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真相來說，這是受創倖存者復原長征之路的起點。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是因為沒有真相就找不到和解的對象，而沒有對象的的和解就像一把找不到鎖頭的鑰匙，花再多力氣也解不開任何通往和解花園的大門。但對於想要以漠視及操弄創傷記憶控制倖存者，或更遠大地讓創傷記憶發揮政治效果的掌權者而言，真相的出土反而是一種必須費力阻止的災難。一個已經啟程前往復原之路的的倖存者，同時也會脫離那個讓他們一直被污名或被保護的權力關係。他們的故事同時也被解除魔咒（封印），不再具有鎮設及迷障大眾的作用。就像花田少年故事一般，沒有「怨念」的鬼魂就不會再「作祟」了！

        這可以說明為什麼228的真相難以出土，或者說出土的真相為什麼只有在符合當權者得利益時，才會被選擇性的放大與強調。但就真相而言，任何選擇性的放大與強調都和漠視一樣是扭曲的一種方式！一但經過選擇，特別是為了掌權者鞏固權力而不是為了倖存者的復原所做的選擇，其實就是新加的創傷。盡管是以正義為名，創傷的影響也不會因此而減損一分一毫。

        因此，如果要以倖存者的復原為主要考慮，就必須要以倖存者的「再主體化」為前提，有意識且有方法地減少為倖存者「代言」的行為。因為代言也是建立在一種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上，倖存者而將宣說的權利授予代言人的時候，也將僅存的主體權力讓渡出去。這種權力移轉的方向與復原過程所需對倖存者「充權empower」的權力轉移方向恰恰相反，有害而非有助於倖存者的復原。這是在各種追訴性侵害與暴力犯罪的司法過程中，經驗不足或缺少充權意識的專業工作者經常犯的錯誤，也是倖存者對於司法過程感受「二度傷害」的主要原因。在228基金會受理的補償/賠償申請案中，相信這類的案例也是常見的。

        228事件是60年前發生在這塊土地的悲劇，不是空前也不會絕後，不是單存的官逼民反，也非更糢糊的族群衝突或文化衝突可以概括詮釋。如果我們真心要讓傷口癒合，讓倖存者重新整合到他們應該享有的社會關係當中，而非想在政治上進行操弄或漠視已獲取利益。那麼所有人都應該閉上嘴巴，打開心靈，誠懇地傾聽在世的倖存者娓娓道來一甲子的心酸委屈，謙虛地讓真相完完整整地出土，歷史才會輕輕地闔上這沉重的一頁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