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4日 中時電子報

台灣過去50年以來，經濟能夠成功發展，最重要因素就是我們的廠商成為國際品牌大廠的戰略夥伴，在亞太的生產分工上扮演關鍵角色。中韓FTA的簽訂，將對這個地位的繼續維持，形成重大衝擊。經濟選民不可不知，不可不起而行。

兩岸的經貿關係看似為台灣與大陸的雙邊關係，實則不然，它根本是東亞分工體系演化的結果，是國際品牌大廠生產安排的表現。這個過程可溯至自1950年代美日雙邊貿易：當時日本直接外銷紡織品到美國，快速占領了美國國內市場；出口數量龐大導致日本廠商面臨美國紡織品進口配額限制，以及其國內工資上漲的雙重壓力。

於是從1960年代起，日本開始對外投資，選定的主要代工基地就是台灣和南韓。從此日美「雙邊貿易」轉變成「三角貿易」，也就是日本出口原料及零組件到台灣及南韓，經台韓加工製成消費品，再外銷到美國及歐洲。在那個時代，美國是台灣也是南韓的最大出口國，換言之，原本從日本出口到美國的貿易順差，大部分移轉到台韓對美國的順差。

到了1980年代，台灣和南韓面臨薪資上升、匯率升值、美國對順差不滿等因素，而必須向外投資，保留自己生產半成品的能力，轉移最後階段的勞力密集加工到薪資較便宜的中國大陸和東協國家。從此，「三角貿易」轉變為「四角貿易」：日本仍然出口最先進的核心零組件和高技術的原料到台灣和南韓，由台、韓製成半成品出口到中國大陸，再由中國大陸進行最後加工和組裝製成消費品，然後出口到歐美等世界市場。

當「三角貿易」轉成「四角貿易」的時候，中國大陸自然變成台灣也是南韓的最大出口市場，而美國和歐洲則變成中國大陸最大的出口市場。原本台灣及南韓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很大一部分也就轉變為中國大陸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一如過去日本將其對美貿易順差轉到台韓對美順差一樣；這就是過去半世紀以來東亞分工演化的實際狀況。

四角貿易的形成不是任何政治或黨派的力量所造成，而是市場機制運作的結果。日本學者將其視為「東亞雁行理論」的一個實現，也就是投資會繼續不斷的從先開始出口但薪資變高的國家，移動到薪資仍低的後進者。薪資變高的出口國家則必須不斷進步，提升技術水準，繼續往上游發展，才能維持在分工鏈上的地位。是以台灣和南韓能保持在東亞分工鏈上的地位絕非偶然，是業主和員工共同奮鬥的結果。

如果一定要指摘有「個人」主導了這種四角貿易的型態，讓大陸成為台灣和南韓最大的出口市場，讓台灣和南韓的經濟「過度依賴」大陸，那麼毫無疑問的，最應當「被譴責」的是分工訂單的最後決策者，也就是歐美日品牌大廠的老闆，包括Apple、HP、Dell、Levis、Uniqlo、Zara、Adidas、Nike等等。

對全球的經濟動態稍有一點認識的人，都不會這麼做，因為這些國際品牌大廠如果沒有把台灣當作重要的戰略夥伴，讓台灣留在四角貿易的分工鏈上，台灣的訂單就會流失，台灣的投資會因而減少，員工更會因而失業或減薪。

我們要做的事應該正好相反，一定要抓牢和這些品牌大廠的關係，保持台灣作為他們戰略夥伴的地位。台灣可以自己發展品牌，可以發展服務業等，但平心而論，這些都需要時間，需要大量的投資，也有一定的風險。目前國際品牌大廠的訂單，則是我們就業和所得所依賴的實際支柱，看得到、抓得到、賺得到。如果某些黨派或政治人物為了反中，為了阻斷兩岸貿易，要放棄這些訂單，那就只能用「瘋狂」兩個字來形容。這不是愛台灣，是害台灣。

中韓即將簽訂FTA，對輸往大陸要付關稅的台灣廠商而言，這是一個夢魘，將危及他們在四角貿易分工鏈的地位。如果台灣和大陸不能簽訂貨品貿易協定，完成FTA談判，這些廠商將面臨生死存活的難關。更重要的是，老闆可以將投資外移，悽慘的是無法輕易外移的員工。依照目前資料顯示，最可能受影響產業的員工代表了數十萬個家庭，絕大多數在中南部。

四角分工鏈是台灣的生命線，我們再次呼籲，請經濟選民要審慎地做出決定。更要顧念已經在台灣奮鬥多年，好不容易把台灣分工地位穩住的員工。他們是無辜的，他們不像企業主一樣，有外移的能力，他們的生活、家庭、子女都在台灣。請顧念他們，給他們一個機會，給台灣一個機會。

※    徐宗懋專欄－亞洲的普世價值http://classic-blog.udn.com/tpa285/19265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