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次去上課都非常的感動，學到最重要的部份不是老師講的，而是這些媽媽同學表現出的執著與堅持。這中間有年逾七十的阿嬤，有失婚的單親媽媽，也有職場上的女強人，大家唯一的共同點是：在賺錢謀身的工作之外，在seven-eleven式的家庭照顧之餘，在事業家庭耗盡了她們幾乎大半身的生命之後，寫作的期待像一顆理想的種子，依然悄悄地發芽了。她們重新像學生一樣，拿起了筆，在紙上再現自己的生活。

　　她們大都經歷過從大陸來台灣的遷徙過程，或許她們沒有受過專業的寫作訓練，也不是相關的學歷，但是她們的經歷就是絕好的題材。

　　世上最暢銷的一本書──《聖經》──就是一部猶太人的遷徙史。為什麼遷徙這樣值得書寫呢？因為遷徙讓我們有機會以同樣的生命個體去感受不同的文化，一方面帶著對原文化初戀式的眷顧，另一方面又對新文化──這個置入性的入侵者──帶著強烈的抗拒和不得不的妥協。於是，每一項行為，每一個習慣，如果選擇舊模式，就要面對新環境的外在壓力；如果選擇新方法，就要抗拒內在的戀舊情結，這讓他們在潛意識中，不斷地對比，不斷地選擇，不斷地掙扎，試圖找出新的出路。或許這就是文化基因重組與突變的過程。

　　這個過程需要記錄，需要書寫。而且不是那種征服式的，勝負立判的男性書寫。戰爭過去之後，有關戰爭恢弘場面的著作好像也都過了時，但是張愛玲式的陰性書寫不會過時，她寫的是大事件下，小人物的生活，在那裡，戰爭或和平都只是背景，而愛恨情仇卻像柴米油鹽一樣，戒不斷，色還亂，是永遠的惘然。

　　如果說，蘇麗文讓我們看到理想可以讓人強壯，魏德聖讓我們看到理想可以帶來票房，這些外省寫作班的媽媽們讓我了解的是，理想的種子埋在心裡六、七十年，依然可以茁壯蒼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