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年底，台灣正進入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中最白熱化的時期，黨外利用前一年才開始成形的全島串聯模式，成立了「全省黨外助選團」總部，更以各地候選人提出共同政見的方式來塑造一個整體黨外集團的形象。黨外於選舉活動期間進行的全省串連是一件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從這時開始，黨外已經不再是在各個選區中單打獨鬥可以被國民黨個別擊破的散鳥，而是集結成為組織開始與國民黨進行組織戰的團隊─雖然這個時期黨外的組織戰仍然只存在於選舉時期而且組織型態仍然極為粗糙，但組織化的黨外已經開始形成對國民黨政權的潛在挑戰。

  黨外組織化的發展，其實是黨外運動發展上的必然。選舉過程中各地候選人的串連容易達到共同造勢彼此拉抬的效果，在選戰中也可以營造及保持選戰的氣氛與熱度，更可以透過集體的行動增加個人政治行動的安全感。黨外集體的行動的確使得國民黨政府針對黨外個人要進行打壓時比較謹慎，因為考慮到可能被迫付出較大的代價。而黨外集體的行動之所以可能，其實是透過選舉過程中建立起的關係網絡，以及彼此曾併肩作戰所產生的命運共同聯帶感形成，從1977年選舉過程全省大串連開始，每當單一黨外人士遭遇到國民黨政府威脅時，黨外會首先採取的行動，幾乎都是對被威脅者進行聲援，聲援其實就是一種以團體去支援個人的行動方式。

  就在這時候，卻來了一個最令人措手不及的消息。

    12月中，美國總統宣布與中國將於次年元月正式建交，雖然這是許多熟悉中美台政治關係的人都預料到的結果，但是當時仍然引起台灣內部的極大震憾。國民黨政府立刻利用這個機會宣布將原定的選舉延期舉行，同時要求所有候選人的選舉活動馬上停止，正因為選舉什麼時候恢復並不確定，當時甚至謠傳台灣即將進入軍事統治，選舉永遠不會恢復，國民黨政府停止選舉的決定其實已經將黨外逼到了艱難的處境。

  選舉這件事對黨外的發展有著無可取代的地位，其實選舉重要的並不是選舉的結果，反正當時縱算選的再好也不可能更動政權，選舉重要的是選舉的過程，選舉活動的時期，是當時黨外利用來做為掩護自己的方式，利用了選舉活動的保護傘，黨外才能夠清楚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縱算是嚴厲批評國民黨政府的言論，在選舉活動這把保護傘下也都可以被國民黨政府暫時容忍。當選舉被無限期延期時，選舉活動也同時被禁止時，所代表的就是黨外原本的保護傘不再存在，黨外唯一有的表達政治主張的機會被剝奪了，更重要的是，各地的黨外再也無法透過選舉來進行組織化來彼此聲援了。

  而台灣就在這樣的氣氛下邁入了1979年。

  失去選舉舞台的黨外馬上要找到新的方式而使大家能組織起來是不容易的，當時黨外的第一個嘗試就是舉辦「全國黨外人士國是會議」，但立即受到國民黨政府的阻撓而失敗了，黨外隨後決定以新春團拜的方式於2月1日在高雄舉行全國黨外人士的餐會，由余登發出面來召集。但身為召集人的余登發及其兒子卻立即於1月21日被警備總部以「叛亂罪」加以逮捕，黨外的第二次集結努力也進一步遭到壓制而挫敗。面對余登發父子的被捕，黨外有了強烈的危機感，第二日就透過個人私密的聯繫方式，於高雄縣橋頭鄉舉行戒嚴後的第一次遊行，從稍後由當時領導者所透露出的籌備過程來看，黨外當時的組織化程度其實還很落後。

  差不多就在這個時候，國民黨政府原本對於新辦雜誌的禁令解除了，幾乎所有的黨外領導人士都立即掌握住這個機會，紛紛進行政論雜誌的籌辦工作。過去的政論雜誌主要訴求的對象都是知識份子，對一般社會大眾的影響其實不大，當時也沒有人會想到政論雜誌將成為未來幾年黨外政治運動的核心，甚至凌駕了選舉原本對黨外發展所扮演的角色。黨外人士會紛紛籌辦政論雜誌的原因，應該是因為黨外原本依賴發展的選舉活動被停止而且看來恢復時間遙遙無期，黨外公開活動更被當局封殺阻撓，透過政論雜誌來向民眾證明自己仍然存在並且利用機會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似乎成了當時黨外人士僅有的選擇。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同樣為政論雜誌但懷抱著稍稍不同目標的雜誌出現了，這就是標榜著做為黨外機關報的《美麗島》雜誌。《美麗島》一開始就以統合黨外力量為目標，8月份的創刊號社務委員高達61人，到第四期時，社務委員已高達91人，幾乎囊括了當時所有的黨外積極參與者。由於利用了與極右派間的衝突做為宣傳，《美麗島》雜誌的發展非常迅速。《美麗島》創刊的第二個月，《美麗島》雜誌已於基隆、台南縣市、高雄縣市、桃園、雲嘉、台中、屏東等9 個主要重要縣市設立服務處，10月更增設南投服務處，11月再增設雲林服務處，在短短的4個月中，《美麗島》雜誌已於全國11個縣市區域設立了服務處，設於各地的服務處，自然成為黨外在各地活動的中心，更成為黨外在各地間活動串連的基地。各地透過服務處成立等活動來舉行群眾演說，更顛覆了黨外原本只能依賴選舉活動期間才能進行政治演講的模式。

  當時擔任《美麗島》雜誌總經理的施明德曾說，他「把『美麗島』當做一個『黨』來組織各縣服務處」，施明德這樣的看法大概不代表《美麗島》其他參與者的立場或想法，畢竟當時黨外內部針對組黨的討論根本不成熟，而黨外組黨的國內外條件也尚不存在。但不可否認的，《美麗島》雜誌於全國各地的迅速擴展，事實上已經將黨外推向形成一個經常組織網的方向。《美麗島》雜誌所創造出來新的空間，使得黨外不再需要靠選舉才能發展，透過了《美麗島》雜誌與各地的服務處，各地黨外人士的串連與聯絡也愈加頻繁，黨外在各地動員數千人進行有組織性的大規模活動已成為稀鬆平常的事情，而這些都是長久安於戒嚴令運作下的國民黨政府不曾面對的挑戰─至少不需要在選舉活動期間外面對。黨外高度的組織化對於國民黨政府已經形成了極大的威脅。

    12月10日，《美麗島》雜誌於高雄舉行世界人權日演講會，到場的群眾至少有3萬人，這樣的集結充分向國民黨當局顯示了《美麗島》雜誌的動員能力及組織力量，活動當晚有群眾與警方的衝突，史稱「美麗島事件」。3日後，國民黨當局開始對《美麗島》的首要分子進行逮捕，《美麗島》雜誌社及各地所設的服務處也於同日被查封，只發行了四期的《美麗島》雜誌終於劃上了句點，黨外於這一年間所迅速發展出的全國性組織被完全摧毀。次年雖然選舉恢復了，美麗島辯護律師和受難人家屬參選也有不錯的表現，但是黨外曾在選舉中有過的串連及共同政見等組織化的活動在這次的選舉中已完全消失，黨外要再形成接近1979年組織化的程度，要等到1983之後才開始緩慢發展成形。

  任何極權國家的政府對於零星的反對力量或異議人士有時是可以勉強予以容忍的，但對於高度組織化的反對力量卻是從不寬容，必除之而後快，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對於前者的寬容有時可以向被統治的人民顯示獨裁者的慈悲，或者可以做為民主的宣傳範例以減低國外的壓力，但對於後者的容忍輕易就會導致獨裁權力的土崩瓦解。《美麗島》雜誌被國民黨當局無情地壓制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它所發展出的高度組織力量，已經對國民黨政府造成威脅。1960年雷震被國民黨政府逮捕，1999年法輪功被中國政府逮捕，都充分驗證了上述的道理。但極權的政府可以藉著國家暴力摧毀成形的反對力量的組織，卻無法壓制人民求自由與民主的自然需求，只要這個需求存在，對抗極權的反對力量遲早會找到機會發芽長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