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吃蔬菜, 葷菜極少的歲月, 一年的大部分時間全是吃自家菜地里種植的各類蔬菜, 雖然每年自家也會飼養兩三頭豬, 但那主要是拿來出賣換錢的, 非如此, 五個兄弟姐妹上學的學費和其它家用將無法維系. 雖然在大多的年份也有養鴨子,但那主要也是為了變賣鴨蛋換錢的;  雖然每年都有養雞, 但那也主要是作為禮品贈送之用, 比如, 若有親戚家生了小孩, 一般就是提一只雞送去以示祝賀的. 自家食用自養的雞的情形一般只會在中秋節和除夕之日。

      初夏之際, 自種的部分蔬菜業已長成, 便有了新鮮的蔬菜可吃, 主要是黃瓜、青辣椒、四季豆、黃豆苗之類; 進入盛夏時節, 各類蔬菜皆可采摘以為食用, 辣椒是各家菜園?必不會少的內容, 一般為菜園中的主打產品;  媽媽在各處的菜地中皆有栽種辣椒, 品種一般較為單一, 但偶爾夾雜著朝天生長的朝天椒, 其實, 家鄉各家的辣椒皆是很辣的那一種, 比之朝天椒, 辣味的烈度一點也不遜色。
  
      吃如此辣烈的辣椒對於許許多多的地球人來說, 無疑是不可思議的; 但吃辣椒的好處其實也是不容小覷的, 媽媽就說過, 當“ 文革 ”最火熱的時候, 大陸的許多地方也流行過什麽“ 腦膜炎 ”和“ 流感 ”, 一隊又一隊的“ 紅衛兵 ”響應毛主席號召, 成為下鄉的“知識青年”, 這些來自大城市的少男少女一般不愛吃辣椒, 白天整天價的舉著紅旗在山溝和田野間呼口號、遊來遊去的“ 知識青年”們就不時有因感染流感和腦膜炎而倒斃於田間地頭和山野的, 而家鄉各家的孩子卻極其少有; 據說, 遊蕩的隊伍一般不會因為有幾個人倒斃而停下腳步, 而是繼續遊晃, 而那些屍體也是由村民們抱著“ 修一修德 ”的心態擡到山上給埋了, 棺材是不可能有的, 墓碑也沒有, 僅就一低矮的土堆而已, 幾年之後就溶入了周邊的大環境, 遁於無形; 好的草席也不可能有人提供, 因為那時物質太匱乏, 所以, 多是以破草席包裹一下即行掩埋之。  

      到我村“ 上山下鄉 ”的“ 知識青年 ”們主要聚居在我家的祖屋中, 這使本來被搜刮、拆卸的祖屋又得到了修繕, 這也使後來的我家撿回了一個小便宜, 樓板重釘了, 木地板重裝了, 門也重新安裝齊全;  收回祖屋是在毛時代完結後的第六年, 我也讀了小學, 爸爸覺得時機到了, 強令在“ 知識青年 ”走後繼續盤居其間的幾戶人家離開的, 這在某種程度上要有實力, 叢林法則在當時乃至現今仍在一定範圍內存在; 拳頭打得過之時, 去索回家產就比較順利, 拳頭打不過卻想要索回即便是事實上的家產, 便仍然很有可能反而討來一頓打. 爸爸簡直天生有運動細胞, 非運動員的他竟能在雙杠上玩出專業運動員的花樣出來, 力氣也很大, 能將一百公斤的重擔翻山越嶺從三十幾公里遠的深山中挑回來, 這樣的特例在所在的大村莊里也僅是十餘人可以達到此一程度. 所以, 想占我家祖屋的人也只能不情願地搬出去。

      據傳,  在物質貧乏的當年,  到我村的知識青年可能因饑餓難耐,  這些來自上海等大城市的青年們也很會做偷雞摸狗的事, 經常會偷竊村內的雞、鴨、蔬菜、水果...之類。

      盛夏時節, 辣椒是每戶人家菜碗中主要菜式; 顏色青紫、暗紅、捏起來坚硬的辣椒是很辣的, 但卻又是這個時令的三餐中不可或缺的佳肴, 這個時節的農活也多起來, 緊湊而繁重, 有了這高烈度的辣椒, 人們在勞作之後的胃口更顯膨大, 辣椒一般先被放入菜鍋中, 加入油和鹽, 爆炒, 而後再置於樟木的砧板上切得很碎, 然後與其它諸如一個雞蛋、一點點蝦米、一大片蘿葡幹、十幾條泥鰍、三五只青蛙.....一起炒, 但辣椒永遠是主要的, 一般占整盤菜的80%, 吃飯之際, 每個人辣得不停地張口吸氣以減低強烈的辣味, 然後是大筒的喝井水, (當時喝水是用大竹子自制水勺, 井水在越炎熱的夏天越清涼甘甜, 直接喝生水), 這種情形每家大同小異。

      爸爸是不允許我們在吃飯的時候端著飯碗離桌去吃飯的, 一家人必須坐得端端正正、中規中矩地圍坐大方桌吃飯, 這是與部分人家不一樣的特色, 有些人家是可以端著飯碗, 夾滿菜, 甚至遊晃到鄰居家去吃飯, 邊聊天談笑邊吃飯。

       爸媽在當時形勢艱危、境遇淒慘、備受打壓的情形下依然沒有放棄兒女的受教育權, 此一執著信念彌為珍貴, 相較於許許多多人家有女孩子甚或男孩子被剝奪受教育權的做法, 我們兄弟姐妹的家庭出生, 雖算不是幸運, 卻又很是幸運; 這或許還得益於我家的傳統, 家譜記錄中的許多代都顯示推崇讀書, 曾祖父一代起, 便是十里八鄉的知識分子, 祖父也榮耀地考上了民國早期的燕京大學, 當時全縣在北平讀大學的人屈指可數, 據傳, 祖父能說善寫, 記憶力更達到卓絕的地步, <<左傳>>也能一字不差地背誦, 甚至還能倒著背, 他的這一天資甚為祖舅所看好, 介紹自己的妹妹嫁給了祖父;  祖舅的家族在全縣最為顯赫, 祖上連續三代皆在朝廷為官, 祖舅在北平讀完大學後, 還到日本帝國大學就讀, 後來也在初創的黃埔軍校做了編審, 再後來便是在南京國民政府監察院任秘書, 家鄉後來建的私宅還特意請監察院院長于右任給題了一塊門額。

       被譽為民國時本省“ 五大才子 ”之一的祖舅, 在民國38年時, 隨著中央政府漂流, 從南京到廣州, 本以為在廣州還能穩定一個時期, 從家鄉逃出去的十八歲的大伯投奔到了他的舅舅處, 祖舅領著高中畢業的大伯去中山大學辦了入學手續, 拜會一些教授同鄉和舊交, 但還來不及上課, 解放軍又打到了廣東北部的韶關, 拖家帶口的祖舅又去了重慶, 被嚴格管制了的飛機已不能攜帶非親生子女的大伯了, 大伯在飛機腳下哭哭啼啼, 頓時如喪家之犬(大伯自己形容), 但熙攘雜亂的人流各自顧著自己逃命, 沒有人在意一個青年人的淒慘的哭聲, 只有嘈雜聲中從半空中飄落下的愴涼而沙啞的叮嚀聲;  飛機飛走了,十八歲的大伯也孤自穿行在亂哄哄的街巷間;  可以升降的海印橋已被國軍自行炸塌在珠江中, 大伯隨人流從簡易的浮橋到了江北岸, 拿著祖舅給的金銀首飾到廣州城内換了紙鈔, 帶著舅舅的叮嚀, 經東莞、河源、乳源...往家鄉趕路, 在兵慌馬亂的天地間花了好幾天小心謹慎地輾轉回到了家鄉。

       祖舅為了跟隨機關隊伍大輾轉, 從南京出發前就將一歲多的幺女寄養在本縣的一戶人家, 幺女此後也一輩子生活在鄉下, 但一直沿用原姓氏, 成家後也不時會遠途趕來看望祖母---她的姑媽。 

       從重慶再撤退到成都的祖舅據說後來對政府完全陷入了失望, 沒有再往臺灣, 但也沒響應共產黨的招手, 不願赴北平參加什麽政協, 也對做說客的故交郭沫若從此疏遠了關系, 只在上海做了大學教授, 所以, 文革的歲月, 打擊和折磨一如暴風驟雨, 不過, 最終沒被搞死, 卻也是鑒於郭沫若在周恩來面前的求情.  祖舅對國民政府的徹底失望主要在於里面的瘋狂泛濫的貪汙腐敗, 因為在監察院每天直接接觸各類的貪腐案子,  乃對此感受更深更直接, 見到船之將沈,  貪腐者卻依然故我,  甚至變本加厲,  更覺心裏難以承受.  祖舅最後留下了不少詩詞和文章記錄, 其中大量記載了政治大動蕩時代的個人心路、同僚之心態和政府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