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1987年8月5日南亞塑膠高雄仁武總廠工會理監事選舉，顏坤泉獲得了最高票，贏得了多數勞工兄弟的肯定與支持，但公司卻以「為達個人目的不擇手段雖經勸導毫無悔意」的手段解僱了他。

此時高雄縣府勞工科馬上介入，指顏坤泉已遭解雇，當選無效。在處理勞資糾紛的立場上，政府並不掩飾的支持資方，使得坤泉在這場首度與「國家」衝突性的接觸中，開始理解了一些以前他完全沒有意識到的社會與政治的運作方式。

從此以後，他不再把政府看做是一個會「秉公處理」的機構。1987年8月，剛解嚴的那段日子，社會的確瀰漫著一股追求新秩序、新的社會關係模式的風潮。大眾傳播界也大致反映了這一趨勢，很多的報紙都熱烈地報導南亞工會顏坤泉的事件。因為台灣社會從來沒有發生過這一類事情，所以新聞鬧得很大。台塑董事長王永慶大概也覺得面子掛不住，接受了立委王義雄和余政憲的要求，在台北台塑總管理處和顏坤泉見面協調。王永慶問坤泉：「你要多少，直接講嗎？」對生意人來說，似乎整個世界都是商品，都可以用金錢買賣交易。而假如買賣不成的話，原因很簡單，一定是價碼不對。據坤泉說，台塑在找他上台北協商之前，已透過高雄某一政壇要人，要花4~5百萬元買掉他，但為他所拒絕。

「不是錢的問題。您說我固執，您老人家比我還要固執。我講的是是與非的問題。不對的話，我鼻子摸一摸就走。對的話，我一定要爭到底，這不是可以用金錢買賣的。我什麼也不要求，我所要的只是很簡單的兩個字「復職」。再苦的工作我都願意做，只要留在原單位。」但是王永慶還是拒絕了，理由是管理上的考量，「公文已經發出去了。」。

「什麼公文發出去了。對就是對，錯了就要改啊！」顏坤泉毫不含糊的挑戰王永慶，「你身為一個企業家，金錢在你看來，並不是很重要，你應當重視你的名譽。你老是說要回饋社會，那你就應該回饋你的勞工啊！他們是你的第一線嘛！」講到這裡，雙方再也談不下去了。衝突的雙方其實並不只是顏坤泉和王永慶，而是人的尊嚴對抗資本的靈魂，生活世界的道德原則對抗企業管理的「邏輯」。

坤泉經歷過這一場衝突的經驗，他對勞資關係的看法也自然地提升到一較其他工會領袖為高的層次。他開始察覺到有些問題的發生與解決並不是單純屬於個人的問題，或是可以求助於某個權威，這也是制度性的問題。

他可能是台灣工人裡面很早就看清楚什麼叫做「仁慈的大家長」的謊言的其中一位。在台灣，不管是勞工，或是一般大眾，都還停留在一種，他們認為他們的苦難與不公，是來自他們的直接(第一線)的管理支配者（例如稅吏、警察等），而相信在高處的是正義的化身。這種想法模糊了社會衝突的核心機制，使得理性的組織與運動策略無法形成。而一般大企業的工人也往往不能穿透這一層想法，而認為「董事長或總經理人很好，很照顧大家，但是他的美意往往被下邊的人所扭曲了…。」。

顏坤泉離開南亞，但還保住了他在高雄碼頭的那份兼職工作。由於這個工作高技術性，工時很短，每天只需工作四小時。他其餘的時間都拿來發展工運。他不但幫忙別人組工會，也著手在他自己工作的單位---高雄碼頭工會，籌畫「光復」此一工會。高雄港工會為一特權單位，因為地位的重要，一直由國民黨嚴密的控制住。但坤泉相信，只要假以時日，碼頭工會一定可以成為一個自主工會，坤泉知道在碼頭組自主工會是冒政治大忌諱的，因此他的行動一直是很低調、很小心的。

他非常清楚整個工運的環境在1988年苗客事件時已開始轉變。他稱他在1987年的南亞事件為「第一代抗爭」。「在那時，國家還沒有冒出頭來，因為我們那時的工運僅僅限於勞資兩造的衝突而已。國家的干涉是在苗客、遠化中突顯出來的。」在1989年下半期，尤其是遠化罷工後，已經與1987年完全不一樣，所以他在碼頭和其他工運場合中，都非常保守小心。他熱情正義的心並不曾沖昏他冷靜理智的腦。

1989年11月高雄加工出口區製鞋廠「安強」和「十全美」的五百多名工人，因為資方積欠工資，惡性關廠，逃避退休金、資遣費，使得這些工人立即面臨生活的困難。他們向勞委會陳情，勞委會置之不理，於是找上工聯會的顏坤泉。顏坤泉知道這並不是「個案」，而是台灣今後數十年間要一連串發生的因資本外逃或經營不善所產生的關廠事件的其中之一而已。顏坤泉決定要把這一個案升高到一整體的政治、經濟、法律層次。要求國家從速制訂工人與工會參與經營管理的辦法。

11月29日三百餘名女工到台北向勞委會主委趙守博陳情。主委沒見到，卻被鎮暴警察兩度襲擊，並打傷了多名員工。坤泉也被打得血流滿面，並一度被捕。但是任誰也沒想到坤泉日後要為因支持女工得到她們應該得到的，而付出一年十個月的牢獄代價。這是解嚴後國家對於工運行動者最嚴厲的制裁。對於坤泉，以及其他工運、社運界的人士，這麼重的量刑令他們震驚。

為什麼要這樣對待一個工人？為什麼又選擇顏坤泉？這樣的問題可能永遠沒有辦法得到一個可以經驗上證實的答案。因為答案可能躲在治安、勞政當局的秘密會議記錄裡。我們可以從坤泉過去的作為來解答，上面的問題。第一，坤泉，作為一個工人行動者，已在過去的兩三年，將工運的實踐從經濟層次提升到一整體的政治經濟層次。例如直接表現在安強、十全美案上，使得當局採取較激烈的步驟來壓制。第二，自1987年坤泉以南亞工會為首義，帶起了往後的自主工會運動，而以後數年間，幫忙成立了多少自主工會，也參與了多少勞工的抗爭活動。在工運中，顏坤泉已是少數具有象徵意義的人物。第三，坤泉這幾年來仍然一直在致力於高雄碼頭工會的自主化。只要坤泉一直在碼頭工作下去，他終究有可能達成這一工會自主化的目標。但是碼頭工會是何等具有「戰略性」地位的重點工會，國民黨如何能容忍這種事情的發生。因此，根本解決的辦法是讓坤泉坐牢，也就一箭雙雕的剷除了他們心目中的「禍害」。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些問題，也許我們可以說這一切都是因為坤泉太認真、太執著、太明辨是非了吧！在今天的台灣，也許有這樣的人格特徵的人都是要和盜匪、精神異常的人一般接受懲罰吧。這個社會與教育時刻在宣揚誠實、見義勇為、擇善固執等價值，但制度的現實卻無時無刻不在否定這些價值；事實與價值、現實與理想之間竟有一條如此深的鴻溝！而坤泉要用他的身體、他的行動來接合這條鴻溝。就此而言，他的確是一巨人，但是一悲劇的巨人。他相信他的良知，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但是，良知，在1990年代的台灣則是出賣他的猶大。

因此，當大多數的勞工和一般人民沈溺自我利益的爭逐上，而視公共事務與集體利益為芻狗的話，光是靠少數人照明彈式的犧牲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坤泉明瞭這一層關鍵，所以在工聯會的刊物上寫下了下面這段話：

「犧牲奉獻，奉獻犧牲」，「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是多麼美麗高操亮節的言詞。但是坤泉我覺得還不配，因為我是平凡的農家子弟，不是救世主。奉獻我願意，但為什麼要犧牲我家庭及我，為什麼不是大家一起來承擔，這個擔子實在太重，坤泉我背不起。我犧牲就能喚醒勞動階級覺醒團結起來爭取經濟、社會、政治地位的話，馬上自焚我都願意。最後呼籲勞動階級兄弟姊妹們，有您的參與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勞工尚未抬頭，同志仍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