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2004年1月22日舊金山針對民進黨矽谷支黨部同志所做演講內容改寫而成

前言

  很多人想要理解民進黨。

  有人希望借助西方經驗來找到理解民進黨的線索，於是用西方政治界中流行的左右分類來嘗試為民進黨找到定位。由於以往民進黨在野期間曾多次表示對環保、社會福利、勞工權利等的重視，民進黨亦時有「反商情結」或反大財團的言論出現，看來是比較「反資本家」，遂讓許多人傾向將民進黨歸類西方政治中的左翼政黨。

  民進黨中也有人以此自誇，將民進黨改造成為「社會民主黨」或另成立左翼政黨等言論也時而出現。

  但，民進黨是左翼政黨嗎？

  對於民進黨反財團或「反商情結」等印象，是陳水扁總統執政後，努力去改變的外界印象，這當然與身為執政黨，必需要注重台灣整體的經濟發展有關，身為執政黨的民進黨不可能不與資本家有所交往。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當然是選舉愈來愈昂貴，政治人物要能生存，首先必需要有募款的能力，而募款的對象，當然是財團或資本家。

  或許反商印象的去除並不能證明或反證民進黨是否為左翼政黨，實際的政策作為可能更能反應這個政黨的本質。

  在勞工政策上，因為怕危及本國勞工的工作權，所以反對引進外勞，不只反對引入外勞，甚至對於已引入外勞其工作生活環境也毫不關心，任由其被國外及國內仲介業者雙重剝削。對於本國企業於國外所設工廠中如何剝削外國勞工也漠不關心，這樣聲稱「關心」勞工政策，其實只是關心「本國」勞工的政策，與左翼勞工運動中關心不同國家勞工被剝削的共同處境顯有不同，簡單說來，這樣的關心，其實不是左翼的勞工政策，相反的，反而是右翼民族主義的政策表現。

  民進黨是左翼政黨嗎？顯然不是。

  那麼民進黨倒底是個什麼樣的政黨？

  其實大家早已有答案了。

  對大部分台灣人民而言，他們心目中的民進黨，很清楚的就是一個主張台灣獨立的政黨。

  打開來民進黨的黨綱，裏面各式各樣的政策主張都有，「台獨黨綱」只是其中之一，但為什麼大家會有民進黨是「台獨黨」的這個印象，而不認為其他民進黨黨綱中所主張的政策綱領也同等重要？

  這是一個有趣但重要的問題，要對這個問題做好的回答，必需要認知到，一個政黨的本質，正如要了解一個人一樣，絕對不能從她自我聲稱的本質中去了解，必需要回到源頭，看透這個政黨產生的背景？拿走了什麼她就不會再存在了？也只有樣才有可能掌握到政黨的真正本質。

以中國共產黨為例

  舉個例子而言，我們可以問「中國共產黨」倒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政黨？有人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名字或她對外所宣傳的內容，主張她是一個以「共產主義」為其核心價值的政黨，我對於這樣的看法不太同意。

  我認為，中國共產黨其實是一個以「民族主義」來凝聚黨員及幹部的政黨，她的民族主義價值要遠比共產主義價值更為核心。這從中國共產黨的許多具體作為中都可看出。但，為什麼？

中國共產黨成立的背景，是中國的積弱不振。五四運動這個愛國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史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運動，這個運動事實上啟蒙了中國共產黨的創黨者們。五四運動後，共產主義被引入進中國，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第一任的書記陳獨秀及其他的創黨者，連馬克思的《資本論》都沒看過，就信仰了共產主義，創立了中國共產黨。為什麼他們會信仰共產主義、創立中國共產黨呢？因為他們相信，不採用共產主義不足讓中國圖強，他們認為，俄羅斯因採用了共產主義，馬上就強大起來，所以中國需要共產主義。這是中國共產黨創立時的背景。

  當回到這個歷史時空脈絡的時候，就可以很精楚的知道，中國共產黨的核心精神，他的創黨的精神，就是希望中國能富能強的「中國民族主義」，而非她自己所聲稱的「共產主義」。從分析中國共產黨創黨過程到她的核心精神可以看出，我們判斷一個政黨時，不能只看她自己講自己是什麼，而是從她的成立過程及她面對困難抉擇時選擇如何作為，來決定她真正是什麼。

從黨外到民進黨

  那回過頭來，民進黨到底是什麼？回頭來看民進黨怎麼樣產生的？

  在1970年之前，台灣所有的反對運動都被壓制到完全沒有空間。在1970年代，台灣只有一個勉強可以算是與當局不同意見的《文星》雜誌，1960年代曾扮演台灣反對運動核心的《自由中國》雜誌，在1960年負責人雷震被捕後就煙消雲散。1970年代的《文星》是不是在推動反對運動？不是！是不是推動民主？不是！他的內容完全以文藝為主，卻因為違反當局所想進行的思想控制，因而受到當局的嚴厲打壓，可以說，1970年代的台灣，一片漆黑。

黨外發展的國內因素

  這樣政治民主的黑暗時期，為什麼到1970年代初期就突然產生了一個轉折，黨外就這樣蓬勃發展起來了。

  我以為，轉折產生有幾個重大的原因，第一個重大的原因是因為人沒有辦法跟天爭。

  為什麼說人沒有辦法跟天爭？因為在1949年與國民黨政府一起來台灣，代表中國法統的立法委員及國大代表，到1970年時已經碰到嚴重的問題。這些立法委員與國大代表，1947年在中國選出，到1970年時，已經過了20多年，死的死，走的走，剩下來的許多人都要掛尿袋。時間到了，沒辦法，一定要處理。

    1949年來到台灣的立法委員及國大代表，事實上只有1947年選出中的一部份，國民黨政府透過大法官會議的解釋，勉強以這些在中國選出而來到台灣的部份中央民意代表，作為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可以合法代表中國的依據。當1970年碰到了上述這些身負重任的代表逐漸凋零的問題時，「中國政權代表」的合法性就成為困難處理的問題。

  面對這個艱難的問題，國民黨政府就只好做應變處理。

  應變處理分成兩個方向，第一個方向是推動「催台青」。

  「催台青」政策的思維是：當反攻大陸無望時，這些將在未來五年、十年就要走的人遲早要被替代，國民黨需要在台灣培育出來一些親國民黨的政治新星，來慢慢替代這些凋零的人。這些被著意培養的人，有我們熟知的張俊宏、許信良等。

  第二個方向就是在立法委員跟國大代表中挪出幾個席次在台灣選，這樣可以減緩因人數迅速凋零所形成的危機。

  因為要代表中國，立法院及國民大會中各省選出的代表，無法在台灣改選，但是至少我可以把原本即由台灣所選出代表加以改選，部分改選雖然無法解決前述與天爭的問題，但至少可以暫時性地減緩前述問題所帶來的壓力。

全國性政治領袖的出現

  部分改選造成一個效應，這個效應影響非常深遠。

  在1970年前，台灣雖固定舉辦選舉，但選舉性質均屬地方選舉，如縣市長或縣市議員的選舉等，這樣的選舉只能產生一些區域局部的政治諸候，在他們自己的縣市外，他們並沒有任何名聲及影響力。但當中央級的民意代表進行部分改選時，所補選出的中央民意代表，不論在審查中央政府預算上，或按國家制度來質詢已相當知名的高階政府官員時，透過媒體，都迅速成為全國知名的人物。這樣子的選舉結果，當然會讓台灣的反對運動，產生出一些全國性的明星，如康寧祥、黃信介等，這些新星後來都成為黨外第一代的領袖。沒有這個部分改選的進行，台灣的黨外運動是不可能出現全國性的領袖。

  在1970年之前，由各縣市選出的省議員，雖由各縣市所選出，但卻與前述地方政治人物稍有不同，主因就是省議會提供了一個讓這些省議員跨出自己縣市活動的機會。但當時，國民黨卻對於自己國民黨的省議員，若想要進行跨縣市的串連，都嚴厲加以禁止。國民黨要禁止跨縣市的串連，就是害怕地方型的政治人物串連後，會產生對國民黨政權的威脅。省議員不要說在省議會無法成立一個跨縣市的問政聯盟，連彰化縣要跟台中縣的省議員要在議題上結合，都會被國民黨所禁止。但這樣的限制，在全台灣所選出的立法委員或國大代表出現後，就沒有意義了。

顯然「部分改選」並不符合國民黨的利益，但為什麼國民黨要這樣做呢？

  我認為其原因就是前述的，人不能跟天爭！時間到了，人自然會老會死，老了走了的，可以先補候補者，但是候補者補上後，也會老，這個問題一定要處理。為了要處理這個問題，雖然「部分改選」不符國民黨利益，但也是沒有辦法，一定要做的調整。我覺得「部分改選」是造成1970年代之後，台灣整個反對運動出現不同契機的一個根本原因。

社會支持力的出現

  產生重大轉折的第二個重大原因是，新的社會支持力的出現。

  造成社會支持力改變的最大原因，除了經濟因素，就是1971年台灣退出聯合國這件事。

  在1970年台灣退出聯合國之前，台灣人民在國民黨政府控制資訊的情況下，所聽到的都是：我們是自由世界的公民，我們是自由世界的燈塔，蔣介石是自由世界的救星等等，民眾都深信不疑，不是深信不疑的，大扺不是在綠島就是在海外，要不然就是被鎗斃了，所以一般民眾對於政府的宣傳都深信不疑。

國際情勢驟變對社會的衝擊

   1970年的10月中，尼克森要去訪問中國的這件事對於台灣人民而言恍如情天霹靂，次月身為自由世界燈塔的台灣就被迫退出了聯合國，而被政府宣傳為被世界唾棄的中國卻順利地加入了聯合國。

  我記得當時我還在唸小學，記得到處街上都貼著「莊敬自強，處變不驚」，代表了當時政府對民眾的期望。但當時民眾能處變不驚的人應該很少，民眾大概處處都很驚，因為處處都驚所以產生兩種反應。第一種反應是，在這種艱難的時刻，人民絕對要全力來支持政府，我們在國際上被孤立，人民必需站在政府的後面，做為政府的後盾，國內不能有反對的聲音。

  也因此，在1970年代的台灣社會，開始醞釀及形成了一個非常極端的、極右的、不計一切擁護政府的，反對任何不同意見的力量，極右派團體的出現就在這時間出現，後來與台灣民主運動發生最大衝突的，就是這些極右派的團體。

  第二種反應是，對於國民黨政府產生極深的疑惑。倒底國民黨政府過去告訴我們的許多事是真的還是假的？搞不好我們所知道的都不是真的，我們搞不好真的犯了錯誤，我們也許應該要去進一步了解事實倒底是什麼。

  也因此，從1970年代開始，出現了一群民眾，這些民眾對政府的宣傳沒有信心，對於自己的未來感到憂心，總覺得不知道往哪裡走才對。這群民眾成為後來黨外運動的最主要支持力量，他們參加所有黨外所辦的活動，尤其是選舉中的演講，一邊去比對，一邊去了解，他們每到選舉，就台北、基隆、桃園等地到處「叭叭走」，走來走去，就是要去聽一聽，倒底國民黨政府沒有告訴我們的是什麼？新聞報紙不願意告訴我們的是什麼？隱身在政府宣傳背後的倒底是什麼？

  稍後在1980年有一個《自由時代》雜誌，標榜的就是「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所謂的「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意思倒底是什麼？就是「我告訴你真實」。因為國民黨政府對內宣傳的可信度在聯合國一役中就折損殆盡，台灣人民在1970年代最想聽到的就是「真實」，「提供真實」就變成整個黨外運動對人民所有的最大誘因，黨外也從這個基礎上，緩慢的建構了堅定的支持群眾基礎，及一整套取代國民黨政府宣傳及意識型態的內容。

全國定期選舉的出現

  除了支持政府者跟不信任政府者間的分歧，以及這個社會逐漸出現了對政府懷疑、會願意支持不同聲音、想聽聽看不同政治聲音的力量出來之外，造成黨外得以開展的因素，就是定期選舉的出現。

  因為有定期的選舉，加上全國性知名領袖的出現，所以開始出現了一種與過去不同的狀況，全國性知名的領袖，隨著選舉的時程，開始在各地選舉中出現。各地參與選舉的候選人，也想能有效的動員及利用這些政治新星，來幫助自己的選舉。魚幫水、水幫魚的結果，就是過去在各個縣市獨立發展的反國民黨力量，開始進行橫向串連，選舉時候相互支援幫忙，而上述這些政治新星，遂隱隱成為串連出的組織中的實質領袖。

  不僅是這樣，選舉過程中，因為台灣在聯合國中已失去了席次，在短短三、四間更失去了一百多個國際組織中的席次，同時間更失去了一百多個國家的正式外交承認，需要爭取美國支持的國民黨政府，對於台灣內部在選舉進行過程中，不敢過於強勢的遂行壓制，選舉過程就變成一個所謂的「民主假期」，成為新興黨外最佳的宣傳時機。

  在普通時期以《戒嚴法》來限制並威脅民眾言論自由的國民黨政府，在選舉的時候總是要做一個門面，至少做給美國人看，藉證明自己是一個民主國家，來增加美國社會的同情及支持。所以在選舉的期間，雖然時間不長，但黨外可以為所欲為的演講、批評政府、吸引支持者，只要選上，選舉期間的言論都不會受到國民黨政府的追究，選舉期遂成為黨外有辦法、有空間向社會訴求的機會。

  社會支持力的出現、全國政治明星的出現、以及定期宣傳的機會，遂成為整個黨外運動能在1970年代開始發展的幾個非常重要的基礎。

黨外發展的國際因素

  除了上述這些原因，國民黨政府在國際社會上不受到支持，以致於不敢強力壓制反對的勢力，更是黨外發展的外在條件。我們可以比較二戰後兩次反對運動的發展，來理解1970年後的黨外發展有什麼特殊性。

  在1960年代中，也曾有反對國民黨政府的力量出現，這股力量以《自由中國》雜誌為核心，結合了外省自由主義者及台灣地方士紳兩股力量，甚至曾一度邁入組黨的進程，但一旦其靈魂人物雷震被捕後，組黨運動隨即煙消雲滅，反對力量也不復存在。雖然對此一事件，美國也同樣表示關切，對美國政府影響力極大的《Times》雜誌也著文嚴批國民黨政府的作為，但蔣介石還是不動如山，不但沒有放人，連公開審判也沒有，在沒有公開審判的情況下，依當局羅致的「罪證」，雷震被判十年徒刑，服刑到1970年才出獄。

  讓我們比較1979年相似的事件。當1979年年底美麗島事件發生後，當時雖然台灣已與美國斷交，但仍在美國強大壓力下，國民黨政府只好進行公開審判。也因為公開審判的形式，審判的內容全程出現在媒體上，雖然伴隨著政府所指揮的打手，針對美麗島事件涉案人進行抹黑造謠等，但很多民眾的確依此而看到了整個審判過程。多位受審的美麗島涉案人，又在審判台上，置自己死生於度外，表述著對台灣前途何去何從的憂慮，這些表述，經由媒體的紀錄與表現，感動了很多台灣人，也變為黨外運動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里程埤，也因為如此，黨外運動才能在美麗島事件大失血後，仍能持續的發展下去。

  若是沒有失去國際空間，我認為結果大概會跟1960年代雷震事件相似，國民黨政府一定會對美麗島事件涉嫌人採取強力壓制，秘密審判，對於國際社會的干涉完全不在乎。所以，缺乏國際空間，反而成為台灣民主政治發展一個非常重要的契機，這個部分是很多其他國家模仿不來的。我曾有馬來西亞的在野黨朋友們問我，他們在國內所碰到發展上的困難，民進黨的經驗是不是可以做為他們的參考，我回答說要等到你們的政府被國際孤立的時候，民進黨的經驗或許可能才有參考價值吧。

  另外一個與黨外發展相關的國際因素是，為了要爭取國際的支持，爭取美國的支持，所以國民黨政府必須要定期舉辦選舉，若不定期舉辦選舉，就不是民主國家，而當定期舉辦選舉時，選舉中會出現民主的內容，就是，當有一些人講一些難聽的話時，政府就必須加以忍受。

  當國民黨政府必須定期舉辦選舉的時候，加上台灣的國際處境愈顯惡劣，就產生一個效應：黨外好像有永遠打不完的議題。為什麼台灣不被國際社會接受？為什麼台灣必須離開聯合國？為什麼這些國際組織都把台灣踢走？為什麼這些國家都跟台灣斷交？我們可以在美國與台灣斷交後，向前來協商後續關係的美方人士砸雞蛋、丟番茄，我們可以去與台斷交的大使館門前抗議，但是這些行動不會改變他們背離台灣的現實，為什麼？

  國民黨政府對於黨外人士在選舉過程中所提出的這些質疑，講不清楚、說不明白、沒能力解釋、提不出理由，所以讓黨外在這段過程中一直都有發展成長的空間，在1978年年底後來被停辦的一場中央級選舉，整個選舉的主軸，都是台灣的前途，這反映了當時整個人民心中所關心的最核心問題，都是這個問題：台灣的前途往哪裡去？我們的未來在哪裡？

民進黨的核心價值

  民進黨的黨旗多少也反映出這樣的心理狀態：台灣站在十字路口，要往哪裡走？前途在哪裡？民進黨的黨旗所反映的，就是「台灣前途在那裏？」這個問題，從民進黨創黨之初，這個問題就無時無刻的不斷挑戰著民進黨的領導人，激動著民進黨支持者的心。

  這也是為什麼外界看到民進黨時，會認定民進黨是一個主張台獨的政黨，因為民進黨的核心精神，就是一個處理台灣前途的政黨。1970年開始，台灣人民中有人對於「台灣往哪裡去」有不安，民進黨回答了這些問題，所以民進黨發展了，民進黨成長了。「台灣往那裏去」這個問題才是民進黨的核心精神，把這個問題拿掉了，其他的就不足以構成形容民進黨的字眼，至於為什麼會是這樣，從民進黨發展的源頭來看，就看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