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美國思想家羅爾斯(John Rawls)構築他理想中的《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是以洛克、盧梭和康德的社會契約理論為基礎，論證民主社會的道德價值，反對傳統的功利主義。他認為如同真理對思想體系一樣，正義是社會制度的最重要美德，不符合正義的法律和制度，必須加以排除和變更。當政府體系正投入搶救經濟時，必須同時考慮的是一個社會正義的問題。

      《正義論》中提到制度和形式的正義原則有二，首先是每個人都必須擁有與他人的自由並存的同樣自由，包括公民所有的各種財產權利、政治權利。其次是「差別原則」，主要是處理經濟、社會地位上的不平等，需要對此原則來安排：這對處於最不利的地位的人是有利的；並且它們是隨附著職位與工作的，而這些職位與工作對所有人都是開放的。

        對個別社會人民來說的正義原則，公平原則也是首先考量的，若制度是正義的，個人自願接受並能從中獲得利益，在這種情況下，個人就應當遵守這種制度。羅爾斯將法治稱為「形式正義」。法治正是對理性的人所發出的公共規則的強制命令。調節人們的行為是法治的目的，在形成社會合作的組織結構。制度所規定的各種權利和義務的總和就是一個「自由體系」，因而法治和自由是相互關連的。法律或制度並不是爭奪權益而制定的產物，而為了實現正義原則而規定的最好的方針，並具有道德的效益。

        現在政府提出的振興經濟方案，從上游層面著手，例如實施大幅減稅、金融降息、企業紓困、擴大公共工程、消費券等制度，目的振興房股市、解救銀行，降低企業生產成本，增進消費等。我們思索的「社會正義」是除了發放消費券、調減個人所得稅與促進就業方案等與所有公民有關外，其餘都是歸納利益於資本家與投資者。但必須注意的是採用差別原則時，應對處於最不利的地位者有利的方式；例如台灣的銀行經過二次金改之外，不少為財團經營者，金融公益性相對減少，已很難說銀行信用能完全配合國家金融政策，若「政府挺銀行」，應注意是否合乎正義分配原則。

        再者，為提振景氣政策、搶救經濟、使資金返台，政府減稅在二千億元以上，加上舉債推動公共建設的預算也高達五千億元，為擴大內需而推出的消費券，預算逾八百三十億元，總計稅收損失和舉債超過七千億元。政府為救經濟，似未考量財政赤字的嚴重性，且是否合於多數族群的經濟利益。政府為救經濟所犧牲的公義，也只能期待提振經濟、擴大就業目標來補償。

如何調節人們的經濟利益應是財經制度的目的，而良好的政策必須能形成社會合作的組織結構。一個政策的實施行應避免成為爭奪權益的產物，而如羅爾斯所說的，為了實現正義原則而規定的最好的方針，並且具有實質合理分配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