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李燦然博士是當年所謂的﹂崔台青」；他在中國國民黨基隆市黨部好像也混上了一個委員，不曉得什麼時候和蔣經國照過一張相，那張照片就一直藏在他的皮夾裡。他經常拿那張照片示人，揚言那是他的﹂護身符」。

今天提這件事似乎有點無聊，不過只是拿來當作一個引子，說明他為什麼後來還下令在﹂海功號」船首上懸掛國民黨黨旗。當時有人覺得有點突兀，也問過他，但他含笑不語。

話說李燦然於1976年12下旬偕同呂一銘和我由台北出發，坐中華航空公司班機到香港轉乘南非航空公司班機飛往約翰尼斯堡。途經馬達嘉斯加暫停之時，我們全體乘客被命令下機接受機艙消毒，到了候機室，看到門上掛了一塊牌子，上面居然是﹂請勿吐痰」四個中文字，覺得實在有些啼笑皆非。

在約翰尼斯堡受到了羅明元總領事的接待。羅明元在外交圈資望甚高，也很受僑界愛戴。我們稍作停後繼續飛往開普敦，那是南非共和國夏季國會所在地，當地的繁榮景象不亞於南非首都卜利托利亞及第一大城約翰尼斯堡。中華民國駐開普敦總領事館就在港口邊，從窗口可遙望全世界聞名的桌山。

我們就在開普敦與﹂海功號」上人員會合。駐開普敦總領事洪健雄、領事徐雲鳳等為了接待﹂海功號 」上的人員，幾乎動員了全館同人和家屬，烹製了許多台灣小吃和家鄉美食款待我們，並且於那年12月30日在﹂海功號」上設宴款待南非政府相關部門官員及當地的專家學者，向他們說明﹂海功號」南極之行的目的與計畫。

在那兒，我們遇到了一位從台灣去的僑胞劉叔英，他原本是一艘台灣遠洋漁船的船長，到了開普敦後，因厭倦了海上生活，於是就在那兒留了下來，也取得了南非的永久居留權，進入南非藍陸公司擔任經理，這家公司的主要業務就是代理船隻的整修、補給、漁貨交易等。  

早年台灣大約有一千多艘遠洋漁船在大西洋撈捕黃鰭鮪，終年在海上作業，並不駛回台灣，其中有160餘艘就以開普敦作為補給基地，每年3月至 9月那段期間，每天總有30多艘漁船進港卸貨、補給油料及食物。

這些遠洋漁船若以每船25名船員計算，經常總有800 名以上的台灣船員在岸上遊蕩散心，他們平日過的是枯寂單調與辛苦的船上生活，到了岸上難免酗酒、尋歡作樂，而當地的聲色場所中還有日本、韓國等國家的船員，由於爭風吃醋或語言隔閡，經常發生糾紛，鬧進警局，那個時候就有賴劉叔英利用他的人際關係設法排解，他因而受到船員與當地華僑的敬重。

記得我們三名記者曾因好奇跟隨船員去一家其實就是妓院的酒廊﹂觀光」，站在門口收入場費南非幣三元的﹂護院保鑣」竟然講的是台灣國語，他聽說我們是台灣記者，馬上慷慨允許我們免費入場。當時一美元只能兌換南非幣六角，船員風流一場除了須買酒之外，還得另付約50元南非幣。這些船員幾乎都不會講英語，要靠劉叔英翻譯，開場交代完後，後續用比手劃腳就沒有問題了。

算起來，﹂海功號」船長陳長江與劉叔英是老朋友了，兩人異地重逢，自然有聊不完的話，﹂海功號」上缺這缺那，也多靠劉叔英張羅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