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投殺童案判決有誤：精神鑑定與司法判決都沒搞清楚何謂「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沈政男

假設有個人身體罹患重病，極度痛苦，但認定醫療無效，卻又不敢自殺，於是想到了可以藉由殺人被判死刑來獲得解脫，那麼這人行兇被捕後，其犯案時精神狀態該怎麼論斷？一、假使那人知道殺人會被判重刑，那麼其辨識行為違法的能力就沒有受損。二、那人知道自己罹患身體疾病，也知道可以尋求醫療幫助，又知道殺人會被判重刑，卻還是以殺人方式來處理自身病痛，那麼其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也沒有受損。

反過來說，假設有個人罹患精神病，受到幻聽與妄想干擾而極度痛苦，但那人不認為自己有病，也不知道可以就醫，而是以求神、搬家、念書來處理，結果沒效，卻又不敢自殺，於是同樣想到了藉由殺人被判死來獲得解脫，那麼精神鑑定時該怎麼論斷？一、同樣的，假使那人知道殺人會被判重刑，那麼其辨識行為違法的能力就沒有受損。二、假使那人知道自己罹患精神病，幻聽與妄想的內容都是假的，也知道可以就醫減輕痛苦，以及殺人會被判重刑，卻還是以殺人方式來處理自身病痛，那麼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也沒有受損。

然而在北投殺童案兇手龔重安的精神鑑定上，從鑑定醫師一直到檢察官與三審法官，都搞混了前述兩者的區別。判決書清楚載明，「龔重安罹患思覺失調症，受幻聽與妄想干擾多年」，而思覺失調症的最大特徵，就是不認為自己生病，更不認為幻聽與妄想是假的，但精神鑑定與司法判決卻都認為，他行兇時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完全未受損。

試問，如果龔重安能辨識幻聽與妄想的內容是假的，也能辨識吃藥會改善，他還會採取殺人方式來減輕痛苦嗎？龔重安當然知道殺女童會被判重刑（事實上這正是他殺人的理由），但他能夠依循此一辨識而不殺人嗎？他如果知道幻聽與妄想乃因生病所致，知道看病吃藥會改善，那麼他當然就有其他選擇，然而他在這部分欠缺病識感，因此導致他採取了如果沒有罹患思覺失調症就不會做的解脫方式，所以說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已經受損。

當然，並非所有受幻聽與妄想干擾的人，都會以殺人來解決痛苦，所以說龔重安的犯案還是有一部分出於自主選擇。綜合來說，龔重安犯案時辨識能力與自控能力已經明顯受損，但未完全喪失，應依刑法十九條予以減刑（而非不罰），可惜三審法官過度採信精神鑑定報告，並未做出這樣的判決。

刑法第19條是說，「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

這條文是什麼意思？如果不懂，可以看底下這個例子。便溺應在廁所，大部分人都知道也可以做得到，不會隨地便溺，為什麼？一、你知道便溺應在廁所。二、當你想便溺卻沒有廁所時，你膀胱夠大，可以忍到廁所出現，或者你知道哪裡有廁所，可以趕緊去上。第一部分，就是辨識行為違法的能力，而第二部分，則是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龔重安呢？他當然知道殺童違法，會被判刑（知道便溺應在廁所），其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當然沒有受損，這是不證自明之事，檢察官與法官當初根本不應該就這部分委請精神鑑定，而是自己就可以判斷。那份精神鑑定費用，有一半的錢，根本沒必要花。

既然花了，那就要好好看精神鑑定報告出了什麼問題，從中擷取可用之處，而非囫圇吞棗。重點在於龔重安知道殺童違法，為什麼還去做？如果幻聽與妄想沒那麼困擾，他能夠忍耐（尿不急），或者他知道吃藥可以減少幻聽與妄想（知道廁所在哪裡），他當然就不會殺童（隨地便溺），反之，就是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明顯受損。檢察官與法官應從精神鑑定報告所提供的資料，做出合理論斷，而不是直接聽從鑑定醫師的意見。

做為一個精神科醫師，我必須說，這個關於精神病患殺人案件的判決，尤其是精神鑑定的結果，是錯誤的。偌大的司法與精神醫療體系，竟無力把這件事弄清楚講明白，令人訝異與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