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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6月22日發表於民進黨主辦「社運議題與政治之互動關係研討會」 「對真實不惜任何犧牲的愛好是一種不隱瞞和不拒斥任何事的熱情。它是一種罪惡，有時是一種慰藉，有時則是一種自私」 卡謬‧《墮落》 當前台灣社會中在處理國家認同與族群意識這兩個互相糾纏的主軸時所做的論述，往往是先做了一些看似不證自明的假設，再基於這些假設做進一步的邏輯推衍，然後得出一些解釋社會現象的推論。而在這些推論中，當前台灣社會中的族群對立與國家認同衝突常常被視為是非常「本質的」。反對或贊成這些推論的討論，往往也是在同樣的假設與前題下進行。這些看似不證自明的假設，例如「台灣及中國的國家認同差異極大」抑或「外省人是北京話的語言族群」等等，其實本身都有極大的問題。本篇報告主要就是挑戰這些被當作理所當然的假設，並嘗試提出不同的論述基礎為台灣社會中的族群與國家認同現象尋找更合理的解釋。 甲‧被誇大的國家認同衝突 一、互相對立與依賴的「中國認同」與「台灣認同」 在國際冷戰對峙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需要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扮演著中國代表者的角色，來拒絕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的代表中國。這樣的國際環境，遂使得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得以不符合現實地「合法的」代表中國，也更提供了國民黨政權在台灣塑造台灣人民的中國國家認同的外在條件。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國外全面性地致力於穩定台灣代表中國正統政權的身份，在國內則透過官方的權力，建構、塑造了台灣人民對於中國人的歷史命運的共同想像，使得台灣人民形成了中國﹝中華民國﹞的國家認同。 但靠著美國所支持的「以台灣繼續在國際社會上代表中國」原本就是違背現實的主張，十分困難加以長久維持。台灣政府並不實際據有中國領土，在現實的層次上國際社會很難將台灣政府視為代表中國人民的政府，實際上統治著中國人民的政府遲早在國際社會上會獲得承認。美國政府曾為了解決這個終究將面對的困境，曾於1960年代提出過「兩個中國」的主張，但由於台灣與中國在領土上的比例差距過大，以及為了延續台灣生存而經常被美英等國所引用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兩個中國」的主張成為事實上的「一台一中」主張，無法為國民黨政權所接受，最後終告失敗。1970年代開始，美中進行和解，實際上統治中國人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迅速地在國際社會上獲得承認，而台灣代表中國的這個不合現實的狀態便迅速崩解了。 在國際社會上台灣無法再代表中國，遂使得「中國」這個圖騰在台灣社會迅速下降，而「台灣」這個文字圖騰卻相對地的上昇以至於準體制化，提供了台灣認同發展的土壤。面對中國圖騰所面臨的嚴厲挑戰，以及中國圖騰消失後可能的真空，台灣社會內部遂有「建立台灣主體性」的運動來進一步地強化台灣圖騰。近來台灣社會中不論是建構包含所有台灣住民的「四大族群論」，將「中華民國」國名改造為「台灣共和國」國名的獨立建國運動，母語運動的推動，大學中台灣文學系及台灣史系的建立等都可視為是「台灣」圖騰在各種領域一步一步地取代了「中國」圖騰的現象，這些努力正一步步地建構及塑造了台灣人民對於台灣人的歷史命運的共同想像，進而創造了台灣認同。而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的最基本差異似乎可以表現為環繞在台灣圖騰與中國圖騰周圍的兩組價值觀的差異。 台灣的國家認同從一開始就是為了取代中國的國家認同、以中國認同做為它的對立面而存在，也就是說：台灣認同是藉著中國認同來定位自己、定義自己，在這個意義之下可以說若是沒有中國認同也就沒有台灣認同﹝縱算有相似於當前環繞在台灣認同周圍主張的運動，如尊重母語，更改國名等運動，這些運動也會自我定位為政治合理化地改造運動，而不會以台灣認同而自我定位﹞，而存在愈強大的中國認同勢力也就更能動員更強大的台灣認同運動。台灣認同在形式上是與中國認同互相對立，但在實質上卻是與中國認同互相依賴。於是為了證明台灣認同存在的必要性，支持台灣認同的人或群體必需要去尋找它的對立面，甚至有時必需要去創造它的假想敵─中國認同─的存在與強大。當前社會中被描繪為嚴重衝突的「認同台灣獨立與認同中國統一」的對立與「自我定位為台灣人與自我定位為中國人」間的對立，對於台灣認同的支持者而言，往往就常被拿來證明中國認同的敵人仍然存在，而以此來強化台灣認同繼續存在的必要。 二、統獨之爭走出意識型態的陰影 台灣獨立的主張曾在日本領台時期有過短暫的出現，1928年由台灣共產黨依據第三國際於1927年所通過的綱領原則─殖民地完全獨立，擬定了建立台灣共和國的政治大綱。但當時的這個主張卻沒有社會支持力來支持，隨著台共組織於1932年的被瓦解，這樣的主張也並未為台灣社會帶來重大影響。 戰後的台灣獨立主張卻是在1947年228事件後才發生的。由於228事件後的清鄉及五○年代白色恐怖等國家暴力的行使，使得台灣獨立的主張被壓縮成海外亡命人士的運動。這個時刻的海外台獨運動的特徵為：主張建立台灣人的台灣國，推翻蔣氏外來政權、將外省人視為「中國人難民」。不管是主張由聯合國託管，再經由台灣人民投票來決定台灣的獨立，或是武裝起義的台灣獨立，都是反體制的主張，根本的否認了中華民國政權統治台灣的合法性，這樣的台灣獨立是事實上對於中華民國獨立的獨立運動，在定位上是被殖民地的擺脫殖民者統治的獨立運動。 但相對於中華民國獨立的台灣獨立運動雖然有其不算短的歷史，卻不曾真正對台灣社會產生影響力，由於國民黨政權威權體制的壓制，加上台灣代表中國在國際社會尚未受到嚴厲的挑戰，多數台灣人也願意承認自己也是中國人。台灣社會內部具有影響力的台獨運動，卻是走著一條不同的道路。在國際社會中出現愈來愈不利於台灣代表中國的外在形勢時，而中國圖騰也愈來愈不能在現實中維持，島內的反對運動對台灣前途的態度才從「住民自決」的立場逐漸轉向到「台灣獨立」。 但這個新的台灣獨立運動從一開始就是為了如何拯救台灣不被中國併吞所發起的，也就是它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獨立的主張，而不是對中華民國獨立的主張，雖然在其內涵上同時蘊涵著要求國民黨政權放棄中國代表以及統一中國的內涵，但其本質卻不是一個推翻目前政權的運動。這樣的運動是否是一般定義下的擺脫殖民政府支配的獨立運動，是頗值得爭論的。這樣的台獨運動，對外是放棄中國代表者這個虛妄圖像、否定「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主張的運動，對內則是要將統治台灣的政權轉化成為台灣體制的運動。但是在現實層面的政治鬥爭動員中，台獨運動在台灣社會中就是與統一主張相對立的運動，台灣獨立的存在與壯大是靠著其假想的敵人─統派─的繼續存在壯大，若是統一的主張失去了聲勢，獨立的運動也將失去了動員的力量。所以長期以來台灣獨立運動的支持者必需不斷創造堅持統一立場的敵人─主張統一的國民黨以及主張急統的新黨。台灣社會流行的名稱「統獨之爭」更清楚的界定了這樣的台獨運動的性質。 但這樣的台獨運動雖然是與統一的主張相對立的，卻不必然與中華民國相對立。在許多台獨支持者的心中，只要中華民國放棄統一，中華民國的獨立也是一種可以接受的台灣獨立。但是放不放棄統一主張卻不應做為判斷一個國家是否獨立的基準，如西德國內有基本法，執政黨也主張與東德統一，卻無損於長久以來西德被視為一個獨立國家的事實。所以「放不放棄統一主張」與「台灣是否為一個獨立國家」是兩件不相干的事件，只是將統一的主張者視為敵人的台獨支持者，未免讓自己陷入泥淖，而不能面對真正重要的問題。其實現實上存在的中華民國是否是台灣獨立的問題才是真正令人困惑的問題！若是中華民國的存在就是一種台灣獨立，那麼為什麼還需要其他種的台灣獨立運動？若不是，那麼中華民國獨立與台灣獨立的差別點倒底在那裏？總統直選時出現的「因為有效的佔領而承認中華民國對台灣具有事實的主權」與「維持現狀就是台獨」的說法在台獨陣營中逐漸成為主流，正是體現了台獨陣營中逐漸接受「中華民國模式的台灣獨立」的現實，也就是承認中華民國的獨立就是一種型式的台灣獨立。這樣的發展也是為什麼主張「中華民國」獨立的李登輝能吸引極多台獨支持者的原因。 原本台獨運動反對的中華民國以中國主權代理人自居的狀態，也在台灣社會一步步的民主化發展中崩解了。國會全面改選時所放棄的「離鄉投票」與「大陸代表制」，今年(1996)3月所總統選舉所採取的人民直選方式，已經使得中華民國的政府只能代表台灣，不能再代表中國，而這樣的狀態更進一步的使得國際社會及台灣人民無法再將這樣的政權視為外來政權。國民黨在選後將中華民國定位為「追求一個中國」及「一個中國在未來」的態度，都是反過來否定現階段台灣(或中華民國)與中國的狀態是一個中國的情況。這些發展都進一步的確定化中華民國模式的台灣獨立的狀態，更使得現狀就是實質台獨的事實無法被否定。當然這樣的台灣獨立狀態並不是令人滿意的台灣獨立，可是原本的台獨立張者可以透過「正名運動」(公民投票來更改國名為台灣共和國)或是「制定新憲法」的運動等體制內的方式來推動達成最後令人滿意的台灣獨立狀態的實現。 當更進一步的思考統獨之爭時，就必需面對國體變更的主張是否人民應享的權利的質疑。若是在民主的前題之下主張國體的變更是人民擁有的人權，那麼在台灣社會內合法地推動與中國「統一」的運動，或是推動將台灣變成美國第51州的運動，或是推動繼續維持台灣獨立狀態的運動，都是屬於應該被保障的運動。台獨支持者可以反對統一的主張，卻沒有權利剝奪人民經過民主程序主張與中國統一的權利。既然現實的台灣是中華民國模式的台灣獨立，統獨間的差異應是不同人或政黨對於國家未來發展方向不同的訴求，而這些訴求都應該透過合法的競爭向人民爭取支持。台獨運動就像統一運動一樣不是神聖性的運動，也不是邪惡的主張，它們只是對國家未來的圖像不同的描繪，而最後由人民來決定讓何種主張獲得實現。 三、「我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曾有學者以「我是台灣人」與「我是中國人」做為調查的基礎來區別不同國家認同，這樣的推論是先預設「台灣人」與「中國人」是兩個對立的概念，問題的設計也是建基在這樣的假設上。但是這個假設是否有問題呢？台灣人是否真的與中國人是兩組不相容的概念？若是不是的話，那麼台灣人倒底是什麼樣的概念呢？ 在社會上所指的台灣人究竟指的是1945年以前在台灣出生長大的人及他們的後裔，還是指的是認同台灣獨立的人？如果拿這個問題去問一般的庶民，答案可能多數仍是前者。這種台灣人的定義是一種基於血統上的定義，而非基於國家認同上的定義。在這樣的意義下，台灣人是與外省人相對的名辭，卻不是與中國人相對的名辭。也就是因為這樣，才會有「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或「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交錯認同。 那麼中國人是什麼呢？認同自己是中國人是冷戰時期國民黨政權扮演著中國角色所帶來的後遺症。在台灣出生長大的這一代人民，從小是在「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環境下長成，小時候相信著「反攻大陸」及「拯救大陸苦難同胞」的神話，不管是在教育中或是在所有政府的宣傳中，我們都確信自己是中國人，自己懷抱著統一中國，使中國富強的神聖使命。這時當我們自認自己是中國人的時候，其所描述的可能是「中華民國﹝代表中國﹞的國民」、也可能是「中華民族」，有時更是這樣兩種意象的混合體。但逐漸的隨著國際局勢的改變，在台灣的人民逐漸了解統一不過是個神話，統一不再是由自由正義的我們去統一邪惡獨裁的共產政權，相反的，卻非常可能是在台灣海峽另一端的、為世界各國所承認的共產中國來併吞我們的行動。統一在一夜之間突然變成了嚇人的夢魘。由上而下的經由國家體制所做的中國人民族主義動員，曾成功的造就了在台灣的人民自認為中國人的心理情結，但也在當前台灣社會中國圖騰下降時，造成了台灣人民對自己身份認同產生普遍的困惑與不安。 台灣人也曾經歷過這個「中國人化」的過程，這也是為什麼許多的台灣人也自認自己是中國人。當面對當前台灣社會中國圖騰下降時，台灣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也會困惑。而這些台灣人逐漸依照著接受或排拒「中國圖騰」的程度，形成了「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或「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但不論是不是中國人，台灣人承認自己是台灣人卻是不需要經過任何掙扎的。但對於原本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本省人，當要拒絕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時候，方才面臨到掙扎。 「外省人」也同樣經歷過這個「中國人化」的過程。但由於不論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的「外省人」，在國民黨政權的宣傳下，仍抱持著可以立即重返中國（反攻大陸）的希望，再加上省籍登記的政策，處處喚起他們對中國原鄉的記憶，更使得他們樂於承認自己是中國人。但當面對台灣社會中國圖騰下降時，「外省人」對自己的身份認同發生嚴重的困惑。由於長久以來在台灣的社會中，「外省人」是與台灣人相對立的概念，「外省人」從來不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若是「外省人」再不是中國人的話，「外省人」倒底是什麼人，這時的「外省人」開始有極強的自我身份認同的危機。這也是為什麼當許多第一代及第二代的「外省人」雖然極少願意去中國定居，但卻普遍緊抱著現實不存在的中國圖騰不肯或放。 「外省人」這種自我身份認同的危機意識，對於台灣社會的台灣圖騰上昇的不安與不滿，是可以同理心理解的。這樣的「外省人」，反對台灣圖騰更進一步上昇的建立台灣共和國運動，卻贊成中華民國相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獨立的態度，也應當是可以理解的。當中華民國獨立也可以視做一種台灣獨立時，這些對於台灣共和國獨立感覺不安的外省人，如何去化解他們對於台灣圖騰上昇所懷的不安，才是根本的解消未來正名運動及制憲運動所將遭受的阻力。簡單的以「台灣人」VS.「中國人」的二分法來證明國家認同間衝突的嚴重，卻不同理心的理解這些差異形成的原因，與嘗試尋求方法將這些衝突化解，只是以污名化的方式來指責對方，是並不能為台灣社會帶來更好的未來。 乙‧族群對立與省籍矛盾 一、台灣人的形成與台灣人眼中的「外省人」 一直到19世紀中葉前，台灣的漢人移民基於血緣、地緣格局的本位意識甚強，而以台灣為主的的「台灣人意識」則尚未形成。台灣人意識早期的形成是在日本佔領時代，由於度量衡及幣制的統一，南北縱貫公路的完成，以及近代金融體系的台灣銀行設立等，都促使台灣社會的社經條件更有助於台灣人意識的形成。除了社經條件的因素外，日本人在統治台灣時所採取的差異化對待，也是造成台灣人集體意識形成的重要因素，但此時的台灣人意識是對抗日本人的意識，而非與中國人對抗的意識。台灣人此時尚未認知到其與在中國的中國人間在生活及文化上已有極大差異，台灣人雖已形成台灣人意識，此時多數卻仍具有相當的「祖國意識」。 在1945年中華民國領有台灣後，由於中華民國的統治機制相對於當時的台灣社會是相當落後的，再加上對台灣進行準殖民化的統治，剝奪台灣人整體對社會的政治參與權利，剝削台灣社會的經濟來填補當時在中國大陸國民黨進行內戰之所需，於是爆發了一連串的衝突摩擦，1947年爆發的228事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228事件使得一部分的台灣人形成對立中國人的台灣人意識，主張形成台灣人的台灣國，但這些主張卻因為國民政府的壓制，遂轉往海外發展，反而對於台灣社會不具有太大的影響。但228事件以及其後國民黨政權對台灣人的長期鎮壓的確對台灣的族群互動重下了深遠的影響。 對於在日本據台時期就已形成台灣人意識的台灣人而言，1945年後來台的中國人很自然的被看做一體，這些人早期被稱做「唐山人」或「內地人」，後來被稱做「外省人」，對於台灣人而言，他們就是一種人，而凡是不是台灣人的，都被視為是他們的。至於他們內部彼此的複雜互動，長久以來卻被台灣人引以為「內部矛盾」，而不被視為是證明他們並不那麼一定是一個群體的證據。在這樣的先驗假設「外省人」是一個整體的前題下，國民黨政權因為不是台灣人的政權，自然就推論出國民黨政權是這些「外省人」的政權。在228事件中出現的台灣人對於「外省人」的仇視，充分顯示了台灣人將國民黨政權對台灣人的壓迫視為「外省人」對台灣人的壓迫，而這個族群壓迫族群的觀點一直被沿用到今日，成為台灣人詮釋戰後台灣歷史的主要觀點。到現在為止仍然有許多台灣人堅持外省人要為228事件道歉負責。 在現在的族群論述中也理所當然的將「外省人」視為一體，不自覺的採用了「台灣人」的觀點來描繪這群人。在這些討論的內容中，「外省人」在政府機關中享有不公平的權利，「外省人」的語言北京話也一直在壓迫著台灣本土的語言，最近更有學者證明「外省人」甚至在經濟上也長期佔有優勢，這些族群壓迫族群的論述，或不經意引用的關於「優勢族群」的說法，在在都使得外省人似乎對於台灣的現狀需要擔負原罪。要支持這樣的論述的第一步就是證明外省人是從一開始就以一個群體的方式存在，「外省人」被描繪成為「使用北京語的族群」，就是這種想當然耳式的論證的基礎。 二、「外省人」是北京話語群嗎？ 官話政策是國民黨政權在台統治的重大政策，官話政策當初實行的時候是為禁絕日語、推行國語的政策，但最後卻表現為對於本土語言的壓制上，其最具體的壓制便是在教育系統與廣播電視的語言使用的限制上。國民黨在治台之初規定雙語教學，主張「復興台語，充實國語」，但雙語教學顯然並未維持多久， 許多台灣人因為北京話不是原本台灣人的語言，就很自然的推論北京話是「外省人」的語言，更不自覺的將「外省人」視為國民黨政權官話政策的受利者，有的甚至指稱官話政策是「外省人」拿來消滅台灣文化的做法，這些推論都忽視了「外省人」的母語並非北京話的事實。第一代的「外省人」來自中國各地，彼此說著自己的家鄉語言，四川話、廣東話、或上海話才是他們的母語，而不是北京話。1991年所做的意向調查中曾顯示當時在60歲至64歲的「外省人」中，只有68%能說流暢的北京話，更證明了北京話不是「外省人」的母語這個觀察。更確切的說，「外省人」的母語也是在國民黨政權的官話政策中被消滅的語言。對於許多的「外省人」的第二代或第三代，早已無法使用他們的母語與他們的爺爺奶奶溝通了。「北京話沙文主義」的官話獨尊的政策不止是扼殺了台灣本土語言的發展與延續，它也同時扼殺了「外省人」母語的延續。 但為什麼「外省人」對自己的母語被消滅這件事，卻並不像台灣人有這麼深重的危機感？這或許是與國民黨政權對整體台灣社會的威權控制，「外省人」中使用各種方言的人口數在整體台灣人口比例上太過微小，加上「外省人」了解存在這麼多不同方言的前題下，是的確需要一種共同的溝通語言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外省人」是在眼見所有「方言」的使用都被禁止的前題下，才同意了自己的母語的被禁止。由於「外省人」失去了他們的母語，變成只能依賴北京話做為主要使用的語言，這個現象在台灣出生成長的「外省人」第二代與第三代身上更是明顯。這種情況使得第二代及第三代的「外省人」與北京話有特殊的依賴關係，但這種關係今日卻讓自己變成了官話政策的代罪羔羊，對於「外省人」而言，從官話政策的受害者身分一變而為官話政策最大受利者，實在是很無奈。 台灣的確存在著北京話的使用群體，在同一份調查中就顯示出在30到39歲的樣本中有超過53%的台灣人以及超過88%的「外省人」都能使用流利的北京話，在20到29歲的樣本中有超過77%的台灣人以及超過92%的「外省人」都能使用流利的北京話。這樣的數據顯示出這個群體是國民黨政權的官話政策所教育出來的新一代，而且是跨越了原本台灣人與「外省人」界線的群體。武斷的做出「外省人」就是北京話語群的結論，不只忽略了第一代的「外省人」的主要語言並不是北京話而是各地方言的事實，更忽略了北京話已經成為跨越了原本台灣人與「外省人」界線的年輕人所使用的語言的事實。「外省人」在任何意義下都不是「北京話的語群」。 三、「外省人」的形成 如果「外省人」在任何意義下都不是「北京話的語群」，那麼「外省人」是什麼？ 第一代的「外省人」具有的是中國各地方的地方意識，諸如「山東人」、「浙江人」、「廣東人」等意識。這些意識顯現了他們與他們中國原鄉間的關聯。而這些「外省人」也彼此並不互視為一個群體，相反的，來自相同地方的「同鄉」情誼，是要較同為外省人的身份要更深的。雖然在台灣人的心中早就已是一個族群的「外省人」，他們彼此的內在矛盾要遠遠大於外在矛盾，使得他們在這段時刻中很難形成具有共同命運感的「外省人」。加上這段時間的國民黨政權仍維持著一個代表著中國政權的形式，不論是在國會中或政府機關中，來自不同地方的「外省人」彼此也面臨著基於同鄉或派系間激烈的權力鬥爭。「外省人」彼此開始形成一個共同體的意識，是在台灣社會開始進行「去中國化」之後才逐漸形成的。 「去中國化」是台灣在國際社會上無法再代表中國所必然走向的一個方向，其目的就是在使得台灣不能再以一個小中國自居。比如說對台灣國會全面改選的方式，「離鄉投票」或「大陸代表制」的模式就是為了不願放棄形式上代表中國的方式所設計的，這種模式的失敗正代表著台灣社會「去中國化」的成功。再如「去除戶籍上及身份證上的省籍登錄」的行動，原本是為著化解省籍衝突所設計的，希望藉此可以使得更多人能認同台灣，但近年來的現實似乎證明了，這樣的行動並沒有把這些台灣人眼中的「外省人」轉化成為台灣人，更沒有解決省籍的衝突。「去中國化」的成功，使得所有的思考點開始以台灣為基準，在台灣的基準點下，中國各省的差別對於「外省人」而言不再重要，省籍的區別更進一步的模糊化了，自覺為「外省人」的意識形成正是在這「去中國化」的陰影下完成的。 「外省人」的形成在時間上並不是很早的，相反的是非常晚近的，是在台灣已經開始「去中國化」時才正式開始。但「外省人」做為一個族群其基礎卻非常脆弱。由於「外省人」與台灣人的區別，並不在於語言的使用，「外省人」也並無特異與台灣人不同的文化。不論從那點來看，「外省人」都很困難以一個族群的方式長期維持下去。台灣社會的「外省人」做為一個群體的現象，其實是1949年時大量的中國移民碰到台灣的「去中國化」所形成的短暫現象。近幾年來的「外省人」危機意識之所以形成及惡化，其實是不當的政治利用族群來進行動員所引起的，因為這些濫用使得「外省人」感覺自己處於被排斥的狀態，也因而引發了危機意識。現在台灣社會中國家認同衝突的模糊化，統獨之爭的走出意識型態陰影，將「外省人」視為台灣人一部分的論述逐漸形成，這些都將一步步的侵蝕弱化「外省人」的危機意識的根基。可以預見的是，在數代之後，並無特別語言，也無特別文化的「外省人」就將自然的溶入這個社會，自自然然成為台灣人的一環。 丙‧解消族群對立的危機 一、民主進步黨VS.「外省人」：一連串粗魯而錯誤行動的惡果 民進黨更常以「台灣人」圖騰來進行政治動員。1994年底在台灣進行省長選舉時，民進黨有地方選務人員喊出「台灣人選台灣人」的口號，這種口號就是政治利用族群進行動員的惡劣範例。這裏所謂的台灣人顯然不是全台灣的人民，因為若是全台灣的人民，「台灣人選台灣人」的口號也就全無意義。1995年民進黨為了抗議新黨所辦的「我是中國人大遊行」，於是也舉辦了充滿了敵意的「我是台灣人大遊行」，但這樣的遊行卻更進一步的惡化了民進黨與「外省人」的關係。民進黨似乎並未意識到台灣社會現在尚未有「外省人」能普遍自我認同為台灣人的空間，民進黨將台灣人圖騰一再當作政治動員的工具的方式，只能將已經是台灣人的人群進行凝聚，但同時也是一種排拒性的行動，拒絕了目前仍處於自我身分認同危機狀態、無法確定自己是不是台灣人的「外省人」。 於1995年底在立法院中討論的《眷村改建條例》又是一個政治利用族群進行動員的惡劣範例。因為瀕臨年底的立委選舉，國民黨以《眷村改建條例》嘗試來收復瀕臨瓦解的眷村鐵票。但民進黨對於眷村改建的態度一開始就將之視為優惠「外省人」的條款，不論現實層面中是否有遠低於一般台灣人民生活條件的眷村需要改建，民進黨的態度就是杯葛到底。民進黨不曾關心眷村是否需要改建，對於眷村的內部視為竹籬笆內也不屑於去理解，更未曾提出相對應的民進黨版的《眷村改建條例》，這種漠視但反對到底的態度，充分的表現出了民進黨對他假想將在眷改中受惠的「外省人」的敵意。雖然在表面上民進黨表示眷村改建應該在住宅改建政策中加以討論，但私下不管是在立法院門前的抗議群眾的動員，或是民進黨公職人員的談話中，都是以眷改對台灣人的不公平為基礎，充分的表露出了對「外省人」的這種敵意。從1994年的925事件開始，民進黨就在犯一連串的錯誤，這些顯示著對「外省人」有著漠不關心的甚至極大敵意的行動，也進一步使得「外省人」與民進黨的關係更形惡化。 二、民主進步黨中的語言問題：「大福佬沙文主義」的傾向 在台灣省長競選時，許多民進黨的民意代表以「來台灣40多年，飲台灣水，呷台灣米，卻不會說台灣話﹝台語=福佬話﹞」來批評宋楚瑜，這也是民進黨對於「外省人」最典型的批評。許多位「外省人」學者在幫民進黨站台時，也往往需要先向聽眾道歉，表示自己不能說台語是因為國民黨的迫害，或是因為自己成長於眷村，似乎不能流利的使用台語成為「外省人」的原罪。也有人將北京語認做是外來語言，是壓迫者的語言，而不是本土語言的一支，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看法更支持了其反北京話的態度。更有人以福佬人是人口上的多數，「外省人」「理所當然」地應該學說台語的說法來合理化要求所有人都說台語的這個要求，而且認為這才是民主。而更有民進黨的支持者認為台灣獨立建國後，新的國語自然就應該是台語。雖然民進黨的中央政策是多語政策，但大部分的民進黨人員仍將認同台灣與會說台語看作是等義的。這種對每個人都應該使用台語的想當然耳的態度，其實正揭露了潛藏於許多支持民進黨的台灣人心中的福佬沙文主義意識結構。 這樣的態度不僅表現在對北京話使用的人身上，也表現在對客語的使用態度上。1995年民進黨總統提名黨內二階段初選的過程中，身為客家人的許信良在客家區用客家話演講，結果造成了鉅大的風暴。風暴的開端就是指責許信良在公開演講場不使用台語，反而要使用他的對手彭明敏所不懂的客語，但這些指責卻根本的忘記了身為客家人的許信良本來就有使用他的母語演講的權利，尤其是在使用客語的客家村莊演講時。當客家人對批評許信良的聲浪開始反彈時，指責為什麼彭明敏生為台灣人卻連客家話都不會聽，是不是對於客家人的不尊重。反對許信良的人卻更進一步地指責許信良在挑撥分化台灣人的感情。只將台語視為被壓抑的語言而爭取台語的使用權，只強調台語言說權利的神聖性，卻不願意面對在溝通情境中台語可能處於壓迫性地位的問題，就是欠缺反省能力的「福佬沙文主義」傾向的例證。其實這次的經驗正好證明了主張多語政策的民進黨，其實還沒有能力來證明它的多語政策是具有實踐可能的。 在面對著台灣圖騰上昇時的台灣社會，其實客家人是經常性的處於尷尬地位。客家人由於居住地的集中（桃竹苗），人口比例上較少，因此台灣多數地區人民常常會忽略客家人作為一種群體的集體性格。加上客家人不但沒有統治上的優勢，也不掌握人口上的優勢，所以經常成為被忽略的族群，面對著逐漸趨於弱勢而有被淘汰危機的客家母語及文化，客家族群的危機感因而產生，而這也是1990年代興起的客家母語運動的動因。在民進黨支持群眾中「台灣話=台語」的認知中，客家話就處於相當尷尬的位置，很顯然的，同樣為台灣本土的客家話並未享有與台語同等的地位。對於民進黨而言，主張多語政策原本似乎是很自然的，很容易的，許信良事件正好是一個好的機會讓我們問自己，我們要如何來落實對於各種語言尊重的政策。 三、多語言政策的落實與其困難 首先，台語與客語在目前是並不與北京話站在平等的位置上。北京話已經擁有足以表達其語言的文字，但是台語與客語顯然尚未達到這個地步。但北京話卻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有文字的，由胡適、陳獨秀等所倡議的「白話文運動」，事實上就是北京話的文字化運動。雖然在台灣的教會早已將台語羅馬化，但這種去漢字形式的使用卻距人民的廣泛接受仍很遙遠。所以要使得台語與客語能與北京話站在平等的位置上，首先就是要將台語與客語進行文字化，使得這兩種語言能提升到語文的程度，也就是要進行台語與客語的「我筆寫我口」運動。而這種文字化的過程卻是必需要有政府的介入，沒有政府介入的民間文字化的努力，是無法達到統一文字化的結果，也無法真正使得台語與客語成為語文系統。 現實的情況是的確有一定比例的台灣人民不懂台語客語或北京話。有許多的「外省人」聽不懂台語；有更多的福佬人及外省人聽不懂客家話；也有一些年紀大的台灣人聽不懂北京話。所以為了尊重使用不同語言的人使用母語的權利，面對這些聽不懂某一種語言的人民，政府部門必需要提供繙譯人員來保障人民知的權利，不論是在國會中的演講，會議中的討論，政府政策的宣示等，提供繙譯人員是保障多語政策實現的基本要素。未來政府的文件也需要同時以三種語文來刊行，才能更進一步的表現出對不同語言的尊重。 而如何透過學校教育來將台語及客語加以體制化也將成為困難的問題。如果台語與客語的體制化是在同一所學校中實現，那麼課 強調以族群尊重為基礎的民進黨，主張多語政策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多語政策卻不是沒有代價的，繙譯人員的提供、政府文件的多版刊行、學校教育中對多語的體制化將面對的困境等，都意謂著多語政策昂貴的實現成本。我們將面對著「是否在族群尊重的光環下，我們就必需無條件地承受所有伴隨多語政策而來的這些昂貴的成本」的嚴厲問題。多語政策不是一個神聖的不可退讓的政策，相反的，它是一個必需要在「族群尊重」與「昂貴的實現成本」間拉拒的戰爭。也許最後我們會願意在討價還價的過程中，放棄某些多語政策的原則，以減少昂貴的實現成本。但理性而現實的看待多語政策，不再浪漫的單面將多語政策想像成神聖的使命，願意面對多語政策所代表的昂貴實現成本而準備進行討價還價，才是一個真正成熟負責任的政黨的態度。 四、追尋全體認同的「台灣意識」 有許多主張「台灣意識」的人認為所謂的「台灣意識」是一種對於台灣人歷史的同一想像，而這種想像是無差異的想像，而這種同一想像的基礎就建立在與中國的對立上。「中國人VS.台灣人」、「中國歷史文化vs.台灣歷史文化」、「中國話（北京話）vs.台灣話（福佬語）」等概念及訴求，非常清楚的代表了這樣將台灣視做與中國對立的「台灣意識」主張。在這樣的觀點下，台灣意識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連根拔除國民黨政權對台灣人民所種下的「中國人化」毒素。以中國為假想敵的台灣意識形成了一個新的正統，但它的意義卻是異常地封閉與排他。這樣的台灣意識有兩個問題，第一、它是以中國為假想敵的意識，由於排斥了對台灣十分重要的中國傳統，使得台灣意識異常的貧瘠，一直在懷舊悲情的圈子裏打轉，無法真正開創生機；第二、它是強調正統性，主張同一而反對殊異，由於它的排他性，反而使得它無法成為台灣人民的共同意識，更阻礙了台灣意識的進一步發展。 在8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時期，主張與中國統一陳映真曾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甚至將「台灣文學」改名為「在台灣的中國文學」，「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這句話充分的顯示出他將台灣視做中國一部分的態度。但這句話是嚴重的上下倒反了。台灣文學不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相反的，中國文學才是台灣文學的一部分。更進一步的說，中國根本不是與台灣相對立的名辭，中國文化是台灣文化重要傳統，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中國的傳統更是台灣意識中重要的成份。我們可以舉美國來做範例，美國雖然自英國獨立出來，但美國並不排斥英國的傳統，諸如莎士比亞的文學，圓桌武士與亞瑟王的歷史故事，小飛俠的童話，俠盜羅賓漢的傳說等等，無一不是英國的傳說與故事，但已成為美國文學與美國文化的重要內容。排斥中國的並不能使台灣更台灣，只會使得台灣的文化更貧瘠。 至於主張正統性的台灣意識，認為在國民黨治台時期，只有對抗國民黨的「中國人化」的努力才是台灣的。他們將戰鬥文藝與眷村文學都不看做是台灣文學，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文學並不反對「中國人化」，反而相當的臣服於「中國人化」的目的，成為「中國人化」的幫兇；他們認為現代文學派也不夠台灣，因為這種文學並沒有立根於本土。這種主張正統而具排他性的台灣意識，嚴重的使得一部分台灣人民的歷史記憶成為不被承認的或污名的過去，當然無法成為全體台灣人民的共同意識。能夠成為全體台灣人民的共同意識的台灣意識，是必需要跨過正統性的、同一性的包袱。我們必需要了解，不同的族群對於一些圖騰以及歷史事件是有可能有完全相反的或互相衝突的詮釋的，如何容許這些互相衝突的詮釋正是建立起這樣的全體性認同的台灣意識的重要關鍵。 日本這個圖騰是一個例子。對於台灣人而言，尤其在1945年前出生成長的台灣人而言，日本是他們的母國。所以有許多的老一代的台灣人，會對於日本軍歌仍有相當的依賴。但對於「外省人」而言，尤其是對第一代經歷過對日抗戰的「外省人」，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就是在對日戰爭中形成的，這樣的中國人情結，聽到「南京大屠殺」會跳腳，日本是一個具有非常負面的意涵的字，若是不能了解這一點，那麼對於新黨能使用「皇民化」的字眼來污名化台灣人就無法了解。 228事件的詮釋是另一個例子。1947年發生的228事件是落後的統治機制殖民先進區域所發生的命定路徑，它是一個人民對於不合理統治的獨裁國家的叛亂行動。許多台灣人的菁英在228後的清鄉被屠殺殆盡，但在228事件中，當時的「外省人」卻有許多人被殺傷。在研究台灣史的時候，在稱頌228所代表的台灣人反抗國民黨政權的革命時，卻不能忽略在歷史記載中於228事件中「殺傷來不及逃跑的中國人」的意義。228事件對於當時的台灣人民而言，顯然就具有不同的涵意，對於當時的台灣人而言，228事件是一個台灣人的抗暴運動，清鄉則是國民黨政權屠殺台灣人菁英的慘痛記憶。但對於當時在台灣生活的大陸人而言，2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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