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1年刊登於民進黨出版《中國事務季刊》中

前言

  自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由過去主張台灣獨立的民主進步黨的候選人陳水扁當選後，兩岸間的關係將如何的演變，遂成為多方所注目的焦點。

  中國方面雖然在選前採取高壓威嚇的姿態對待陳水扁，但在選後則迅速改採了「聽其言、觀其行」審慎態度，反應了中國方面對台政策的調整意向。但雖然中國已意識到其對台灣認識的不足，也在選後做了對台人事的相關調整，但兩岸間關係的開展卻似乎仍然陷於靜止。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對美國介入兩岸問題上有著盲動的傾向，以及中國對台灣內部的發展頻頻錯估所導致，這兩項錯誤遂使得中國在處理兩岸關係上，經常處於進退兩難的困境。

對美介入有盲動傾向

  兩岸關係現實上就不單純只是台灣與中國兩岸的關係，思考兩岸問題的前景而不將美國因素作適當的考慮，這樣的作法容易成為一種務虛而非務實的作為，對看清問題及解決問題毫無益處。

美國與台灣的特殊關係

  雖然1950年中國曾有很好的機會越過台灣海峽征服台灣，但韓戰的爆發使得整個兩岸的戰略形勢發生根本的改變，為了避免戰爭的擴大，美國將台灣海峽中立化，使得台灣從此落入美國的保護傘下，而中國也就失去了以武力統一台灣的自由，直到如今。

  這種發展，不論中國是否心甘情願，倒底已經成為歷史的現實，不得不去承認它及接受它，除非時光能倒轉，歷史能再重走一次，否則光是緬懷過去，雖然能讓心理感覺較舒坦，但對於處理現實問題，是一點幫助都沒有，反而會造成面對現實的心理障礙。

  也因這個歷史的發展，美國與台灣間發展出一種特殊關係：一方面台灣受到美國的保護，不受中國武力威脅，另一方面，台灣則受到美國的限制，不得對中國進行攻擊。在冷戰早期，這樣的關係是以華美共同防禦條約來維繫，等到中美建交、台美斷交後，就改以絕無僅有的國內法《台灣關係法》來維繫。

  台美間的特殊關係隨著下列幾個因素而愈形緊密。

  首先，台灣在國際社會中日漸孤立， 雖然台灣做為一個國家的現實是無人可以否認的，但在國際社會上的空間卻因為中國的國力日漸強大而愈形縮小，這進一步的促使台灣對美國更加依賴。如台灣過去可向美國以外各國購買先進武器，但現在則只有美國願意出售武器給台灣，另如雖然先進民主國家普遍同情台灣，但若台灣真正面臨威脅時，仍只有美國會對台灣加以支援，其他國家則頂多施予若干口惠，這些，都使得台灣認清不得不依賴美國的現實。

  其次，隨著台灣的民主化，台灣未來的領袖都將面對民主的挑戰，很困難是國內絕大多數支持的領袖，像過去曾領軍戰勝二次大戰的國際級領袖蔣介石，已不可能再出現，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的政治領袖缺乏了向美國抗衡的權力基礎，使得台灣對美國的依賴更加深。

  第三，台灣近十年的民主改革，使得台灣成為完全符合美國立國基本精神的國家，這個立國精神正是美國所最引以為傲之處。台灣也成為亞洲各國中，除了日本韓國外，少數幾個真正民主的國家。對一個民主國家安全的威脅，尤其來自一個不民主的國家，很困難不成為美國的關注所在。

  最後，也許也是最重要的，維持美國對於台灣的支持是符合美國在亞太區域的國家利益。亞太區域在二次大戰後一直是屬於美國的勢力範圍，後冷戰時期的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就是如何維持美國在本區域的優勢地位。雖然自1979年後美台間便已不再維持正式的關係，但由於冷戰期間台灣曾與美國維持將近30年的同盟關係，使得美國若放棄台灣，將對周邊其他國家造成一個美國放任過去盟友被侵略的印象，將近一步的傷害到美國在本區域長久的利益。

  這些因素都使得美台間的關係非常親密，甚至比許多與美國間有正式邦交的國家都親密。但這個親密關係，台灣所付出的代價則是，台灣不得做出違背美國在亞太區域利益的行為，而美國則相對地提供給台灣某種程度的安全保障。

  台灣因為深刻了解美國對台灣的意義，才會在陳總統2000年就職演說發表前，說要讓「美國人滿意」的意涵。

以排除美國為目標的策略並不務實

  中國很早就認知到台美間的這種特殊關係，於是從一開始就設定以排除美國的介入為處理台灣問題的首要目標。這樣的設定或許在冷戰時期有其可能性，但在後冷戰時期則造成了兩岸關係發展上的阻礙。

  冷戰時期的美國，以蘇聯為唯一的主要對手，有效的利用中國牌成為戰略考量上的必要，在這前題下，只要能克服國內因素，某種程度的犧牲台灣也不是會完全拒絕的選擇，這也就是為什麼自1970年到1990年間，歷屆總統都不斷重申對中國的承諾，甚至連對台灣最為友善的雷根，也會在1982年簽下對台灣並不友善的817公報的原因。

  但這樣的情況已經在冷戰結束後發生了本質性的改變。對於美國而言，現在的中國已不再是必然的合作夥伴，而是必需小心處理的對象。如何一方面引導中國接受以美國為主的國際秩序，使中國不致朝向與美國對峙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則和平演變中國，使中國不致造成區域的威脅，進而成為美國在區域間的利益的威脅者。這樣的政策思維已逐漸成為美國對中政策的主要思考。

  在這樣背景下，中國設定以排除美國介入為目標的策略，使得兩岸關係的向前進展受到嚴重的限制。

  排除美國在兩岸問題上的介入，只有在下列兩種情勢下才有可能，其一是出現一種讓美國可以將兩岸問題與美國在亞太區域利益脫鉤的形勢，使得美國可以容忍中國對台動武，其二則是美國在亞太區域利益發生重大的改變，於是決定讓出本區域。前者會出現的情況，如台灣對中國的主動挑釁。後者會出現的情況，則如中國發展出對美具威脅性的武力，或是美國國力衰退，無法再維持在亞太區域的優勢地位。但這兩類的情況在短期內出現的可能性都不高，使得以排除美國介入為目標的策略，顯得不切實際。

中國兩岸政策上的難題

  中國目前的對台政策，因為理解到在對台事務上，中國對台灣所擁有的影響力，遠遜於美國，而且深知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取決於美國的立場，所以不斷透過美國向台灣施加壓力，限制台灣向獨立的方向進一步發展，如要求美國總統發表三不原則，要求美國要遵守三個公報，當台灣總統發表兩國論後，則要求美國限制台灣在兩國論說法上的進一步發展，都體現了中國對美國的這個策略。

  但這樣的策略並不會改變兩岸僵持的現狀，更糟的是，只能延緩台灣往獨的方向發展，卻不能終止這個發展方向，而這也就是當前中國最憂心的部份。

  所以中國不斷地向美國要求停止對台軍售，認為如此就可以逼迫台灣上談判桌與中國談判，但這樣的要求卻隨著冷戰的結束，愈發受到美方的漠視。在現狀無從改變的情況下，中國甚至發展出一種盲動冒險主義的態度，認為美國對於台灣的介入是假的，只要對美國做出威脅的態勢，就可以排除美方干預中國對台的進攻。這樣想法具體體現在1995年及1996年對台的飛彈試射演習上，也受到美方無情的反擊。

  在無法排除美國的干預，又無法使現狀改變為對中國有利的態勢的情況下，中國的部份人士逐漸發展出必然會在台灣問題上與美國發生衝突的思考，並積極為與美衝突進行準備。中國近年不斷有人提倡「不對稱戰爭」，或是積極發展「資訊戰」，都或多或少的有與美國一較長短的味道。

可是這樣的發展真的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嗎？

與美衝突不符中國利益

  中國現在所擁有的國際地位是近百年來的最高點。

  中國近50年的對外戰爭，不論是朝鮮戰爭、對印戰爭或對越戰爭，沒有一場戰爭是戰勝的。所以中國現在所有的國際地位，並不像美國是靠紮實的勝戰所建立起來的，反而是靠著大國、穩定、經濟發展等因素，形成中國未來前景看好的態勢，至於這樣的態勢是否能維繫，完全繫於前述的這幾個因素是否能繼續保持。中國的領導階層若能保持中國不走向四分五裂，就能使得中國仍具有著大國的優勢；若能持續國內的有效統治，便能維持政局穩定的形象；若能持續有外資投入，便能維持經濟發展的榮景。若是中國走向分裂，或是中國統治不穩，或是外資拒絕進入，都將使得中國的未來前景看好度迅速下滑，進而失去百年以來中國難得擁有的國際地位。而弔詭的是，這幾個因素又彼此高度相關。

  中國與美國的衝突，除非中國能有把握戰勝，否則對中國的國際地位一定是一大打擊，更可能因為與美發生衝突，影響外資的投入，進而使得中國的經濟發展受到傷害，危及中國現有領導班子的領導權威，使得中國的政局陷入不穩之局。而美中間的衝突，更會逼使著周遭國家在美中間選邊，從而使得中國再陷孤立之境。不論如何推衍，都可看出中國設定與美衝突這一方向，帶給中國的必然是災難。

  當然，這並不是說未來中國就理應一輩子向美國低頭，但當情勢不利於已時，不懂得稍避鋒頭，只想要強硬對抗，最後還將整體人民當做代價，這樣的領導人怎麼會是明智的。讓台灣問題成為中美間爭執的焦點，甚至可能引爆美中間的衝突，本身就是一項欠缺智慧的方向。

頻頻錯估台灣內部的發展

  中國另外所犯的錯誤就是頻頻錯估台灣內部的發展。

政治領導人與共同意識

  台灣的社會與中國的社會有著很大的差距，這個差距隨著台灣的民主化有迅速加深加大的傾向，而這也使得中國對於台灣的了解有著霧裏看花的感受，表現的最明顯的，就是在於對台灣政治領導人的評價及對台灣政治領導人的角色及影響力的認定。

  從中國的角度出發，總認為台灣的政治領導人蓄意刺激中國，是破壞兩岸關係的「罪人」，這樣的想法一方面高估了台灣政治領導人，另一方面則又忽略了台灣民間社會的變化。事實上是，在民主化後，若沒有預期到有相當的支持力量，台灣的任何政治領導人，沒有人可能在兩岸的議題上做出任何決定。在過去這十幾年中，真正影響改變兩岸狀態的，是台灣社會的劇烈改變，而非台灣的政治領導人。當然，政治領導人的政策宣示仍具有相當的象徵意義，但對於不甚入耳的宣示，若只是單純的以政治領導人的惡意破壞來理解，拒絕去理解該宣示背後所反應的台灣社會的現實，則絕對會對台灣社會的認識，產生愈來愈大的扭曲。也是為什麼近幾年中國對於台灣內部的選舉，幾乎沒有一次成功的做出正確判斷及評估的主要原因。

  台灣政治領導人的言論，不過是適當地反應了台灣社會的共同意識而已，若不能適當反應台灣社會的共同意識，也不會具有重要性，更不會具有影響力。舉個例子而言，對於1999年7月李登輝所提出的兩岸為「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宣示，若是以為這只是出於李登輝個人破壞兩岸關係的惡意，卻故意忽略這樣的宣示事實上得到了超過70%台灣民眾支持的現實，就會做出以為簡單排除李登輝，就可消滅該種言論的錯誤判斷。

  另一個例子是在2000年總統大選時，三位主要的候選人固然在民眾心中有統獨光譜的不同定位，但三人對兩岸的政策其實並無太大的不同，其實也顯示出，在一個民主社會中，一個政治領導人為了贏得勝選，不得不在政策上反應台灣社會的共同意識。而現階段台灣社會中的共同意識，就是台灣優先，在台灣優先的架構下，要求兩岸的互動，以對等、和平為前題來進行。這個立場是沒有一個台灣的政治領導人敢反對的。這樣的立場也具體的表現在民主進步黨於1999年通過的台灣前途決議文中。

  中國當局在2000年總統選舉後，由於原本不預期的民進黨總統獲勝了，使得中國意識到自己對於台灣的理解有嚴重的問題，也做了些對台人事上的調整，但上述的根本問題卻似乎仍是中國對台政策的一個死結。表現出來的，中國官方明白表示拒絕與主張台獨的民進黨接觸，反而廣泛的與台灣反對黨接觸，當然其中也有統戰的圖謀，但另一方面，則仍表現出對於連戰與宋楚瑜這兩位在野政治領導者的期待，認為若由他們之一領導，在兩岸政策上將會與陳水扁總統有所不同。

  中國必需認識到，這三人在兩岸政策上其實並無根本不同，中國寄希望於台灣在野黨領袖，而拒絕與執政黨進行會談，幾年後，縱算是真的在野黨派獲勝，中國將發現所面對的對談對手仍然是堅持台灣優先的對手，並沒有改變。與其到時嗟嘆，不如即早面對台灣社會中台灣意識的這個共同意識，與現在的當局即早開啟對話及談判，放棄一些違背台灣優先的堅持，如此才能開啟兩岸和平共存的大門。

台灣優先共同意識的形成

    1970年代開始，台灣走上了與過去不同的發展方向，這個新的發展方向，逐漸使得台灣優先的因子在台灣本土蘊釀成長。台灣優先這個概念的發展，與中國優先的概念的失利有著邏輯上的相關。

    1950年代到1970年代間，台灣可以代表中國的這種觀點，不只是在台灣國內受到國民黨統治政權的維持，在國際社會上，也透過台灣在聯合國內的席次獲得肯定。而自1970年開始，由於在外在環境中，美國與中國的接近，美國對台灣的支持減少，終於使得中國於1972年正式加入了聯合國，而以台灣的退出作為代價，台灣之後迅速的失去了原有的國際空間。這樣的變化，使得台灣得以合法的代表中國這種狀況發生了改變，台灣作為中國代表的這種說法，不但在國際上失去了支持，在國內也逐漸成為不可能堅持的立場，也使得中國優先漸漸失去原有的優勢，原本被壓抑的台灣優先主張，突然紛紛蹦出於台灣的土壤中。

  國際地位的失利，使得在台灣執政的流亡政府國民黨政權受到削弱。加上1975年當時台灣領導人二次大戰英雄蔣介石的過世，繼任者蔣經國雖為蔣介石之子，但因曾任特務頭子，也不曾像蔣介石在二次大戰中曾有過的國際聲望及支持，所以不受國際支持，更使得國民黨在國內的統治力量衰退。由於蔣經國所接下來的政權是一個脆弱的政權，逼著他不得不逐步推動「催台青」等本土化工程，來為國民黨政權的生存尋求合理性，鞏固國民黨政權在台灣統治的正當性。

  根植於本土的反對力量也因此而受利，由於國民黨政權的弱化，使得反對力量得以大步驟的集結發展，雖然在1979年美麗島事件中受到挫折，但終於能在1986年正式成立了民主進步黨。從此國民黨政權所面臨的是，外在國際環境不允許國民黨的中國優先政策有所發展，國內環境又有著以台灣優先政策為基礎的民進黨向其挑戰，中國優先既無所利，台灣優先又勢不可擋，遂逼著國民黨逐步的向台灣優先調整，也使得台灣優先漸成為台灣的主流民意。

    1987年，李登輝接替了蔣經國成為台灣總統，雖然經歷了殘酷的國民黨內部鬥爭，但逐漸的掌握了權力。李登輝延續了蔣經國的路線，繼續大步的進行國民黨的本土化，進而與民進黨爭食台灣優先的支持群眾，並透過了台灣優先的群眾基礎，協助他進行黨內鬥爭，逼走了堅持支持中國優先的政治菁英。這些被逼走之菁英不是迅速消聲匿跡於政壇，就是另組政黨，但也無甚發展，這結果充分證明了李登輝的眼光與戰略的成功。

  李登輝的成功，雖然有人甚不為然，認為是運氣使然，有人甚至終身以反李為職志。這些對李登輝的憤恨可以被了解，但絕不是理解為什麼李登輝會成功的好方法。李登輝的成功，不是在他創造了不存在於現實的新路線，而是在他掌握了時代的脈動趨向，成為新台灣的代表。這個動脈趨向，就是台灣優先。台灣的發展歷史證明，凡是不能掌握這個路線的政治人物或政黨，到最後都被歷史所淘汰了。

兩岸互動的癥結與前景

  當前兩岸的僵局發生在，中國想要「收復」台灣，但因無法排除美國的介入而變成不可行，於是只能透過外在的壓力來逼迫台灣投降，卻往往得到反效果，如何突破這樣的僵局，可能要考驗中國領導人的智慧。而兩岸間未來的前景，未來台灣與中國共存共榮的機會倒底在哪裏，若從大格局來看，其實是有許多值得深思的。

兩岸互動的癥結─中國愈壓，台灣愈反彈

  觀察近30年來中台間的互動，就可以約略抓出兩岸互動的基本模式，以及這種模式對台灣社會的影響。

  當1971年中國終於成功的進入聯合國，台灣則被逼迫退出聯合國，台灣並未選擇投降，反而透過國內政權的逐步釋放，來強化自己統治的正當性。如同前述，這樣的釋出，豐富了台灣優先意識發展的土壤。

  當1979年中國成功的與美國建立邦交時，而台灣與美國斷交時，台灣並未選擇投降，反而透過了友台的議員，在國會通過了《台灣關係法》，自此後甚至加強對美國國會的游說，以求保障台灣的生存。而台美間的斷交，在國內反而使得危機意識加強，從而滋潤了植根於本土的反對力量的發展。1979年美麗島事件的發生，就是因為當時反對運動的領導人對於台灣前景的擔憂所產生。由於憂慮被中國吞併，「住民自決」的主張大為流行，遂成為台灣優先的最重要基礎。

  當中國利用大國的優勢，企圖完全封鎖台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台灣並未投降，反而徹底放棄了「漢賊不兩立」的做法，改採「務實外交」的彈性作為，企圖尋找拓展台灣國際空間的機會。而中國對台灣的封鎖，也使得台灣社會對中國的不滿，反而進一步協助了台灣優先的進一步穩固。

  當1998年中國成功的讓美國總統於上海說出「三不」時，台灣也並未投降，反而於次年第一次宣示「特殊國與國關係」，正式放棄「一個中國」，該立場至今仍為台灣官方不明言之立場。而「特殊國與國關係」，其實就是台灣優先的具體化。

  從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中國愈想要將台灣逼到投降，台灣則會愈頑抗，而頑抗則會更加速台灣內部台灣優先共同意識的鞏固，這整個互動的方式，很像「北風與太陽」寓言中的北風與行人的關係。古云，窮寇莫追，因為美國的存在，中國無法吃掉台灣，如此形塑外在對台的壓力，只會使得台灣愈抗拒中國，現今台灣與中國間的矛盾，大部份皆始於此。

  中國常抱怨台灣與美國的接近，不顧及中國的感受。但台灣之所以要與距台灣這麼遙遠的美國友好，而不與距台灣咫尺之遠的中國友好，完全是因為感受到中國對台灣的敵意，而這敵意完全是因為中國這幾年來想要將台灣逼到投降的作為所導致，對於台灣而言，美國成了惟一的依靠，所以必需依賴美國的原因也是在此。若是中國選擇對台灣友善和好，台灣與中國因地緣上的接近，走也走不掉，必然會與中國發展出一種特殊的親密關係，這種關係是對中國及台灣都有利的關係，可惜目前中國的領導人智不及此。

兩岸的前景

  其實台灣是非常務實地。

  台灣已經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1949年後，台灣在與中國隔絕的狀況下獨立存在了50餘年，更曾在1971年前，充分享有與世界主要國家間的正常外交關係，不只如此，1949年至1971年間，台灣還曾在聯合國內佔有安全理事會的席次，更曾掌有安理會的否決權，要曾經有這樣經驗的台灣，突然承認自己已不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從而心甘情願的被中國以「一國兩制」來統一─而「一國兩制」也不過給予台灣較大的自治權力，卻否定了台灣的主權事實─，幾乎是緣木求魚的作法。

  雖然如此，台灣也認識到，由於台灣與中國的歷史及地理上的淵源，在中國仍如此穩定及經濟上有很好的發展時，台灣要得到完全的獨立，包含進入聯合國，與世界上大部份國家建交等，沒有中國的同意是不可能的。所以台灣非常願意與中國來互動合作，尋求兩岸得以和平共存的做法。

  如前述，台灣不贊成中國在未來與美國發生衝突，因為台灣認為這樣的發展，不只將對中國不利，對亞太周邊其他國家也將是災難。但台灣也認知到，中國未來的發展是無可避免的，對於整個亞太區域及台灣較好的情況，是中國因為內部發展，而逐漸民主化及富裕化，終究會因為自己內部的市場制約，對透過軍事力量來取得亞太區域的領導地位一事降低興趣，而對在自己國家周邊挑起戰事會比較猶疑，中國寧願透過軟權力﹝Soft Power﹞而非硬權力﹝Hard Power﹞來影響周邊國家，如此的發展對台灣或亞太周邊國家，甚或美國，可能都是最好的結果。

  要達到一個和平繁榮而民主的中國，台灣期待一個穩定而有智慧的中國領導階層，帶領著中國一步一步的往這個方向緩慢走去。一個分裂的中國，或是失去有效領導班子的中國，對區域及台灣而言都將是一場災難，因為這樣的場域是最容易培育出極端民族主義掛帥的民粹領袖，透過對周遭國家的用兵來掩飾國內問題，這樣子的作為將造成中國人民及亞洲人民的不幸。對台灣而言，台灣並無興趣看到中國共產黨垮台，反而台灣期待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班子，能夠穩定的存在，有充分的智慧來面對及處理國內的問題，緩慢將中國帶往民主、和平、繁榮的道路。台灣期待與這樣子的領導班子長久合作與對話，以謀求兩岸人民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