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住院既改由法院審查應可放寬條文 強制社區治療若不遵從可轉成短期強制住院】

精神衛生法又要修法了。這次的起因主要是近幾年的重大司法精神案件，引發修法呼籲，問題是以目前最可能採用的行政院草案版本來說，能否回應這樣的議題？

這得回到小燈泡案與火車殺警案這些重大司法精神案件。小燈泡案犯案者老早在社區出現奇異行為與破壞行為，但因為就醫後沒有符合「自傷傷人」的強制住院門檻，於是急診後隨即回到家裡，後來當然也沒能接受規則精神治療。

火車殺警案則是曾經就醫，也在治療，但後來中斷了，而即使早已出現被害言談，也沒辦法繼續讓其接受治療，因為也是未達「自傷傷人」門檻。

但你看，這次修法，有沒有動到「自傷傷人」的強制住院門檻？

沒有，就只是把裁定權由各界組成的審查會改成法院。

這樣改的用意是保障人權，問題是先前的強制住院流程，有什麼地方損害人權嗎？事實上目前強制住院人數已經從過去的數千人下降到了數百人，把關已是嚴格加三級了。

試問，改成法院審查以後，小燈泡案與火車殺警案犯案者就能被強制住院嗎？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這樣一來，有回應減少重大司法精神案件發生的需求嗎？

就只是答非所問，藉由重大司法精神案件引發的修法動能，去迎頭趕上人權標竿。

相對於強制住院改由法院審查，強制社區治療卻是維持由審查會來裁定，理由是對人身自由的限制較低。強制社區治療的門檻，此草案也沒有修改，也就是維持這樣：不遵醫囑致其病情不穩或生活功能有退化之虞。

然後，注意了，我在這裡點出一個沒人提到的狀況：「自傷傷人」跟「病情不穩或生活功能有退化」差很多，等於是強制住院超嚴格，而強制社區治療卻是很寬鬆，因此，台灣的精神強制治療，其主軸思維到底是所謂「對人權的最少限制」(least restrictive)，或者「預防精神疾病導致健康與安全受損」(preventive)？

這一點必須弄清楚，否則會有自相矛盾與窒礙難行之處。

事實上強制治療是一個連續向度，起因是精神疾病常導致欠缺病識感而無法主動接受治療，因此需要公權力來協助病人接受治療，以避免健康與安全受損。健康與安全受損有兩種，一種是身體受到傷害，這當然很嚴重，另一種則是福祉受到傷害，也就是心理或社會狀態受損。

台灣的精神衛生法，就把前面一段切給強制住院，而把後面一段切給強制社區治療，而許多國家也都這麼做，但，也是有人不是這樣訂定。

比如英國的精神衛生法案規定，只要「為了病人健康或安全需要」，就可強制住院，而美國佛羅里達州規定，只要「無法照顧自己，且實質危害個人福祉」，就可強制住院，不必達到「自傷傷人」門檻。這樣訂的好處是：跟強制社區治療門檻比較接近，而且可以給法院比較大的裁量空間。

今天，台灣既已打算將強制住院交給法官審查，那麼浮濫通過的機會是不是大幅減少了？既然如此，為何不把「自傷傷人」改成「健康與安全受損」，改得寬鬆一些，讓法官與背後的審查專家有較大的裁量空間？

有做過強制鑑定的醫療人員都知道，臨床狀況千變萬化，每個人對「自傷傷人」的判斷並不一樣，而如果條文訂得寬鬆一點，交給人而非文字，來做強制住院必要的審查，當可幫助更多需要強制住院治療的病人。

否則，改成法官審查以後，只怕嚴上加嚴，每年強制住院人數又會繼續下降。

至於強制社區治療，有立委呼籲說應由司法人員協助，但做過社區治療的醫療人員都知道，病人如果沒有病識感，一知道你要來訪視，老早跑得遠遠了。

即使警察陪同過去，說要打針，歹勢，病人只要把房門鎖起來，你就進不去了，而這時，難道你為了要打一支針，必須破門而入？

所以說強制社區治療的遵從度本來就是一個大問題，因為，「強制」跟「社區」其實是相反的概念。

怎麼辦？我在這裡點出，可以參考紐約的肯德拉法律（Kendra's Law），也就是如果病人不能配合強制社區治療，那麼就改成短期強制住院，比如七天或兩個禮拜，這樣一來是不是可以提升遵從度？

你說，這樣一來，強制住院豈不是有兩套標準？所以說應該把「自傷傷人」改掉，以「健康與安全受損」來取代，就可一致。

若能這樣調整，那麼無論小燈泡案或火車殺警案犯案者，當他們在犯案前被送到急診時，都可被強制住院，而如果沒有成功，也可接受強制社區治療，而如果還是不能配合，那麼就回頭轉成強制住院治療。

這樣首尾相銜，是不是讓強制治療的精神更加彰顯，也讓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連成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