，即為風雅罪人，斯人失其天良，而惟恐人之不失天良，不知具何肺俯而忍出此也。……其人不學無識，視學問如讐仇，陽排陰擠，往往見於筆札。

他認為袁枚收女弟子是好色之徒的行為，想要以此來引誘女弟子，所以要力正「袁」風之弊；章學誠不瞭解袁子才的女弟子，不但跟她們老師毫無淫風邪行，而且個個賢良淑德、自重身份，皆是名載於史的名門閨秀；在未查明事實與瞭解真相的情況下，就大肆批判，只是顯出他修養之淺薄與識人之不足。

他批評袁枚的《詩話》，亦是以人廢言：

前人詩話之弊，不過失是非好惡之公；今人詩話之弊，乃至為世道人心之害。失在是非好惡，不過文人相輕之氣習，公論久而自定，其患未足憂也。害在世道人心，則將醉天下之聰明才智，而網人於禽獸之域也。……今之為詩話者，又即有小慧而無學識也。有小慧而無識矣，濟以心術之傾邪，斯為小人而無忌憚矣。

對袁枚的著作或日常作為毫無所悉，僅由道聽塗說與以訛傳訛便恣意抨擊。

胡適先生言：「此人（袁枚）在那個時代，勇於疑古敢道，人所不能道的議論，自是一個富有革命性的男子，他論詩專主性情風趣，立論並不錯，但不能中『衛道』先生的意旨，故時遭他們的攻擊。」錢穆先生言：「居今論之，簡齋輕俊，自遜實齋之深沉，然實齋筆墨淋漓，詆訶逾分，轉自點污。學術之是非高下，豈堪以罵詈爭之耶！」倪德衛先生則指出：「我認為，章學誠對袁的怒氣在某一部份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他無法達到的人的怒氣。」

袁枚生性風流倜儻，生活多采多姿，沒有道貌岸然的習氣，每以詩文會友，宴飲唱和，除了短暫的仕宦生活外，遊山玩水，逍遙自在，吟風弄月，品茗賞花，足跡遍及名山大川，所至之處，人莫不迎為上賓，任情率真，對所識之人、事、物均有真實深摯之情感，留下許多詩文與獨到見解；他是一位思想開放的人，作品處處表現真我，細觀他的生活，不但不是放浪荒誕，反而深解生活情趣；品嘗他的詩作，不見浮滑纖佻的立旨，卻是常見力戒浮滑纖佻之語調。

詳究袁枚之所以遭到許多人的議毀，說穿了，只是衛道文人自相殘殺的傑作。若衛道人士胸懷高者，真有堅定立場，只是對袁枚有誤解或認識不深，因此提出抨擊意見者，或許尚能諒解其動機與作為；若是虛偽衛道者，表面標榜道義，實則見獵心喜，欲炙形色，心裡對女弟子心癢難搔，由羨生嫉，由嫉生恨，此乃令人不齒，殊不足取，錢默存即言：「子才佻撻放肆，蕩檢踰閑，盛名之下，佔盡韻事，宜同時諸君之由羨生妒，由妒轉恨矣。故章實齋《文史通義》有〈詩話〉、〈婦學〉等篇，趙甄北有〈向巴拙堂控詞〉，後來譚復堂至以東南大亂斥之，實則甄北雖調子才收女弟子，而己亦見獵心喜，欲炙形色，好與翁悟情、駱佩香遊，自焦山至揚州雜詩，且有『公然挾兩雌，狂煞老頭皮』之句。」

章學誠一生孤憤、焦慮，自言不欲為人知，〈上錢辛楣宮詹書〉：「學誠從事於文史校讐，蓋將有所發明。然辯論之間，頗乖時人好惡，故不欲多為人知」，他實在是非常希望為人所知。他十分重視心術、敬意的探討，所以在批判前輩時人往往自己犯了同樣的毛病；對於袁枚的批評，或許他的動機與用心確是為了世道風俗，但恐怕亦難免也為了自卑、嫉妒與恐懼，讓他走由強烈地攻擊來顯示自己的存在。

朱光潛先生言：「一個人常從道德的觀點批評藝術家，說某人的作品淫穢，某人的作品傷風敗俗，其實真正藝術家偶爾用淫穢的材料時，往往並不想到它在實際上是否淫穢，祇把它當作一幅畫看。」袁枚一生因率直灑脫的個性及本身生命情操，無視世俗壓力、道德束縛，放縱聲色追逐，打破男女分際，以致人格遭受詆毀攻詰；而其詩論主張與詩文創作，因當時處在假古典主義極盛一時的統治下，在身後也立刻受到攻擊與謾罵，各家言辭既激烈又眾多，但皆等到他死後才發難，不知是何原因？

附：錢穆先生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章實齋》：

章學誠，字實齋，浙江會稽人。生乾隆三年戊午，卒嘉慶六年辛酉（1738-1801），年六十四。幼多病，十四歲，《四子書》尚未卒業。十五、六歲時，讀書絕騃滯，日不過二、三百言，猶不能久識。為文，虛字多不當理。二十一、二歲以後，駸駸向長，縱覽羣書，尤好史部。二十三歲始出遊，至北京。二十九歲始依朱筠，得見當時名流，遂知名。三十四歲，朱筠為安徽學政，先生與邵晉涵、洪亮吉、黃景仁諸人皆從遊，與晉涵尤相知，以同治史學也。四十歲，中順天鄉試。四十一歲，成進士。迭主定州定武，肥鄉清漳、永平敬勝、保定蓮池、歸德文正諸書院講席，又為和州、永清、亳州修志書，最後為《湖北通志》，時年五十七。自後遂歸浙，時遊揚州，以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