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5-30 政大國關係中心亞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長，政大東南亞研究中心執行長

台灣在五二０之後進入了嶄新的時代，放眼未來，政府除了要打造激勵人心的新願景，更需展現解決問題的格局與氣魄。

格局，決定台灣與世界的關係。氣魄，將帶領台灣走出困境。蔡總統的就職演說，沒有華麗的詞藻，也沒有引經據典的虛無飄渺，務實地凸顯了台灣與亞太、東南亞周邊區域的緊密連結。人民的共生、文化的共存、利益的共享，早已與1990年代啟動第一波南向政策的背景截然不同。無可否認地，台灣與周邊區域存在著「雙向互利」的共同體關係，不只共存，也需要共榮。

台灣與東南亞在地理位置上共處於亞洲，共存自然不成問題。除了共存，台灣更需要融入區域共同體，深化與東南亞國家及社會的關係。箇中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將現有的共存格局，轉換成具體的共榮願景，進而帶領台灣從被邊緣化的亞洲離島，走入嶄新的共同體世界。

南向政策的質變

二十年前的南向政策，與東南亞發展共榮關係並非政府的戰略考量。諸如1993年的《南進投資政策說帖》、1994年的《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經貿工作綱領》等政策規劃，多半反映出政府因應全球貿易依存體系變局的政策思路。鼓勵臺商投資及海外生產基地的佈局成為第一波南向政策的主調，絕大多數的倡議內容都充斥著「對台有利、經濟先行」的政策論述。

其後，不同階段的南向佈局，促使台灣持續在東南亞探索商機，同時也逐步發展國內政策社群、學術機構、產業、非政府組織網絡在東南亞事務方面的參與能量。儘管政府與企業瞭解快速崛起的東南亞在全球政治經濟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台灣在東南亞的戰略利益卻仍受制於「一個中國政策」的透明天花板效應，久久難以突破。

這項結構性的困境也導致長期以來各種呼籲政府應當審慎思考國家發展路向、建構國家級的亞洲戰略與東南亞整體經略架構等主張，始終無法受到決策圈的青睞。近年來，儘管政府各部門陸續提出各種針對東南亞的政策方案與倡議，加強對東南亞國家的經貿、投資與教育連結；不可諱言地，這些政策方案與倡議僅側重於回應特定議題、滿足特定對象或產業的需求，由於缺少完整區域戰略格局、行動藍圖、以及具有說服力的論述主調，整體成效顯得片段且零散。

二十年後的新南向政策，選擇在東協共同體（ASEAN Community）的建成元年宣布，東協所強調的「以民為本」（people-centered）價值，旋即成為台灣回應東南亞區域發展、深化與東南亞緊密聯繫的切入點。新政府對於東南亞的重視，從競選政見到總統就職典禮的各項安排，展現了與過去截然不同的格局。二十年多來，台灣與東南亞之間早已累積錯綜複雜的相互需求，然而，新南向的政策引導，不該只是政商關係的再強化，而是社會與自我認同的如實改造。

當前的臺灣社會開始推動東南亞識讀與文化平權運動，這說明了我們對於東南亞的認識，已經從「在東南亞的異國想像」轉換成「在臺灣的東南亞日常生活」。街角巷尾的東南亞元素，正在形塑臺灣社會的新自我認同與區域認同。

追求新的核心價值與政策論述

總統在五二0演說中特別強調的「新南向政策」，揭示了新政府處理台灣參與區域整合的態度。這段政策論述特別置於「區域的和平穩定發展及兩岸關係」的段落裡，從參與區域整合的自我期許，平移銜接穩定兩岸格局的負責任態度。

這是一種技巧性的訊息釋放，試圖從區域共同體的大格局來回應北京與周邊國家，未來台灣在經略「南向」與發展「兩岸」的政策立場，沒有擇一不可的矛盾衝突，只有積極承擔責任維護區域和平、穩定與繁榮的自我要求與誠懇籲請。

對台灣來說，新南向政策不會只是純粹的外交戰略，也不該依循過去的路徑，停留在幾項經濟方案的堆疊，或者是培育人才方案的零星點綴，這些都只是短期內滿足關鍵績效指標（KPI）的片面舉措。

拙見以為，新南向政策在本質上應該是由「外向」帶動「內省」的倡議，同時為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環節。藉著提出台灣參與區域整合的核心論述，政府宣布全方位自我強化與再造榮景的政策規劃與組織再造，將新南向當作「藥引」逐步正常化國家與社會的發展格局。

新南向政策的執行，從東南亞與亞洲事務人才的再培養、雙邊社會網絡的再擴散、雙向互利基礎的再強化，這些軟性的基礎建設都需要長期醞釀，並非一僦可及。再加上臺灣社會面臨以績效為導向的選舉政治週期，新政府上任後更將面臨把新南向「藥引」熬煮成「萬靈丹」的民意期待與壓力。

改革已經上路，除了政府在路向上的帶領氣魄，台灣社會更應在南向前行之餘虛心自省，檢討過去數十年來「台灣在東南亞」所留下的良莠形象與社會影響，同時更應關照「東南亞在臺灣」的近年發展需求。新南向政策的成敗，並不是亮麗的經貿統計數據，而是在於我們落實自我期許的態度與魄力，因為新南向的對象不只是東南亞，而是台灣國家與人民的自我改造。