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二年，米蘭昆德拉在其所著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曾這樣寫道：「想想我們經歷過的事情吧，想想它們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無休無止地重演下去！這癲狂的幻念意味著什麼？從反面說『永遠輪迴』的幻念表明，曾經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像影子一樣沒有分量，也就永遠消失不復回歸了。無論它是否恐怖，是否美麗，是否崇高，它的恐怖、崇高以及美麗都預先已經死去，沒有任何意義。」昆德拉以為如果法國大革命永無休止地重演，法國歷史學家們就不會對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感到那麼自豪了。一九九○年，野百合學運迫使政府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及終結萬年國會，那時他們的主要訴求是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

         二○○八年十一月六日，一群大學生發起野草莓學運，原因是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訪台，政府以高規格接待，警方驅離一群想表達異議的民眾，群眾因與警方發生嚴重衝突，野草莓於是訴求政府：府院長必須道歉、國安局長與警政署長下台及修改集會遊行法。

廢除《臨時條款》已變成文字、理論和研討，變為歷史的一部分，再也不復回歸，所以野百合學運，因促成台灣政治民主化的加速，而顯得如此深刻。而野草莓學運，是否屬於昆德拉或哲學家所謂的「永遠輪迴」，重演我們經歷過的事？學運這對民主政治能有所改變嗎？如果沒有影響或改變，那麼學運本身會有所改變嗎？或又像一個永遠隆起的硬塊，再也無法回歸自己原有的空白？

      從歷史的觀察，知識份子關心國事、天下事，是一脈相傳的精神使命，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當赴歐和會代表要簽訂中日密約，北京學生團為外交示威，是一場令山河動色的五四運動。

我們相信大學生關心國家、參與社會的活動，有其使命感與傳承性。但野草莓訴求府院長必須道歉、國安局長與警政署長下台及修改集會遊行法，這樣的訴求是合乎社會正當性與比例性？如果是欠缺正當性與比例性，那麼野草莓學運，將只一種是無法改變現況的社會現象，像影子一樣沒有在歷史上留下意義。

        最後引述昆德拉所說：「如果我們生命的每一秒鐘都有無數次的重複，我們就會像耶穌釘於十字架，被釘死在永恆上。這個前景是可怕的。在那永遠輪迴的世界裡，無法承受的責任重擔，沉重地壓著我們的每一個行動，這就是尼采說永遠輪迴觀是最沉重的負擔的原因吧。如果永遠輪迴是最沉重的負擔，那麼我們的生活就能以其全部輝煌的輕鬆，來與之抗衡。可是，沉重便真的悲慘，而輕鬆便真的輝煌嗎？」有時候沉重的負擔，如同是生活中最充實的部分，負擔越重大，生活就更接近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