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9-17  政大東南亞研究中心協力研究員；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特約助理研究員

在那個「西進」即是「反攻」的年代，「南向」便已開始。1956年，「中華民國東南亞經濟訪問團」於返國後擬定了「加強自由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經濟合作方案」。方案明確主張，應使台灣工業與東南亞的經濟資源相互配合利用，例如，台灣的輪胎工業可吸收越南之橡膠，再以成品滿足該國所需。自此以降，台灣每一次的南向政策，基本上都不脫「經貿連結」的概念。即令是今次強調「把東協當成台灣內需市場延伸」的新南向辦公室，還是有意開設「台灣窗口」的「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無不如是。

在1988年台越兩國開啟漁業談判以前，雙方的經貿連結因南越淪亡之故，於是中斷了13個年頭。台越經貿關係之所以能夠恢復，一方面與越南自1986年改革開放後，採取「廣交友、少樹敵」之外交政策有關，一方面則與台灣在外交戰略上改弦易轍，以「務實外交」 取代「零和外交」（與所有承認北京之開發中國家斷交） 有關。

根據許文堂教授研究指出，從1990年代初期到2011年，台越兩國幾乎年年簽署協議。不過自2011年至今年7月，台越間僅增加了4項協議而已（「外交部條約協定查詢系統」所示）。在兩國合計42項的雙邊協議中，與經貿事務直接相關者，大概就有25項，其中又以投資為大宗。

自1988年至2016年7月底，台灣在越南投資案共2,541 件，投資金額達319億4,382萬美元，在所有外人投資中排第4位。在對越投資金額上，台灣與排首位的南韓，相差了168億6,406萬美元；與排第二的日本相差了82億9,566萬美元。

其實，台灣曾經蟬連了20餘年的對越投資王座，那段時間，大抵就是年年幾乎達成協議的時段。直到政府從2008年「開始專注於中國市場，誤以為ECFA能帶來巨大利益，以致對台商輔導不足」，才使得台灣的對越投資總額，至2011年轉而落居日、韓之後。儘管2012年底至2013年初，台灣在越累計投資金額一度回到第2位，但在2013年的6月與10月，又接連滑落了一名。從該年10月至今，台灣就再沒離開過第4名的位子。

反觀南韓自2014年越南爆發513反中運動後，對越投資持續增加，包含「三星電子」在太原省高科技園區第2期之興建、「三星亞洲公司」在胡志明市園區設廠、「三星顯示」在北寧省設廠等大案，相偕推升了南韓排名，進而使其在2014年底躍居外人對越投資額之首位。

以三星為例，便可看出南韓在對越佈局上的深謀遠慮。三星雖認定中越南海爭端具有潛在風險（如中越邊境關閉，將會妨礙三星越南手機廠向廣東零部件廠的採購），但卻維持在越投資，甚至予以加碼。此舉固然可使三星在越南內部更能靈活供貨，關鍵是，這也讓河內政府感受到三星於越南進出口貿易戰略的配合態度，也就是不僅讓越南在手機零部件採購上減少對中國的依賴，並且能提高越南手機成品的出口數字。

三星此種思考，正是筆者近來強調的「入心」概念。神經科學家告訴我們，透過「學習」，神經元之間的連結性與訊號串接能力，便得以壯大。筆者所強調的「入心」，也正是一種向越南學習的過程，透過「學習」，我們一方面能夠深入了解越南的真正需求，一方面才可能創造出台灣被需要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