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跟大學時代的朋友聊起育兒心得。這位朋友跟曾小貓同年結婚，但成就斐然，已經有三個孩子了。她有感而發地說：「台灣是育兒環境是很孤獨的，有著你家小孩沒教養好就不可以帶出門的壓力⋯⋯」言下之意，我們的社會認為育兒完全是家長的責任，給父母的支援很少、批評卻很多。

小貓去國多年，對台灣的育兒環境了解有限。但我相信，有一件事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那就是教養孩子的主要責任者固然是家長，但爸爸媽媽們絕對需要社會的支援。這就是「同村協力」的概念。因為，在現代社會，有很多「崇高」的育兒目標，光靠爸媽的一己之力，是絕對做不到的。比方說，純母乳餵養。比方說，零體罰。餵配方奶會被批評，體罰孩子會被責難，但社會給了爸爸媽媽們多少支援來幫助他們達成這些其實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目標呢？

先談談母乳餵養吧。我的第一個孩子小小豬出生的時候，我沒有餵養計畫。我的小兒科醫師建議我純母乳餵養六個月，之後搭配副食品餵到至少一歲。一個媽媽朋友送我一組高級的集乳器加配件。另一個朋友送我一個大型冰桶和成打的冷媒包。拿到這些禮物，我整個人都燃起來了。

我開始餵小小豬吃母乳。他上托兒所的時候，帶著集乳器擠出來的瓶裝母乳。我出差的時候，用冰桶保鮮母乳帶回家。小小豬滿六個月以前，我在工作場合遇到公司歧視刁難哺乳媽媽的困境。小小豬滿一歲以前，我總共出差四次。但是我都堅持下來了。

我當然相信母乳最好，但這不是我能夠堅持到底的理由。我能夠堅持到底，是因為我得到很多支援。

美國弗羅里達州立大學藥學教授瑪麗安·薩塔里（Maryam Sattari）領導的最新研究指出，在美國，約百分之63的媽媽在生產當時目標至少母乳餵養六個月。但真正堅持到的只有約百分之40的媽媽。薩塔里教授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指出，這百分之40的媽媽有三個共同點：「受過高等教育，動機強烈，享有充足資源（例如專業協助、育嬰假及母嬰親善的工作環境等）幫助她們達成母乳餵養目標。」

我純母乳餵養小小豬六個月，之後搭配副食品餵到他兩歲半。一開始，我得到哺乳諮商師及小兒科醫師的指導。我在出差途中得到航空公司及飯店額外的支援，曾經有家房間裡只有小冰箱的飯店，在我向經理說明情況後，特別搬了一台有冷凍庫的冰箱到我房裡。我在工作場合因哺乳受到歧視與刁難的時候，得到當地母乳協會的聲援，還有加州法扶會的律師媽媽無償替我打官司爭取賠償。我的經驗使我深深體會到，如果不是擁有這麼多資源，堅持純母乳餵養幾乎是不可能的。

再來談談零體罰吧。美國喬治城大學與芝加哥大學聯合研究顯示，低學歷、低收入的父母，最常採用體罰，因為他們是最缺乏社會支援的一群家長。台大教授藍佩嘉在國內也觀察到相同的現象：「⋯⋯現代越來越重視親子溝通的教養趨勢下，經濟底層的家庭仍以體罰教孩子，這些父母並非不愛孩子，只是資源的缺乏，讓他們在教養上束手無策⋯⋯」

就算不是來自經濟底層的家庭，孤立又缺乏支援的家長處罰孩子的方式就是痛打一頓。我自己就是一個深受體罰之苦的孩子。直到現在，我身上還有依稀可見的疤痕與齒痕。是的，我媽媽激動起來是會咬小孩的。

我很早便離家，對父母的記憶淡薄，腦海中殘存的畫面多是他們暴打我或威脅我時可怕的樣子。這些痛苦的往事，我既然不願去回憶，在自己成為母親之前，也很少回想起來。直到我生下小小豬，爸爸在越洋電話裡叫我不要再去工作：「我就不喜歡你媽去上班，妳媽在生下妳以後，有十年時間沒有上街過，只有買菜、去學校、上醫院才會出門。這才是盡責的母親。」

爸爸的這句話，彷彿鑰匙一般開啟了我記憶的盒子，讓我回想起我那抑鬱的童年，每天面對寂寞的媽媽，還有媽媽一邊打我一邊流淚一邊說著「要不是妳，我早就如何如何⋯⋯要不是妳⋯⋯我早就跟妳爸離婚了⋯⋯」的畫面。

我媽媽是一個極好面子的人，我和妹妹成年以後都曾尋求專業協助以走出童年陰影造成的後遺症，雖然我們的心理醫師都極力建議我們全家人一起接受諮詢，但爸爸媽媽都不願意接受。有了小小豬以後，我常常想起媽媽。如果她不是那樣被關在家裡，或者如果她勇於及早尋求協助，也許她會有一個不一樣的人生，我也會有一個不一樣的童年吧。正是因為不想複製媽媽的人生，所以小小豬今年四歲了，我沒有打過他一下，也沒有對他吼過一次。

在一個先進的國家或地區，當有一個家庭出現問題，整個社會都應該因此感到悲傷與慚愧，而不是責難父母親。當母乳餵養率低落，當兒虐事件頻傳，當有一個孩子因為營養不良而發展遲緩，一個孩子因為沒坐汽車安全座椅而意外身亡，要先檢討的都是我們的社會有沒有給家庭足夠的支援。當代家長經常被提醒自己的不足，但他們真正需要的，是貼近生活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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