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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09/15 03:24:09瀏覽610｜回應1｜推薦5 | |
| 中日關係五十年大事記讀後記 在千呼萬喚聲中，﹂中日關係五十年大事記1932--1982」這一套五大冊著作終於問世了；這是一套集結了中國大陸、台灣民眾和休士頓僑胞心血的鉅作，以該書編輯委員會編委之一許振城的話說，這套書是留給中華民族後代子孫的一分重要資產，由是可知出版這套書的重要意義。 這套書的前身應是曾任﹂大公報」總編輯、社論主筆王蕓生所編寫的﹂六十年來的中日關係」，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幾乎都讀過這部書，認為是二十世紀第一部有系統深入探究中日關係的著作，是研究中日問題學者值得放在案頭，隨時參考的工具書。 1949年後，王蕓生在老同事、前﹂大公報」記者、編輯張蓬舟等人的協助下，將﹂六十年來的中日關係」這部書重行修訂、添註、補充，一直忙到1980年初才修訂完成，但就在那一年，王蕓生去世了，最後完稿幾乎是張蓬舟獨力完成。張蓬舟隨後又與一些朋友編寫﹂中日關係五十年大事記1932--1982」 (原名近五十年中國與日本 1932--1982)，全書九卷，約250萬字，但這部書只出版了五卷，其餘四卷記述1945年對日抗戰勝利後的部分一時也就淹沒在作者的手稿中。 這部書所出版的前五卷包含了四川人民出版社於1985年至1987年出版的前三卷，據說還曾在香港舉辦的圖書展中贏得了優秀圖書獎，後來又有出版社少量發行了第四、五兩卷，從那時起就後續無力，杳如黃鶴了。 一眨眼數十年過去了，張蓬舟於1990年溘然辭世，參與編撰這部書的其他人幾乎都走入歷史，仍健在人世的有前人民出版社編審周文熙、北京育英中學退休教師袁誨余，他們也都已邁入耄耋之年，縱然不甘心，也力不從心，對出版這部書已從失望到了絕望。 但就約在2005年夏天，休士頓僑社正積極舉辦紀念抗戰勝利六十周年活動的同時，非常熱心社團事務的李慶元、申遠方回到北京去探親，聽說了這件事後，他們輾轉尋訪了袁誨余，親眼看到了厚厚幾堆發黃變脆的手稿，除了震驚，也覺得非常可惜，於是在袁誨余、周文熙的懇託下，他們一回到休士頓就四處奔走，大聲疾呼，希望透過兩岸三地的努力讓這部重要的史料重見天日。 於是，休士頓的六十多個社團在2006年春節舉辦了一場﹂歡歡喜喜大團圓」聯歡晚會，由各社團成員義演，收入全部用於出版這部中日歷史鉅著。除了這場晚會的入場券收入之外，僑界人士也慷慨解囊，終於籌到了將全書付梓的頭一筆錢，幾經周折，李慶元、申遠方和張天潤找到了北京文化藝術社承擔了出版這部書的重任。 據申遠方說，當時只有印書的錢，把這些書從中國大陸運到美國，再從休士頓寄送給全美各大圖書館和各大學圖書館的運費和郵資都沒有著落，他們非常著急，所幸有許振城等僑社人士繼續捐輸，才解決了這個困難。 4月15日那天，她臉上浮漾著笑容，眼中含著眼淚，把這部書一一親手送給那些熱心支持出版這部書的僑社人士時，頻頻用﹂功德無量」來形容他們的貢獻。她說，這套大 部頭的書很重，但沉重的不僅是書的分量，也包含了書中記載的歷史，那是所有中國人，甚至全世界的人都應該知道，也必須記住的歷史。 這部書以編年體的方式，逐日翔實記述了長達五十年期間所發生的事，從﹂華北事變」、﹂八年抗戰」、﹂日本投降」、﹂中日斷交」、﹂復交」，一直到﹂和平友好」等重大史實，編纂過程歷經九年，全部書稿超過三百萬字。 匆匆翻閱了這部書以後，發現這部書有若干特點，顯示出這部書的出版忠實地反映了編著者筆下的史實，似乎沒有受到政治的干預或刻意扭曲。申遠方說，這部書出版前曾由中國大陸有關部門審核，也邀請了台灣方面的人士參與審查；儘管她並沒有指出這樣做的含意，但顯見是避免因意識形態的影響，造成大事記的失實。根據粗略的瞭解，這部書有以下特點: 一、這部書是以繁體字印行，從左至右橫排，雖然文中仍不免出現﹂沈陽」等字樣，讓早年離開中國大陸的人覺得有點﹂不習慣」，但大致也能看懂； 二、全書並未抹煞中華民國的國號，例如一開始記述的1932年就同時標註了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和日本昭和七年，一直到1949年以後，才只用西曆和日本紀年；其次，從一開始到1937年7月7日爆發﹂盧溝橋事變」，展開全面抗戰，到1949年以前這段期間，中國方面均以﹂國民政府」、﹂我外交部」、﹂我方」、﹂我軍」等，作為﹂日本政府」、﹂日本外交部」、﹂日方」、﹂日軍」等的相對稱呼；1945年日本投降，偽軍敗滅，國共內戰爆發，此時是以﹂國軍」稱﹂國民黨軍」，以﹂共軍」稱﹂共產黨軍」，到了1949年後，中國的國號才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以台灣一詞代替中華民國； 三、文中指稱蔣介石本名，而非蔣中正，寫到毛澤東也是直呼其名，不加任何職銜，但諸如黑龍江省政府主席馬占山、上海市政府祕書長俞鴻鈞、中央軍二十五師長關麟徵、林森主席、周恩來總理等，均帶職稱，以標示該人在那時的角色地位與職責所在； 四、書中按年、月、日記述當時所發生的事件之外，也依序納入了相關的重要文獻作為附錄，以備查證對照，這些文獻包括了1932年1月29日﹂駐滬十九路軍將領通電抗日」、1932年2月20日﹂外交部長羅文幹對外宣言」、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廬山談話」，以迄於1959年9月20日﹂周恩來總理和日本前首相石橋湛山會談公報」、1978 年8月1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和平友好條約」等，數了一下，全書五卷共有文獻附錄 136篇，重要的文獻都在其中，可說相當完整，對研究中日關係的學者來說，信手拈來就是史料，極為方便； 五、1941年12月，日軍偷襲珍珠港，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後期曾抽調了侵華兵力進攻東南亞各地，殘殺華僑，非常可惜的是日軍在南洋各地的暴行並沒有留下多少史料，這是出版這部鉅著的一大遺憾，所幸可以擇要記載一些同盟國對德、意、日軸心國的戰史，讓本國史與國際史接軌，也讓讀者能略窺當年的歷史全貌； 六、書中所涉及的地名在第一至第三卷中，悉依舊稱，甚至還有偽滿洲國所訂的﹂新京」，但在新增的第四、五兩卷中，﹂新京」恢復原名長春；東北四省經數度劃分為六省、九省；1949年中共建國後，首都設在北京，簡稱京，南京的簡稱改為寧等，前面所引述的沈陽就是以前的瀋陽； 七、全書原本引用許多書報雜誌的資料，一直到1950年後，才大量採用中國政府公開的資料，並摘用美、日及台灣的若干資料參照對比，作為增刪、修改之依據。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步平在為﹂中日關係五十年大事記1932--1982」這部書所寫的序文中指出，無論研究歷史或瞭解歷史，最重要的依據就是歷史資料，所以古人才用﹂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來形容缺乏資料的研究工作。 他也提到，王蕓生整理與編輯﹂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這部書的時候，正值﹂九一八 事變」暴發，中國面臨前所未有的危局，﹂明恥」﹂教戰」是當時社會最關注的話題 ，所以，從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報」逐日刊載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專欄，文前總是強調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認明國恥，國難可救；許多人讀了﹂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後，終於瞭解了中、日兩國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 略本質，紛紛慨然挀臂而起，投入救國雪恥的抗日戰鬥行列中。 但張蓬舟踵事先賢，於80年代編寫﹂中日關係五十年大事記1932--1982」，他說，似乎是為了在史料中扒梳，把戰前與戰後的中日兩國關係銜接起來，試圖找出兩國走向和平發展的途徑，以既有的史料提供更廣闊的思考空間，讓後代仔細思索人與人、國與國的和平相處之道。 時至今日，美國、中國和日本這幾個在30年代、40年代交惡爭戰的國家之間似乎仍充 滿了矛盾，還有許多結打不開，儘管在經濟上或有彼此依存的需要，但國與國之間、人民與人民之間還有許多歧見或爭論，或許讀了﹂中日關係五十年大事記1932--1982」這部書後，在冷靜的思考中，可以找到一個方向。(本文曾於 2007 年 5 月在世界周刊上發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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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