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回在中學國文課本的文白比例爭議中，主張減少文言文者最常見的論點，就是「文言文是古人說的話，白話文才是現代人說的話，所以沒有必要多學文言文。」

這個說法其實頗有商榷之處。

事實上，古人平時說話講的也是白話。所謂「白話」，就是淺白的話語，也就是應用於日常口語溝通的語言；使用這種語言寫成的文章，就是「白話文」。至於「文言」，可以說是寫文章使用的語言，也可以解釋成經過文飾的語言，而無論做何解釋，文言主要的使用場合，就是以書面語為主。

利瑪竇曾在晚年記述的筆記（今名《利瑪竇中國札記》）裡，以旁觀者的角度寫下他對中國語言現象的觀察：

在風格和結構上，他們的書面語言與日常談話中所用的語言差別很大，沒有一本書是用口語寫成的。一個作家用接近口語的體裁寫書，將被認為是把他自己和他的書置於普通老百姓的水平。然而，說起來很奇怪，盡管在寫作時所用的文言和日常生活中的白話很不相同，但所用的字詞卻是兩者通用的。因此兩種形式的區別，完全是個風格和結構的問題。

……

事實上常常發生這樣的事：幾個人在一起談話，即使說得很清楚、很簡潔，彼此也不能全部準確地理解對方的意思。有時候不得不把所說過的話重覆一次或幾次，或甚至得把它寫出來才行。……這樣的情況更經常地發生在有文化的上流階級談話的時候，因為他們說的話更純正、更文謅謅並且更接近於文言。

這些記錄具體反映了當時的中國社會對於文言和白話的認知：

一、二者使用的字詞相同，但文言是雅正的書面語，白話是日常使用的通俗口語，所以讀書人會覺得寫文章理所當然要用文言，只有為尋常百姓而寫的作品才會使用白話。（再次強調：雅正和通俗相對的階級意識是古人的觀念而非現代的觀念，反文言人士毋須借題發揮。）

二、文言是一種適合書寫閱讀而不適合口語交際的語文形式，口語中的文言成分愈高，溝通的困難度也愈高，即使熟悉文言的人也是如此。

早在先秦時代，口語和書面語就已有一些差異。這主要是因為書寫載體──如甲骨、金石、簡牘、絲帛等──製作成本昂貴，為求儉省，就必須讓書面語比實際運用的口語簡約一些。我們所熟知的先秦典籍文獻，大多是用這種經過簡約的書面語寫成的。

後來這些先秦文獻被尊奉為讀書人必讀的經典，於是在士人階層就開始流行模仿先秦文獻的語法來寫作，並以此為「雅正」。這就使得文言文成為一種精鍊且凝滯化的書面語，即使歷朝歷代的作家各有不同的寫作風格，但文言文的基本樣貌卻沒有太多差異。

而白話則是一種口耳相傳、應用於日常生活的語言，相較於文言，白話所受的拘束少而活潑性強，所以詞彙語法的變化也較強烈。我們只消聽聽二、三十年前的廣播錄音，就能發現當時的習慣用語和現在的口語已有些不同。久而久之，古今白話的差異就更大了。比方說：

白莊於東嶺上驚覺，遂乃問左右曰：「西邊是甚聲音？」左右曰：「啟將軍，西邊是擄來者賤奴念經聲。」白莊聞語，大奴［怒］非常，遂喚遠公直至面前，高聲責曰：「你若在寺舍伽藍，要念即不可。今況是隨逐於我，爭合念經！」遠公曰：「將軍當日擄賤奴來時，許交［教］念經。」白莊曰：「我早晚許你念經？」遠公當即不語，被左右道：「將軍實是許他念經。」

這段對話出自敦煌變文〈廬山遠公話〉，反映的是唐代的白話，現在的讀者大概十之八九會以為是文言。但這問題是出自古人寫得不夠白話？還是現在的讀者不能理解呢？

再舉一例：

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刻薄她，因記掛著母親、哥哥，並不回頭，一逕去了。這裏林黛玉還自立於花陰之下，遠遠的卻向怡紅院內望著，只見李宮裁、迎春、探春、惜春並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只不見鳳姐兒來，心裏自己盤算道：「如何她不來瞧寶玉﹖便是有事纏住了，她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和太太的好兒才是。今兒這早晚不來，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頭再看時，只見花花簇簇的一群人又向怡紅院內來了。定眼看時，只見賈母搭著鳳姐兒的手，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著周姨娘並丫鬟、媳婦等人都進院去了。黛玉看了不覺點頭嘆氣，想起有父母的人的好處來，早又淚珠滿面。少頃，只見寶釵、薛姨娘等也進入去了。忽見紫鵑從背後走來說道：「姑娘吃藥去罷，開水又冷了。」黛玉道：「你到底要怎麼樣﹖只是催，我吃不吃，管你什麼相干！」紫鵑笑道：「咳嗽得才好了些，又不吃藥了。如今雖然是五月裏，天氣熱，到底也還該小心些。大清早起，在這個潮地方站了半日，也該回去歇息歇息了。」一句話提醒了黛玉，方覺得有點腿酸，呆了半日，方慢慢的同紫鵑回瀟湘館來。

放眼整部《紅樓夢》，幾乎都是像這樣的白話文。可現在不也有許多人以為《紅樓夢》是文言小說？

中學國文教材是否要教文言文，端看論者如何認知學習文言文的目的。如果只是把文言視為一種「語言」來學習，衡諸現實，今日除了少數漢學領域之外，幾已無人使用純粹的文言，那麼似乎就沒有學習文言的必要。但問題是，教材裡放文言文的目的不是為了教學生如何寫文言文，把文言文視為一種「語言」來學習，層次未免太低。這就好比英美等國的學生必讀莎翁名著，他們只是為了學習莎翁時代的古英語？還是為了領受文學經典的陶冶？

無可否認，先人所留下的文化遺產仍有不少值得後世學習借鑑之處。學習文言文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汲取先人的文化菁華，再則──從最切身實用的角度而論──也可以練筆，畢竟文言、白話用的都是漢字，而文言又是經過淬鍊琢磨的語文。同樣是書寫白話文，精鍊的文筆（不是文白夾雜之意）必定比蕪雜的絮叨來得高明一些。更甭說現在的白話，其實也含有許多承自文言的語法和語彙，這血脈關係要如何一刀兩斷呢？

隨手舉個例子：世界名著 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中文可譯為──

(1) 愛麗絲的冒險在仙境裡

(2) 愛麗絲在仙境裡冒險

(3) 阿麗思漫遊奇境記

(4) 愛麗絲夢遊仙境

(1)是白話翻譯同時套用英文文法，最劣。(2)是符合漢語語法的白話文。(3)是民國初年趙元任先生譯介此書時，胡適先生擬定的書名，(4)是現今通行的譯名，二者都是文言結構，沒有一絲文言根柢者不能得之。以上諸譯之優劣如何，差別何在，相信讀者應能評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